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沿着时间的隧道回到现实的过去中，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这显然是接近真实的童话；
沿着深深的记忆隧道回到过去中的现实，这当然是完全真实的还原
——因为我最相信自己！
沿着时问的隧道回到现实的过去中，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显然是接近真实的童话；沿着深深的记忆隧道回到过去中的现实，这当然是完全真实的还原——因为我最相信自己！
每每在平坦的公路边，看着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或漂亮或朴素，或豪华或实用，或庞大或玲珑的汽车；听着纹理清晰的车轮碾压在黑黑的柏油马路上发出的“嘶嘶”的声音的时候；我的思绪有时候突然会出现还是孩提时代的记忆场。然后，就会有从梦境骤然回到现实时那种短暂的间歇性迷茫，我会
不由得问自己：这是真的！
我的记忆大约出现在3岁左右，4岁的事情就有比较完整的轮廓，5岁到25岁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而25岁到昨天的事情我却感到非常遥远。于是，有这样一个非常悲惨的结论出现：你老了！
大约是在4岁，我的记忆刚刚形成的时候，我的家住在现在的太原市并州西街6号。当时叫做：“并州西路14号1院3排58号”——这是我去“考”青年路小学的时候，唯一的一道“题”，也是我故去十几年的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唯一“辅导”过我的一道“题”。
我们的大院是当时山西省物资管理局的宿舍院。我家住着的排房，依着记忆去回想，那应该是日本人侵占太原时的兵营；更确切的讲，应该是日本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家属院。因为，我家房内各屋之间的隔断都是用芦苇夹泥土制成的——这种做法不是当时我们太原人的习惯和方法。各屋之间没有门，
“门槛”却是离开地面五六十公分的木制推拉门槽轨。种种迹象，这显然是日本式样的“榻榻米”。另外，在院子里还会经常挖出一些骸骨、钢盔、子弹和锈蚀的刺刀。调皮的孩子拿着那刺刀去逗狗，狗会龇着牙，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可见，那里有多少冤魂！
记忆初始的时间，应该是在1962年。并州西路是当时太原市城区外围（当时太原市的城墙大部分还在）的一条不大不小的街道。早先，这里就是一条普通的土路。与其他土路不同的是，路面上铺着一层拳头大小的“鹅卵石”。钉了掌的牲口踩在上面，会发出“噶哒，噶哒”很响的声音。其实，这也就是当时许多自然形成的路和人工修筑的路之问唯一的区别。
在这条用“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上，走的最多的就是马车。于是，“马路”这个称谓就由老百姓的口传心授自然形成。以至于，现在我们对公路的称谓依然是“马路”，而不习惯叫它“车路”，或是別的什么。现如今的“马路”上早就没有马和马车的影子了，我们对“马路”的称谓其实也应该改一下了。但是，叫什么呢？
那时候，马车是太原市里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三五挂（当时马车的计量单位就是“挂”）、七八挂，最多的有十来挂不等的马车队，经常从我们院的大门口前走过。由于这条路东高西底，坡度还真不算小。所以，马车从这里下坡时，就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这是驭手拉着连接木制刹车杆的皮带，让刹车杆和胶皮车轮轮箍铁框之间摩擦时发出的声音。现在，这种刺耳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因为马车没有了，当然这种原始的“刹车系统”也就没有了！
马车的后面，有时候会悄悄的爬上去几个淘气的娃娃，过一过“坐车瘾”。可是马路边没有过上“坐车瘾”的孩子就会操着地道的太原话大声喊：“赶马车的看后头，后头爬的个死舅舅，舅舅不是个好舅舅，舅舅的屁股光溜溜。”遇到这种情况，心善点儿的驭手也无所谓，你爬就爬、坐就坐；较真的驭手呢，头也不回，把手里的长杆鞭子向后一扬，那些“死舅舅”们就会连滚带爬地跳车逃跑。最过瘾的，是人家赶马车的把手里的长杆鞭子使劲一甩——“叭”。那清脆的响声，会让多少“死舅舅”暗地下决心：等长大了，老子也去赶马车。高兴了，让你们都上车；不高兴了，咱也拿鞭子抽你们！
汽车，在那个时候，太少见了！如果有一辆汽车路过，就会有人喊：
