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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乔远在2003年春天认识吴勇。为什么是2003年春天？此后每到春天，乔远都这样问自己。那是特别时期，因为“非典”。口罩和中药的味道成为人们熟悉的东西。北京城空空荡荡，像老妇的乳房。乔远第一次来到艺术区，过程稍显艰难。因为那时他任教的高校，已经开始实施管控政策，进出校门都如偷渡客翻越国境。校门口的棕红色电动门终日封闭，一个月没有打开过，除了小汤山医院的救护车开进来拉走需隔离的学生那次。校门传达室改为临时进出通道，装有自动检测体温的装置，很像机场安检通道，但又复杂些，因为进出校门都需要通过校办复杂的审批程序。
吴勇那一年已经是年与时空画廊的老板。乔远后来知道吴勇是山西人，面慈、手软，就像大同石窟里的佛头。画家乔远画国画，尤喜人物，曾去大同石窟造访过那些佛头。乔远看见吴勇一张可以做模特用来画佛像的脸，印象深刻。
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在艺术区最西边。应天开车带乔远来艺术区，他们把车停在艺术区外的公路边上。应天说他不担心违章停车，因为现在没人管这些了。
年与时空画廊占用的是一幢公寓楼的一楼二楼，共两层——也许是后来打通的，中间接上楼梯。公寓楼紧邻艺术区外的公路。这条公路通往首都机场，然后，“通往世界”——应天这样解释。他总是喜欢这样的夸张。他也许该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乔远时常这么想。
画廊的一层，是大厅，可以明显看出改建的痕迹。原来的墙体都拆掉了，连成一间宽阔的、像样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最显眼的作品——是一些鸡蛋，装在金属制的镂空立方体里。六个金属立方体错落着，层叠上去，每一个都半米见方，像坏掉的一堆魔方。鸡蛋都是真的，乔远走近前察看过。他想起鸡蛋的保质期，“非典”让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吴勇问，说实话，还不错，是吧？
乔远不太明确他指的是什么。但他笑着答，不错。
乔远这天是翻了学校西门的矮墙，从“集中营”里溜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真正不错的事。学生们那时开始都管校园叫“集中营”。两千多名青春期男女，在集中营里已经呆满一个月，又停课了，终日无所事事，谁都难免想要逃逸。毕竟在草坪上晒太阳或者打羽毛球，这些事情，很快会让人厌倦。于是有人开辟了这条出校的秘密通道——矮墙本来也不高，沿着墙根又垒了些砖头，个子不高的女生也能轻松踩着砖头、翻墙进出。校方似乎也知道这条通道，因为那些砖头一度被清理过，但不久又有新的砖头出现。学生们心照不宣，谁也不问是谁做了好事。墙外面的北京城，其实也不过是一座大一些的集中营，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只是乔远翻墙出校，可不是为了像大学生们一样，只为看场电影或者吃顿没味道的麻辣烫。
乔远是被应天叫出来的。乔远的大学同学应天，早住在艺术区，这天打来电话说要解救乔远，去艺术区转转。
应天说，都这样了，还不出来。
這天下午，应天说他已经把车开到西门那处矮墙外了，他已经看见了三三两两的学生翻过矮墙出来。而且那些翻墙的动作熟练、轻巧，“就像做操一样”，应天在电话里说。
后来，乔远也翻了墙。他觉得这感觉很好，像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跨站在矮墙上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很久都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应天开车带乔远来到了艺术区。艺术区在北京城的另外一边。穿越城区的三环路，在乔远看来格外空旷陌生，就像另一座新兴城市的开发区。只不过两个月之前，这还是北京城最拥堵、最繁华的一条路。
那年春天北京的天空，也蓝得离奇的虚伪，酷似丙烯颜料里乔远最不喜欢的那种蓝。乔远打开车窗，摘下口罩，因为应天并没有戴口罩，乔远也不愿让自己显出胆怯。
乔远来到艺术区的第一站，就到了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画廊老板吴勇——应天这么介绍的——说，他在策划一个活动，叫“蓝天不设防”。吴勇找来应天，是为商量这件事。应天又叫来乔远，因为应天总是会在遇上麻烦事的时候叫上乔远。应天向吴勇介绍，说乔远是画家，画写意人物的。但应天没说乔远在城西的高校当老师。乔远心照不宣，于是也没有解释。他们都觉得在艺术区，画家的身份，其实更合适。
