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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①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②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③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管控;系统动力学;协调发展;三线一单
中图分类号 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5-0163-11DOI：10.12062/cpre.20200937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多次强调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2017年7月，原環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下简称《规划》），设定了2020、2030年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目标，确立了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方面的改善性指标要求。但是，目前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以及环境负面清单的划定工作尚处于论证阶段，相关限制性指标还未完全确立，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体系，加强资源环境管控仍是现阶段的重点。
1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Grossman等[1]提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概念，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Sachs等[2]认为受到资源开发挤出效应的影响，资源充沛的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存在“资源诅咒”。基于这些经典理论，部分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资源开发间的两两关系展开了研究，吴传清等[3]认为2004—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与EKC的结论一致，曲线拐点出现在人均GDP为1341元时，目前处于拐点的右侧。而葛艳芳等[4]认为并非所有省份均存在倒U型关系，且上海、安徽等省份的拐点也未到达。刘耀彬等[5]认为，当长江经济带资源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相互转换。成金华等[6]认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布局不合理、结构失衡，矿业权侵占生态空间，其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于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的关系，苑清敏等[7]运用Tapio弹性分析和交叉脱钩指数，研究京津冀地区三者间的脱钩协同关系。杨红娟等[8]对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云南省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协调发展为最优路径。近年来学者们倾向于引入耦合理论来描述三者关系。刘承良等[9]、姜磊等[10]分别测算了我国省域和武汉城市圈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方传棣等[11]、逯进等[12]细化了资源的种类，分别以矿产资源和能源为对象，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和我国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特征。由于耦合理论能够较好地对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作出综合评价，且具有直观性和易解释性的优点，以此为基础测算区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趋势。
关于环境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如张成等[13]、Lanjouw等[14]、Bedsworth等[15]等人基于“波特假说”分别对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二是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如Macho-Stadler[16]论证了征收污染税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郑石明[17]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三同时”制度、排污费制度、环境信访制度、污染治理投资规模等环境政策工具在提高环境质量方面的效应。而在资源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资源种类和政策手段的不同，林伯强等[18]、徐晓亮等[19]、王克强等[20]、苏轶娜等[21]、曾先峰等[22]等人分别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补贴、资源税与环境税政策进行了评估。在研究不同类型政策的差异性影响方面，系统动力学模型[2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24]、组合模型[25]等都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系统动力学由于在处理非线性、高阶次、多层次关系时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模拟复杂系统下的政策影响，因此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26-28]。
综上，现有相关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对于“经济与环境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是处于‘资源诅咒’还是‘资源尾效’之中？”“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是否仍然存在”等问题仍存在争议。第二，关于资源、环境政策影响的研究多以环境税、补贴、排污费等为对象，而针对“三线一单”政策影响的定量分析鲜有涉及。第三，现有利用系统动力学进行情景分析的研究大多通过直接调整系统内部变量的参数来实现政策模拟，系统对现实的仿真性较弱，且未对预测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所得结果应用性和指向性不强。因此，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的外部冲击，预测的主要指标模拟值，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管控强度情景下的耦合协调度，以期为“三线一单”以及“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与借鉴。 2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2.1系统动力学
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复合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仅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同时来自政策的外部冲击也将对各个子系统运行造成影响，因此，文章拟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29]，模拟不同管控政策情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主要指标演变情况。
2.1.1因果反馈分析
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1）传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带来经济产值增加，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资源耗用与污染排放则会加大区域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区域环境质量的下降与污染的加重，即使人类生存状态受到威胁，削减了区域劳动力供给，又使依赖于水、土、气等要素的工、农、旅游等产业的产出质量下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持续供应能力支撑着区域经济增长，但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将加剧环境污染。