“汽车来咧——！”我们这帮满脸泥土的孩子就会风一样的跑到马路边去看汽车。其实，看到的也不过是和电影《南征北战》里差不多的那种当时称作“嘎斯”的方头四轮大卡车。叮呤当啷、稀哩哗啦的大卡车扬着尘土从我们身边走过。坐在驾驶室的司机，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按着洪亮的汽喇叭，用眼睛乜斜着我们这些“土老冒”。我们有时候也会捡块石头，扔到它的破“马槽”上。但是，没有谁敢去打人家的驾驶室和“牛哄哄”的司机。
后来，我在奶奶家住了一年多，大院儿门口的马路就变平了，上面还铺上了黄豆大小的石子和“臭油”（这是我们当时对沥青的称谓。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有这么称沥青的）。当然，车也比先前多了些，最多的就是“解放”牌大卡车。偶尔也会出现一辆小“吉普”，我们这帮孩子就会跟着人家跑，然后气喘嘘嘘、灰头土脸地对它品头论足。
再后来，马路上出现的摩托车开始吸引我们这帮孩子的眼球了。当时的摩托车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偏斗式三轮摩托车，这种摩托车在打仗的电影里出现的最多。不管是好人骑，还是坏蛋骑，真威风！另一种是带“轿子”（驾驶室）的三轮摩托车，一开始是圆的方向盘，后来也有的是车把。我们院里一个叫“吴骥”的满脸麻子的男人，就开着这样一辆带小“马槽”的摩托车。对这个人之所以印象深，就是因为这家伙爱喝酒，喝完酒就撒“酒疯”，撒“酒疯”的时候还会打我们这帮小孩儿，所以我们都特别怕他。再有一种就是二轮摩托车了，这种摩托车是邮局用来送电报的。后来，我才发现大人们最怕这种摩托车，因为家里一有电报来，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二轮摩托车，后来用的最多的是各个电影院之间来回倒换电影片子的人。摩托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八成就是因为开车的人发动车时候的“架势”了：脚踩启动杆，手拧油门把，排气筒发出的“嗵，嗵，嗵，……”的声音，尽管踩了多少下，车还是没有启动——就那样也“过瘾”！摩托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嘟……”的声音——嗯，会让你更过瘾！ 那时候，个人拥有摩托车是不可能的。为了显示“威风”，我们院儿有自己的自行车的“高干子弟”，就会把硬纸片插在自行车锁和后车叉的缝隙里。骑车的时候，后车轮的辐丝就会拨动硬纸片，发出很像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嘟……”，我们看着人家，真的觉得也很威风！
后来，我们院儿门口的马路终于又要修了。这次修路，我记得非常清楚：先是把马路向下挖四五十公分，第一层放的是太钢倒出的大“瓷猴”——其实就是炼铁的铁渣，有好多人还捡里面有铁的“瓷猴”，鼓捣着卖点儿钱。接着是一层半头砖大小的青石，然后再放一层鸡蛋大小的青石。总之，石头一层比一层小。到最后两层时，工人就把“臭油”放进架在路边的大铁锅里烧化了，用两三米长把的大铁勺子把滚烫的“臭油”泼洒在石子上面。最后，轧道机就上阵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轧道机，大家伙儿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叮呤咣铛、喘着粗气的大家伙是怎么压道的。当时的轧道机还是用蒸汽来做动力的，个头和声音都大的吓人，还能像火车一样响笛！最后一层是带着灰尘和碎末的小石子，撒在最上面，“臭油”就不黏糊车轱辘和脚丫子了，马路也就告成了。但是，马路上的小石子要等到第二年的夏天“臭油”被太阳晒软了，小石子才能被慢慢地压到“臭油”里面去，马路上才会慢慢地干净起来。怎么能像现在这样：用不了几天，大铺路机一过，黑黝黝、平整整的马路就出现了。我们院儿门口那条马路也就二三百米长，却好像修了有大半年。对了，那时候已经有马路牙子了。虽然很窄，但也足够我们坐在上面看汽车了。
时间，大约到了1964年左右。这段记忆中最重要的、也是标志性的“车”——自行车。那时候的自行车，是每家向往的、必须的、必备的、也是最昂贵的财产。家里拥有一辆自行车的那种自豪、那种得意，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的家庭中拥有一辆小轿车的感觉。我家就有一辆自行车，那是我父亲最看重的一件东西。据妈妈讲，这辆自行车大约是在1958年买的，价格大约是180元。对于当时爸爸和妈妈的工资加到一起才110元的我们家来说，买这样一辆自行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爸爸和妈妈的110元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还要接济农村老家的爷爷奶奶和那些“七姑八姨”。