“随便看看。”吴勇说。他穿小方格子的衬衣，扣子扣到从上往下的第二颗。在他衬衫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盒KENT香烟，透过薄薄的衬衫布，香烟盒清晰可见，于是他左边的胸脯就鼓了出来。那是心脏还是肺的位置呢，乔远不确定。
乔远在艺术区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勇，这难免造成不太合适的印象。其实艺术家们都从来不会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放东西——他们根本也不会穿衬衣这种东西。
吴勇带着乔远、应天，去了画廊的二楼。二楼装有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抽象表现主义的画。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室内热得待不住，只有一楼装了空调。他们只看了一眼，又下楼。吴勇说去外面抽支烟。
“都差不多了，跟亦庄那边也说好了，到时候直接去就行。”吴勇跟应天谈着活动的事。他们似乎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远听不明白，但他也没问。
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楼里，乔远已经独自打发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四月“非典”疫情公开、学校实行紧急封闭措施的时候开始。这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漫长，每天的娱乐，不过是看看新闻通报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的人数，就像股民每天守着看大盘指数。只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大盘的指数都只是在涨，没有跌。到后来，连新闻里的数字也失去了吸引力了，因为那毕竟太抽象。有些东西变成数字之后，便显不出什么意义。乔远开始进入一段沉闷的自闭期。没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想跟什么人联系；学校的网络时好时坏，上网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些画画的东西，毛笔、砚台、宣纸、颜料，都搁置在宿舍一个角落里，发出干燥后的粉尘气息，谁还有心思画画呢；教研的论文，一直在电脑某个文件夹里，没被打开过，自然也毫无进展。乔远每天的活动，是晚饭后在校园内闲逛，看学生们如何花样百出地打发时间，谈恋爱或者发呆，本质上是一回事。有时会碰到认识的学生，他只是远远地点头，连微笑也省略了，反正大家都戴着口罩。他最久一个星期没有开口说话，沉默到错觉自己会因此顿悟而成为艺术大师。可是他知道，其实自己始终也没能真正平静下来，内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很狂躁，他安静不下来——反正，他一点儿也不想这样过日子了。所以，应天打来电话的时候，乔远几乎立刻答应了——是的，去艺术区看看，翻墙出去。 乔远认识的画廊老板从来不多，他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商人，商人总是穿衬衣，是会在胸前的口袋放东西的另一种人。那大概很不一样。乔远一直自认是学院派。学院派艺术，依赖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的核心是论文成果、教学成绩以及叫好不叫座的赔钱展览。可是，这种逻辑乔远也没能掌握。他当了三年高校的艺术课老师，一直教的是公共选修课，当然没人在乎，所以连副教授也没能评上。这大概很能说明些什么。应天一直在劝他辞职，大概也是意识到乔远在高校的日子难免捉襟见肘，还不如辞了痛快。
乔远开始听明白他们的活动内容。他们打算在亦庄开发区的空旷地带，放飞三百只风筝，名为“蓝天不设防”。风筝是在潍坊定做的，潍坊有家风筝厂自愿赞助他们三百只风筝，因为这毕竟是“公益活动”。“抗击非典，团结人心”，电视里都是这么说的。三百只风筝不算什么、微不足道，比起因此获得的名声来说。