（2）在共抓大保护的背景下，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节能、节水、污染治理投资在社会总投资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形成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系统的正向效应。
（3）在管控政策约束下的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约束目标的设定将进一步加深三者的联系。一方面，政府和企业为实现某一特定资源或环境目标，会将本应投入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用于节能和环保投资，选择牺牲部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产业进行有序退出和限制进入，会引起资本存量、投资结构以及资源产量的变化，对经济和资源系统造成冲击。
2.1.2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因果关系，构建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政策影响模型（图2），各个子系统中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变量间的主要反馈关系有如下几条：
第一，GDP→社会生产总投资→负面清单管控→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量→固定资产存量→产业产值→GDP;
第二，资源耗用量→资源总量管控→节能节水投资系数→节能节水投资→节能节水投资存量→单位产值的资源耗用量→资源耗用量;
第三，环境污染量→污染总量管控→环保投资系数→环保投资→环保投资存量→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治理量→环境污染量;
第四，总人口→社会劳动力→产业产值→三废排放→环境污染量→死亡率→总人口;
第五，GDP→环境污染量→污染总量管控→污染治理投资→社会生产总投资→产业产值→GDP;
第六，GDP→资源耗用量→资源总量管控→节能节水投资→社会生产总投资→产业产值→GDP;
第七，生态红线划定→红线内产业退出→固定资产存量→产业产值→GDP;
第八，生态红线划定→矿业权重叠→红线内矿业权退出→资源产量。
2.1.3参数确定
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初始年份，时间步长为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19年各省市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其中，涉及计量经济模型的部分数据起始年份延长至1990年。模型参数的确定主要采用算数平均、表函数、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及参考已有文献等方法，具体方法见表2。
2.1.4模型检验
（1）历史数据对比法。文章所选取7个变量的2014—2018年模拟值和实际值误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表3），表明该系统模型对于模拟现实具有可行性。
（2）模型敏感度检验。将2030年作为测试的时间节点，以社会生产总投资在-3%～3%之间变化进行。结果如图3所示：GDP、第二产业占比、废水排放量、废水治理量、煤炭产量、煤炭消费量的变动均在-2%～2%之間，变动区间合理，模型行为模式并没因为外生变量参数的微小变动出现异常变动，可用于模拟分析。
2.1.5政策情境设置
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并在每大类政策情景下设置弱、中、强三小类政策情景。同时，为增强系统的仿真性，将政策的起始年份设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的发布年—2017年，将目标的考核年份设为2030年。
（1）资源利用上限情景。在水资源利用上限方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已划定了2020年和2030年的水资源消耗总量的上限，分别为3001.9万m3和2922.19万m3。研究分别参照《规划》中2030年限制值、2020年的限制值以及2020年限制值的95%，划定强、中、弱三类水资源上限约束，以探究在更为激进的水资源总量管控政策下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资源复合系统的演化趋势。在能源使用上限方面，《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开展煤炭消费减量行动，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5%以上”。以此为依据，研究设置弱、中、强三类能源利用上限情境，单位GDP煤炭消耗的年减少量分别为8%、9%、15%，单位GDP石油消耗的减少量分别为5%、6%、10%。并根据基准情景下GDP的模拟值，计算出各类情景下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利用上限，如表4所示。
（2）环境污染底线情景。《“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15%”。据此，文章以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为原则，分别以各类污染削减10%、20%、30%（2017年为基期）为2030年的目标，设置环境污染底线弱、中、强三类情景，如表5所示。 （3）生态红线管控情景。目前，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已完成了生态红线的初步划定，依据2020年公布的生态红线划定方案，生态红线面积达到54.61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6.5%，达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25%的要求。但是，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水源涵养地、生态安全屏障区，理应肩负起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且各省市生态红线区的补划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文章按照生态红线年补划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1.5%、2%，设置弱、中、强三类生态红线管控情景，如表6所示。
（4）环境负面清单管控情景。《“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指出，划定水、大气、土壤环境的重点管控区，禁止准入加剧环境质量超标状况的建设项目，实施环境负面清单。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产业由于其“高污染”“高排放”特征，受负面清单的影响最为显著。2017年，长江经济带临江1km内有重化企业71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89家，占68.4%，若实施负面清单，大部分的重化产业面临着关停、转移、升级、重组。因此，文章假设负面清单的实施能够引起结构调整，促进第二产业的投资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弱、中、强三种情景下，经济体中分别有5%、10%、15%的固定资产投资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而劳动力也会随之发生转移，其比例分别为3.85%、7.7%、11.55%（表7）。
2.1.6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
为研究各类资源环境管控政策对于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以及政策间的互斥与互补效应，该部分以各类政策强约束为例，对模拟结果进行比较。