之所以买这辆自行车，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这是一辆苏联生产的“钻石牌”自行车，当时我们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很好，苏联进口的东西很多。比如说：花布、毛料、自行车等，卖不出去可能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于是，上级号召，甚至分配给单位的职工：必须买！实在没有钱的可以每月扣工资——这也许是我国最早的“分期付款”吧。于是，这辆“宝贝疙瘩”苏联自行车，在扣了我爸我妈两个人将近一年的工资之后，就成了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值钱归值钱，不过还真的没有在意它是不是会丢，那个时候似乎没有丢东西的概念。不像现在，丟辆自行车就跟玩儿似的。那天有位女士说：近几年她家居然丢了16辆自行车！相比之下，这几年我自己丢的6辆自行车就变得不值一提了。
我家的宝贝自行车，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自豪。因为我懂事的时候，它已经旧了。另外，我压根就别想碰它一下——除了爸爸让我擦它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那是一个单腿支架的自行车，不能够像别人家的那种全支架的自行车，支好以后，“后衣架子”上能坐人，还可以用手使劲转它的脚蹬子，然后看着后轱辘飞快的转。那种感觉，一个字——爽！我家隔壁的路叔叔就有一辆全支架的“飞鸽”自行车。路叔叔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他会把自行车擦的贼亮贼亮，已经买了好几年的自行车就跟新的一样。有时候路叔叔还会让我去转转那辆崭新自行车的脚蹬子，看着后车轮带着风“呜呜”地转，我特别高兴。然后，就会好好地和他家比我小三岁的儿子“虎虎”玩儿。
有一天，爸爸的自行车被撞了。我和几个伙伴跑去看的时候，我家的自行车躺在院儿门口的大马路上，前轱辘已经扭成了“麻花”。“肇事者”是跟大姐同岁的艾华，他的妈妈和我爸爸是同事，他的爸爸和我妈妈是同事，艾华和我的哥哥又是同学。艾华在路边捂着脸哭，那辆毫无损伤的“肇事车”——和路叔叔家一样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一一停在一边。倒是我爸爸去安慰羞愧难当而又泣不成声的“肇事者”——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处事方式和行为准则。
快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马路上的汽
车渐渐多起来了，站在路边时大约五六分钟能看到一辆，我们的稀奇劲儿也小了。但是，见一辆小轿车那还是挺稀罕的。后来，有的小孩儿能念出来什么“伏尔加”、“华沙”、“雪弗莱”，我只知道说的是小轿车，但哪个好哪个差？哪个便宜哪个贵？不清楚！我最向往的，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候坐的“红旗”轿车。当时听说太原有一辆，可是我始终没有见上。那时候，是多么渴望坐一坐汽车。不管什么车，坐在上面看着所有的一切都甩在你的身后，风呼呼的吹在脸上，真是享受。如果能够有一个熟人看到了，然后再跟他招一招手，那就更威风了，美的不得了！可是，哪有机会坐汽车呢？公共汽车，3站四分钱、6站八分钱、9站一毛二。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绝对是：“价格不菲”！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坐汽车，是在1966年的年初。一年级的我，刚刚放了寒假。爷爷领着我们姊妹四个，还有爸爸的“堂兄”——我们叫“二大爷”——家的两个调皮的堂哥哥一起回老家。先是从当时还在“正太街”（现在的位置大约在“三晋国际饭店”）的太原火车站坐上火车，到平遥。然后，再从平遥坐大半天的“班车”，沿着崎岖颠簸的山间土路，到沁源县的王陶。天哪，真幸福！一下子火车、汽车都坐了。
第一次坐火车，肯定是什么都新鲜，8岁的我只顾紧紧地拉着爷爷的袄襟襟。火车的样子和电影里的“旧社会”的火车差不多，凳子也是像公园里的那种长条凳一样，用木条钉的。上面的油漆已经被蹭的没有了，光溜溜的。所谓“班车”，其实就是一辆大卡车，马槽上连棚子都没有，只是在马槽的尾部架着一个用粗钢筋焊成的爬梯而已——后来的这种“班车”，马槽上也支上了绿色帆布棚子。
记的当时的规定是，5岁以下的小孩儿不要钱。我虽然已经快8岁了，但是个子非常小，身体又瘦弱。所以，当卖票的人操着平遥话问我“几个生日儿了？”（读音：zi Huai Shi Li，意思是：几岁啦？）爷爷连忙说：“五个生日儿”。于是，我也跟着说：“五个生日儿”，然后就被大人们连拖带拽拎上了车。