（1）经济系统的政策影响。图4显示，GDP增速由低至高分别为：污染底线约束、资源上限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负面清单管控。这说明，资源上限和环境底线约束会引起节能和环保投资增加和生产性投入减少，抑制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且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相比于限制资源利用总量，达到特定环境质量目标所牺牲的GDP可能更多;生态红线的增补会增加红线内产业退出的比例，对第二产业固定资产存量以及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负面清单管控有利于实现第三产业的增量投资，获得“结构红利”[32]，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2）资源系统的政策影响。图5显示，用水量由低到高分别为：资源上限约束、负面清单管控、污染底线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这说明，另外三类管控政策均对资源上限约束政策有补充作用，但作用的机制与强度不同。负面清单通过削减耗水较大的工业的比重实现用水量的减少，因此作用效果更为突出。而污染底线约束和红线约束则分别通过削减社会生产总投资和资本存量，降低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以促进用水量的降低。
图6、图7显示，能源消耗量由低到高分别为：资源上限约束、污染底线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负面清单管控。污染底线和生态红线约束对于能耗削减的作用机制与用水量类似。而负面清单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耗能工业的进入，但现有产业的高产出造成了能源消耗总量的快速上升。
（3）环境系统的政策影响。图8、图9、图10显示，水、大气、固废污染在总体趋势上呈现大致相同的特征，污染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污染底线约束、负面清单管控、资源上限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这说明，另外三类管控政策均对污染底线约束具有补充作用。其中负面清单政策作用最为显著。这是由于负面清单能够对污染的源头进行管控，限制具有“高污染”特征的工业进入，大幅降低污染的排放量。而资源上限和生态红线约束只能通过抑制投资，减少产出，来实现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因此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弱。
3不同强度“三线一单”管控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测算一般而言，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政策影响研究只能输出单一变量的预测值，难以对多变量的综合指标进行评价，也无法直接衡量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因此，为筛选最适宜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三线一单”管控的政策尺度，文章引入耦合理论来测算不同管控强度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
3.1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
（1）构建指标体系。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8所示，其中各子系统分别包含6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
（2）數据标准化与权重计算。采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3）采用加权TOPSIS法计算综合评价值计算规范矩阵：
其中，α、β、γ表示分别表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重要程度，在“共抓大保护”背景下资源和环境较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强，但三者间的贡献度受到协调发展要求又不能过于失衡，因此，文章将α、β、γ定为0.3、0.35、0.35。
3.2不同管控强度下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图11显示，在基准情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于2024年到达峰值0.6523，2030年降至0.5661，低于2017年的水平。在弱强度的管控情景下，耦合协调度在2018年降至0.5719，随后先升后降，于2028年到达峰值0.7341。在中等强度的管控情景下，耦合协调度在2018年下降至最低值后持续上升，其2030年值到达0.775，高于其余三种情景。在高强度的管控情景下，2018年耦合协调度值快速上升至0.65，随后缓慢上升，2030年值为0.7291。由此可知：第一，若不对区域资源、环境加以管控，现有经济发展以及环保、节能技术水平只能支撑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维持一个较短时期的协调，当经济规模扩张到一定水平，环境质量的下降和资源供需缺口加大，导致长江经济带未来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失衡。第二，低强度的资源环境管控虽然能够延长区域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持续时间，但由于不能缓解资源和环境系统的结构性、趋势性、根源性压力，其在长期仍存在着失衡的风险;第三，在高强度的管控下，长江经济带协调程度虽然在短期内出现急剧的上升，但是过于严苛的政策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受制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协调度的增长在长期表现疲软。第四，中等强度的管控对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明显，在维持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资源耗用量持续下降的前提下，保持一定量的生产性投资和固定资产存量，使经济-资源-环境三者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协调发展水平的稳步推进。 4结论与建议
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了不同强度资源环境管控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
（1）在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资源环境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
（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于实现各自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除负面清单对资源上限管控具有负面影响外，其余政策间均存在着互补效应，因此加快构建“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的约束强度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因此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
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尺度选择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资源利用上限的设立应以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等为依据，以单位产值资源消耗强度管控为基础，实施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建立分阶段、分种类的指标分解落实机制，保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发挥资源管控对于消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
（2）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水、大气、土壤等要素的环境影响评价，明确环境污染的底线。基于区域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加快环境质量改善潜力和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核算，将底线指标转化为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制指标。
（3）开展区域生态功能重要性、敏感性以及脆弱性的分级评价，确定生态红线最小面积。充分衔接生态红线划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规划，将生态红线纳入“多规合一”，给区域经济发展及资源保障供给预留空间。