这显然是接近真实的童话；
沿着深深的记忆隧道回到过去中的现实，这当然是完全真实的还原
——因为我最相信自己！
沿着时问的隧道回到现实的过去中，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显然是接近真实的童话；沿着深深的记忆隧道回到过去中的现实，这当然是完全真实的还原——因为我最相信自己！
每每在平坦的公路边，看着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或漂亮或朴素，或豪华或实用，或庞大或玲珑的汽车；听着纹理清晰的车轮碾压在黑黑的柏油马路上发出的“嘶嘶”的声音的时候；我的思绪有时候突然会出现还是孩提时代的记忆场。然后，就会有从梦境骤然回到现实时那种短暂的间歇性迷茫，我会
不由得问自己：这是真的！
我的记忆大约出现在3岁左右，4岁的事情就有比较完整的轮廓，5岁到25岁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而25岁到昨天的事情我却感到非常遥远。于是，有这样一个非常悲惨的结论出现：你老了！
大约是在4岁，我的记忆刚刚形成的时候，我的家住在现在的太原市并州西街6号。当时叫做：“并州西路14号1院3排58号”——这是我去“考”青年路小学的时候，唯一的一道“题”，也是我故去十几年的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唯一“辅导”过我的一道“题”。
我们的大院是当时山西省物资管理局的宿舍院。我家住着的排房，依着记忆去回想，那应该是日本人侵占太原时的兵营；更确切的讲，应该是日本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家属院。因为，我家房内各屋之间的隔断都是用芦苇夹泥土制成的——这种做法不是当时我们太原人的习惯和方法。各屋之间没有门，
“门槛”却是离开地面五六十公分的木制推拉门槽轨。种种迹象，这显然是日本式样的“榻榻米”。另外，在院子里还会经常挖出一些骸骨、钢盔、子弹和锈蚀的刺刀。调皮的孩子拿着那刺刀去逗狗，狗会龇着牙，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可见，那里有多少冤魂！
记忆初始的时间，应该是在1962年。并州西路是当时太原市城区外围（当时太原市的城墙大部分还在）的一条不大不小的街道。早先，这里就是一条普通的土路。与其他土路不同的是，路面上铺着一层拳头大小的“鹅卵石”。钉了掌的牲口踩在上面，会发出“噶哒，噶哒”很响的声音。其实，这也就是当时许多自然形成的路和人工修筑的路之问唯一的区别。
在这条用“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上，走的最多的就是马车。于是，“马路”这个称谓就由老百姓的口传心授自然形成。以至于，现在我们对公路的称谓依然是“马路”，而不习惯叫它“车路”，或是別的什么。现如今的“马路”上早就没有马和马车的影子了，我们对“马路”的称谓其实也应该改一下了。但是，叫什么呢？
那时候，马车是太原市里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三五挂（当时马车的计量单位就是“挂”）、七八挂，最多的有十来挂不等的马车队，经常从我们院的大门口前走过。由于这条路东高西底，坡度还真不算小。所以，马车从这里下坡时，就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这是驭手拉着连接木制刹车杆的皮带，让刹车杆和胶皮车轮轮箍铁框之间摩擦时发出的声音。现在，这种刺耳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因为马车没有了，当然这种原始的“刹车系统”也就没有了！
马车的后面，有时候会悄悄的爬上去几个淘气的娃娃，过一过“坐车瘾”。可是马路边没有过上“坐车瘾”的孩子就会操着地道的太原话大声喊：“赶马车的看后头，后头爬的个死舅舅，舅舅不是个好舅舅，舅舅的屁股光溜溜。”遇到这种情况，心善点儿的驭手也无所谓，你爬就爬、坐就坐；较真的驭手呢，头也不回，把手里的长杆鞭子向后一扬，那些“死舅舅”们就会连滚带爬地跳车逃跑。最过瘾的，是人家赶马车的把手里的长杆鞭子使劲一甩——“叭”。那清脆的响声，会让多少“死舅舅”暗地下决心：等长大了，老子也去赶马车。高兴了，让你们都上车；不高兴了，咱也拿鞭子抽你们！
汽车，在那个时候，太少见了！如果有一辆汽车路过，就会有人喊：
“汽车来咧——！”我们这帮满脸泥土的孩子就会风一样的跑到马路边去看汽车。其实，看到的也不过是和电影《南征北战》里差不多的那种当时称作“嘎斯”的方头四轮大卡车。叮呤当啷、稀哩哗啦的大卡车扬着尘土从我们身边走过。坐在驾驶室的司机，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按着洪亮的汽喇叭，用眼睛乜斜着我们这些“土老冒”。我们有时候也会捡块石头，扔到它的破“马槽”上。但是，没有谁敢去打人家的驾驶室和“牛哄哄”的司机。