（4）负面清单的划定要与“三线”划定成果相衔接，重点对规划中的建设行为、市场主体提出清单化的环境要求，推动政策间的联动效应。同时，应加强第三产业的政策支持及配套监管机制建设，发挥负面清单在第三产业增量投资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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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杰）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管控;系统动力学;协调发展;三线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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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多次强调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2017年7月，原環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下简称《规划》），设定了2020、2030年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目标，确立了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方面的改善性指标要求。但是，目前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以及环境负面清单的划定工作尚处于论证阶段，相关限制性指标还未完全确立，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体系，加强资源环境管控仍是现阶段的重点。
1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Grossman等[1]提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概念，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Sachs等[2]认为受到资源开发挤出效应的影响，资源充沛的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存在“资源诅咒”。基于这些经典理论，部分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资源开发间的两两关系展开了研究，吴传清等[3]认为2004—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与EKC的结论一致，曲线拐点出现在人均GDP为1341元时，目前处于拐点的右侧。而葛艳芳等[4]认为并非所有省份均存在倒U型关系，且上海、安徽等省份的拐点也未到达。刘耀彬等[5]认为，当长江经济带资源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相互转换。成金华等[6]认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布局不合理、结构失衡，矿业权侵占生态空间，其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于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的关系，苑清敏等[7]运用Tapio弹性分析和交叉脱钩指数，研究京津冀地区三者间的脱钩协同关系。杨红娟等[8]对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云南省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协调发展为最优路径。近年来学者们倾向于引入耦合理论来描述三者关系。刘承良等[9]、姜磊等[10]分别测算了我国省域和武汉城市圈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方传棣等[11]、逯进等[12]细化了资源的种类，分别以矿产资源和能源为对象，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和我国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特征。由于耦合理论能够较好地对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作出综合评价，且具有直观性和易解释性的优点，以此为基础测算区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趋势。
关于环境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如张成等[13]、Lanjouw等[14]、Bedsworth等[15]等人基于“波特假说”分别对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二是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如Macho-Stadler[16]论证了征收污染税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郑石明[17]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三同时”制度、排污费制度、环境信访制度、污染治理投资规模等环境政策工具在提高环境质量方面的效应。而在资源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资源种类和政策手段的不同，林伯强等[18]、徐晓亮等[19]、王克强等[20]、苏轶娜等[21]、曾先峰等[22]等人分别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补贴、资源税与环境税政策进行了评估。在研究不同类型政策的差异性影响方面，系统动力学模型[2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24]、组合模型[25]等都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系统动力学由于在处理非线性、高阶次、多层次关系时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模拟复杂系统下的政策影响，因此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26-28]。
综上，现有相关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对于“经济与环境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是处于‘资源诅咒’还是‘资源尾效’之中？”“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是否仍然存在”等问题仍存在争议。第二，关于资源、环境政策影响的研究多以环境税、补贴、排污费等为对象，而针对“三线一单”政策影响的定量分析鲜有涉及。第三，现有利用系统动力学进行情景分析的研究大多通过直接调整系统内部变量的参数来实现政策模拟，系统对现实的仿真性较弱，且未对预测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所得结果应用性和指向性不强。因此，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的外部冲击，预测的主要指标模拟值，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管控强度情景下的耦合协调度，以期为“三线一单”以及“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与借鉴。 2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2.1系统动力学
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复合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仅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同时来自政策的外部冲击也将对各个子系统运行造成影响，因此，文章拟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29]，模拟不同管控政策情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主要指标演变情况。
2.1.1因果反馈分析
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1）传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带来经济产值增加，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资源耗用与污染排放则会加大区域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区域环境质量的下降与污染的加重，即使人类生存状态受到威胁，削减了区域劳动力供给，又使依赖于水、土、气等要素的工、农、旅游等产业的产出质量下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持续供应能力支撑着区域经济增长，但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将加剧环境污染。
（2）在共抓大保护的背景下，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节能、节水、污染治理投资在社会总投资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形成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系统的正向效应。
（3）在管控政策约束下的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中，约束目标的设定将进一步加深三者的联系。一方面，政府和企业为实现某一特定资源或环境目标，会将本应投入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用于节能和环保投资，选择牺牲部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产业进行有序退出和限制进入，会引起资本存量、投资结构以及资源产量的变化，对经济和资源系统造成冲击。
2.1.2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因果关系，构建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政策影响模型（图2），各个子系统中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变量间的主要反馈关系有如下几条：
第一，GDP→社会生产总投资→负面清单管控→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量→固定资产存量→产业产值→GDP;
第二，资源耗用量→资源总量管控→节能节水投资系数→节能节水投资→节能节水投资存量→单位产值的资源耗用量→资源耗用量;
第三，环境污染量→污染总量管控→环保投资系数→环保投资→环保投资存量→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治理量→环境污染量;
第四，总人口→社会劳动力→产业产值→三废排放→环境污染量→死亡率→总人口;
第五，GDP→环境污染量→污染总量管控→污染治理投资→社会生产总投资→产业产值→GDP;
第六，GDP→资源耗用量→资源总量管控→节能节水投资→社会生产总投资→产业产值→GDP;
第七，生态红线划定→红线内产业退出→固定资产存量→产业产值→GDP;
第八，生态红线划定→矿业权重叠→红线内矿业权退出→资源产量。
2.1.3参数确定
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初始年份，时间步长为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19年各省市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其中，涉及计量经济模型的部分数据起始年份延长至1990年。模型参数的确定主要采用算数平均、表函数、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及参考已有文献等方法，具体方法见表2。
2.1.4模型检验
（1）历史数据对比法。文章所选取7个变量的2014—2018年模拟值和实际值误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表3），表明该系统模型对于模拟现实具有可行性。
（2）模型敏感度检验。将2030年作为测试的时间节点，以社会生产总投资在-3%～3%之间变化进行。结果如图3所示：GDP、第二产业占比、废水排放量、废水治理量、煤炭产量、煤炭消费量的变动均在-2%～2%之間，变动区间合理，模型行为模式并没因为外生变量参数的微小变动出现异常变动，可用于模拟分析。
2.1.5政策情境设置
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并在每大类政策情景下设置弱、中、强三小类政策情景。同时，为增强系统的仿真性，将政策的起始年份设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的发布年—2017年，将目标的考核年份设为2030年。
（1）资源利用上限情景。在水资源利用上限方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已划定了2020年和2030年的水资源消耗总量的上限，分别为3001.9万m3和2922.19万m3。研究分别参照《规划》中2030年限制值、2020年的限制值以及2020年限制值的95%，划定强、中、弱三类水资源上限约束，以探究在更为激进的水资源总量管控政策下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资源复合系统的演化趋势。在能源使用上限方面，《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开展煤炭消费减量行动，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5%以上”。以此为依据，研究设置弱、中、强三类能源利用上限情境，单位GDP煤炭消耗的年减少量分别为8%、9%、15%，单位GDP石油消耗的减少量分别为5%、6%、10%。并根据基准情景下GDP的模拟值，计算出各类情景下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利用上限，如表4所示。
（2）环境污染底线情景。《“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15%”。据此，文章以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为原则，分别以各类污染削减10%、20%、30%（2017年为基期）为2030年的目标，设置环境污染底线弱、中、强三类情景，如表5所示。 （3）生态红线管控情景。目前，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已完成了生态红线的初步划定，依据2020年公布的生态红线划定方案，生态红线面积达到54.61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6.5%，达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25%的要求。但是，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水源涵养地、生态安全屏障区，理应肩负起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且各省市生态红线区的补划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文章按照生态红线年补划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1.5%、2%，设置弱、中、强三类生态红线管控情景，如表6所示。
（4）环境负面清单管控情景。《“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指出，划定水、大气、土壤环境的重点管控区，禁止准入加剧环境质量超标状况的建设项目，实施环境负面清单。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产业由于其“高污染”“高排放”特征，受负面清单的影响最为显著。2017年，长江经济带临江1km内有重化企业71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89家，占68.4%，若实施负面清单，大部分的重化产业面临着关停、转移、升级、重组。因此，文章假设负面清单的实施能够引起结构调整，促进第二产业的投资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弱、中、强三种情景下，经济体中分别有5%、10%、15%的固定资产投资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而劳动力也会随之发生转移，其比例分别为3.85%、7.7%、11.55%（表7）。
2.1.6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
为研究各类资源环境管控政策对于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以及政策间的互斥与互补效应，该部分以各类政策强约束为例，对模拟结果进行比较。
（1）经济系统的政策影响。图4显示，GDP增速由低至高分别为：污染底线约束、资源上限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负面清单管控。这说明，资源上限和环境底线约束会引起节能和环保投资增加和生产性投入减少，抑制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且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相比于限制资源利用总量，达到特定环境质量目标所牺牲的GDP可能更多;生态红线的增补会增加红线内产业退出的比例，对第二产业固定资产存量以及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负面清单管控有利于实现第三产业的增量投资，获得“结构红利”[32]，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2）资源系统的政策影响。图5显示，用水量由低到高分别为：资源上限约束、负面清单管控、污染底线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这说明，另外三类管控政策均对资源上限约束政策有补充作用，但作用的机制与强度不同。负面清单通过削减耗水较大的工业的比重实现用水量的减少，因此作用效果更为突出。而污染底线约束和红线约束则分别通过削减社会生产总投资和资本存量，降低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以促进用水量的降低。