后来，我在奶奶家住了一年多，大院儿门口的马路就变平了，上面还铺上了黄豆大小的石子和“臭油”（这是我们当时对沥青的称谓。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有这么称沥青的）。当然，车也比先前多了些，最多的就是“解放”牌大卡车。偶尔也会出现一辆小“吉普”，我们这帮孩子就会跟着人家跑，然后气喘嘘嘘、灰头土脸地对它品头论足。
再后来，马路上出现的摩托车开始吸引我们这帮孩子的眼球了。当时的摩托车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偏斗式三轮摩托车，这种摩托车在打仗的电影里出现的最多。不管是好人骑，还是坏蛋骑，真威风！另一种是带“轿子”（驾驶室）的三轮摩托车，一开始是圆的方向盘，后来也有的是车把。我们院里一个叫“吴骥”的满脸麻子的男人，就开着这样一辆带小“马槽”的摩托车。对这个人之所以印象深，就是因为这家伙爱喝酒，喝完酒就撒“酒疯”，撒“酒疯”的时候还会打我们这帮小孩儿，所以我们都特别怕他。再有一种就是二轮摩托车了，这种摩托车是邮局用来送电报的。后来，我才发现大人们最怕这种摩托车，因为家里一有电报来，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二轮摩托车，后来用的最多的是各个电影院之间来回倒换电影片子的人。摩托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八成就是因为开车的人发动车时候的“架势”了：脚踩启动杆，手拧油门把，排气筒发出的“嗵，嗵，嗵，……”的声音，尽管踩了多少下，车还是没有启动——就那样也“过瘾”！摩托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嘟……”的声音——嗯，会让你更过瘾！ 那时候，个人拥有摩托车是不可能的。为了显示“威风”，我们院儿有自己的自行车的“高干子弟”，就会把硬纸片插在自行车锁和后车叉的缝隙里。骑车的时候，后车轮的辐丝就会拨动硬纸片，发出很像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嘟……”，我们看着人家，真的觉得也很威风！
后来，我们院儿门口的马路终于又要修了。这次修路，我记得非常清楚：先是把马路向下挖四五十公分，第一层放的是太钢倒出的大“瓷猴”——其实就是炼铁的铁渣，有好多人还捡里面有铁的“瓷猴”，鼓捣着卖点儿钱。接着是一层半头砖大小的青石，然后再放一层鸡蛋大小的青石。总之，石头一层比一层小。到最后两层时，工人就把“臭油”放进架在路边的大铁锅里烧化了，用两三米长把的大铁勺子把滚烫的“臭油”泼洒在石子上面。最后，轧道机就上阵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轧道机，大家伙儿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叮呤咣铛、喘着粗气的大家伙是怎么压道的。当时的轧道机还是用蒸汽来做动力的，个头和声音都大的吓人，还能像火车一样响笛！最后一层是带着灰尘和碎末的小石子，撒在最上面，“臭油”就不黏糊车轱辘和脚丫子了，马路也就告成了。但是，马路上的小石子要等到第二年的夏天“臭油”被太阳晒软了，小石子才能被慢慢地压到“臭油”里面去，马路上才会慢慢地干净起来。怎么能像现在这样：用不了几天，大铺路机一过，黑黝黝、平整整的马路就出现了。我们院儿门口那条马路也就二三百米长，却好像修了有大半年。对了，那时候已经有马路牙子了。虽然很窄，但也足够我们坐在上面看汽车了。
时间，大约到了1964年左右。这段记忆中最重要的、也是标志性的“车”——自行车。那时候的自行车，是每家向往的、必须的、必备的、也是最昂贵的财产。家里拥有一辆自行车的那种自豪、那种得意，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的家庭中拥有一辆小轿车的感觉。我家就有一辆自行车，那是我父亲最看重的一件东西。据妈妈讲，这辆自行车大约是在1958年买的，价格大约是180元。对于当时爸爸和妈妈的工资加到一起才110元的我们家来说，买这样一辆自行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爸爸和妈妈的110元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还要接济农村老家的爷爷奶奶和那些“七姑八姨”。之所以买这辆自行车，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这是一辆苏联生产的“钻石牌”自行车，当时我们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很好，苏联进口的东西很多。