图6、图7显示，能源消耗量由低到高分别为：资源上限约束、污染底线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负面清单管控。污染底线和生态红线约束对于能耗削减的作用机制与用水量类似。而负面清单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耗能工业的进入，但现有产业的高产出造成了能源消耗总量的快速上升。
（3）环境系统的政策影响。图8、图9、图10显示，水、大气、固废污染在总体趋势上呈现大致相同的特征，污染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污染底线约束、负面清单管控、资源上限约束、生态红线约束、基准情景。这说明，另外三类管控政策均对污染底线约束具有补充作用。其中负面清单政策作用最为显著。这是由于负面清单能够对污染的源头进行管控，限制具有“高污染”特征的工业进入，大幅降低污染的排放量。而资源上限和生态红线约束只能通过抑制投资，减少产出，来实现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因此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弱。
3不同强度“三线一单”管控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测算一般而言，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政策影响研究只能输出单一变量的预测值，难以对多变量的综合指标进行评价，也无法直接衡量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因此，为筛选最适宜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三线一单”管控的政策尺度，文章引入耦合理论来测算不同管控强度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
3.1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
（1）构建指标体系。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8所示，其中各子系统分别包含6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
（2）數据标准化与权重计算。采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3）采用加权TOPSIS法计算综合评价值计算规范矩阵：
其中，α、β、γ表示分别表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重要程度，在“共抓大保护”背景下资源和环境较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强，但三者间的贡献度受到协调发展要求又不能过于失衡，因此，文章将α、β、γ定为0.3、0.35、0.35。
3.2不同管控强度下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图11显示，在基准情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于2024年到达峰值0.6523，2030年降至0.5661，低于2017年的水平。在弱强度的管控情景下，耦合协调度在2018年降至0.5719，随后先升后降，于2028年到达峰值0.7341。在中等强度的管控情景下，耦合协调度在2018年下降至最低值后持续上升，其2030年值到达0.775，高于其余三种情景。在高强度的管控情景下，2018年耦合协调度值快速上升至0.65，随后缓慢上升，2030年值为0.7291。由此可知：第一，若不对区域资源、环境加以管控，现有经济发展以及环保、节能技术水平只能支撑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维持一个较短时期的协调，当经济规模扩张到一定水平，环境质量的下降和资源供需缺口加大，导致长江经济带未来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失衡。第二，低强度的资源环境管控虽然能够延长区域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持续时间，但由于不能缓解资源和环境系统的结构性、趋势性、根源性压力，其在长期仍存在着失衡的风险;第三，在高强度的管控下，长江经济带协调程度虽然在短期内出现急剧的上升，但是过于严苛的政策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受制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协调度的增长在长期表现疲软。第四，中等强度的管控对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明显，在维持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资源耗用量持续下降的前提下，保持一定量的生产性投资和固定资产存量，使经济-资源-环境三者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协调发展水平的稳步推进。 4结论与建议
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了不同强度资源环境管控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
（1）在共抓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资源环境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
（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于实现各自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除负面清单对资源上限管控具有负面影响外，其余政策间均存在着互补效应，因此加快构建“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的约束强度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因此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
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尺度选择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资源利用上限的设立应以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等为依据，以单位产值资源消耗强度管控为基础，实施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建立分阶段、分种类的指标分解落实机制，保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发挥资源管控对于消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
（2）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水、大气、土壤等要素的环境影响评价，明确环境污染的底线。基于区域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加快环境质量改善潜力和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核算，将底线指标转化为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制指标。
（3）开展区域生态功能重要性、敏感性以及脆弱性的分级评价，确定生态红线最小面积。充分衔接生态红线划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规划，将生态红线纳入“多规合一”，给区域经济发展及资源保障供给预留空间。
（4）负面清单的划定要与“三线”划定成果相衔接，重点对规划中的建设行为、市场主体提出清单化的环境要求，推动政策间的联动效应。同时，应加强第三产业的政策支持及配套监管机制建设，发挥负面清单在第三产业增量投资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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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