比如说：花布、毛料、自行车等，卖不出去可能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于是，上级号召，甚至分配给单位的职工：必须买！实在没有钱的可以每月扣工资——这也许是我国最早的“分期付款”吧。于是，这辆“宝贝疙瘩”苏联自行车，在扣了我爸我妈两个人将近一年的工资之后，就成了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值钱归值钱，不过还真的没有在意它是不是会丢，那个时候似乎没有丢东西的概念。不像现在，丟辆自行车就跟玩儿似的。那天有位女士说：近几年她家居然丢了16辆自行车！相比之下，这几年我自己丢的6辆自行车就变得不值一提了。
我家的宝贝自行车，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自豪。因为我懂事的时候，它已经旧了。另外，我压根就别想碰它一下——除了爸爸让我擦它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那是一个单腿支架的自行车，不能够像别人家的那种全支架的自行车，支好以后，“后衣架子”上能坐人，还可以用手使劲转它的脚蹬子，然后看着后轱辘飞快的转。那种感觉，一个字——爽！我家隔壁的路叔叔就有一辆全支架的“飞鸽”自行车。路叔叔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他会把自行车擦的贼亮贼亮，已经买了好几年的自行车就跟新的一样。有时候路叔叔还会让我去转转那辆崭新自行车的脚蹬子，看着后车轮带着风“呜呜”地转，我特别高兴。然后，就会好好地和他家比我小三岁的儿子“虎虎”玩儿。
有一天，爸爸的自行车被撞了。我和几个伙伴跑去看的时候，我家的自行车躺在院儿门口的大马路上，前轱辘已经扭成了“麻花”。“肇事者”是跟大姐同岁的艾华，他的妈妈和我爸爸是同事，他的爸爸和我妈妈是同事，艾华和我的哥哥又是同学。艾华在路边捂着脸哭，那辆毫无损伤的“肇事车”——和路叔叔家一样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一一停在一边。倒是我爸爸去安慰羞愧难当而又泣不成声的“肇事者”——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处事方式和行为准则。
快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马路上的汽
车渐渐多起来了，站在路边时大约五六分钟能看到一辆，我们的稀奇劲儿也小了。但是，见一辆小轿车那还是挺稀罕的。后来，有的小孩儿能念出来什么“伏尔加”、“华沙”、“雪弗莱”，我只知道说的是小轿车，但哪个好哪个差？哪个便宜哪个贵？不清楚！我最向往的，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候坐的“红旗”轿车。当时听说太原有一辆，可是我始终没有见上。那时候，是多么渴望坐一坐汽车。不管什么车，坐在上面看着所有的一切都甩在你的身后，风呼呼的吹在脸上，真是享受。如果能够有一个熟人看到了，然后再跟他招一招手，那就更威风了，美的不得了！可是，哪有机会坐汽车呢？公共汽车，3站四分钱、6站八分钱、9站一毛二。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绝对是：“价格不菲”！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坐汽车，是在1966年的年初。一年级的我，刚刚放了寒假。爷爷领着我们姊妹四个，还有爸爸的“堂兄”——我们叫“二大爷”——家的两个调皮的堂哥哥一起回老家。先是从当时还在“正太街”（现在的位置大约在“三晋国际饭店”）的太原火车站坐上火车，到平遥。然后，再从平遥坐大半天的“班车”，沿着崎岖颠簸的山间土路，到沁源县的王陶。天哪，真幸福！一下子火车、汽车都坐了。
第一次坐火车，肯定是什么都新鲜，8岁的我只顾紧紧地拉着爷爷的袄襟襟。火车的样子和电影里的“旧社会”的火车差不多，凳子也是像公园里的那种长条凳一样，用木条钉的。上面的油漆已经被蹭的没有了，光溜溜的。所谓“班车”，其实就是一辆大卡车，马槽上连棚子都没有，只是在马槽的尾部架着一个用粗钢筋焊成的爬梯而已——后来的这种“班车”，马槽上也支上了绿色帆布棚子。
记的当时的规定是，5岁以下的小孩儿不要钱。我虽然已经快8岁了，但是个子非常小，身体又瘦弱。所以，当卖票的人操着平遥话问我“几个生日儿了？”（读音：zi Huai Shi Li，意思是：几岁啦？）爷爷连忙说：“五个生日儿”。于是，我也跟着说：“五个生日儿”，然后就被大人们连拖带拽拎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