乔远没有问“风筝”和“非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默默听他们说话，那些细节，邀请多少人，还有宣传，最好能多去些人，什么人都行，反正所有人现在都没事干，机关不上班了，学校停课了，商场也没生意了，连公交车都空载了，闲人多的是……说实话，没问题的，因为在户外，亦庄那边很开阔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开阔，还可以戴口罩，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我们做过申请，跟有关方面打过招呼的……三百只风筝可能不够，潍坊那边愿意再提供些……但那不是关键，关键是里面有几只定做的，很大……你猜不出来，那是什么风筝，打死你也猜不出来，这可是出彩的部分呢……是孔子、佛祖、耶稣……上新闻的时候，得说说这个……可能还有别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都是些神仙们……说实话，现在不就该神仙们出场的时候吗……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意义是你们艺术家的事，说实话，我是商人，我不操“意义”的心……什么，那可不行，你最好再想点什么意义来……我不知道……我得打几个电话了，再叫一些人，最好有名气的，这几个电话得我来打，说实话，我有这面子……
阳光亮得刺眼，在艺术区空旷的柏油路面上，炙烤出一些气体状的东西。乔远觉得，透过这些气体看眼前的一切，都有种变形的感觉，好像时光穿越，总之是那种非现实的映像。他的心思，并不在吴勇的活动上。他从来也不关心那些被认为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尤其在这样的时候。
两周前，乔远的一个学生被带走，去了隔离医院。跟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宿舍以及左右相邻共八个宿舍的学生。他们还不知道隔离是怎么回事，在上车的时候仍然快乐得像是去春游。有女生朝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喊——宇航员叔叔。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后来，有不好的消息在校内网上流传，说起他们的隔离，医院那里早已是人满为患。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无法彻底分开，最多的时候六个人一间房。再后来，这些消息也没有了，因为那家隔离医院断网了。乔远开始收到一些陌生号码群发的手机短信，都是本校被隔离的学生发出的，收到短信的人又自发扩散这些信息。那些短信，让乔远一点点虚弱下去。此前，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虚弱得很，就像乔远一样。
这样的时候，吴勇想做一个抗击“非典”的活动。乔远顾不上他们，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总是想着如果明天感染了“非典”，今天其实做什么也没用。
但也许，他们和乔远又不一样。乔远住在城西的高校，三条地铁在学校大门外交会，那里是“非典”的重灾区；艺术区在城东，疫情没那么严重。北京这么大，乔远与吴勇，曾经是天平两端遥遥相望的砝码，难得遇见。但现在，乔远来艺术区了，见到了画商吴勇，天平就倾斜了，乔远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失控。
吴勇并不知道这些。城西是高校区，距离这里毕竟太远了。吴勇拍了拍乔远的后背，并就势把手停在乔远的肩上。
乔远从柏油路上那团诡异的气体里，回过神来。感受到吴勇粗短的胳臂上发烫的温度，禁不住一哆嗦。乔远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身体接触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现在，这都是奢侈的事了。
但乔远的反应，也许不是太礼貌，反正，吴勇迅速收回了手，几乎不着痕迹。吴勇的眼睛，躲在反光的眼镜片后面，乔远暂时看不明白他的神情。乔远宁愿相信，吴勇只是为表示友好而已，搭着肩膀，就像哥们儿一样。乔远想要道歉，为自己刚刚那么惊讶的反应。但他又不知道怎么道歉，因为吴勇把这些动作都做得那么自然，没有刻意的亲密，也没有故意去掩饰难堪——因为他是商人，乔远只能这样想。
吴勇走开了，他“有几个电话要打”。
应天抽完烟，招呼乔远进画廊。他们漫无目的转了两圈，一张一张看着墙上的画，还有画旁边那些小标签上的署名。有的署名旁边，贴着小小的红色圆形贴纸，像古代仕女额头的美人痣，代表这些画已经售出了。
“其实也不是，”应天神秘地说，“有时候没卖的画，也贴上这个小东西，显得热销。”乔远听过这样的事，艺术市场总是需要各种运作、炒作、营销和策划。这都是画商们的本事。
应天说，你也拿几张画来摆上，摆上又不花钱。
喬远答应着，心里并不喜欢应天的说法。乔远只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卖过几幅画，是他的毕业作品，那时他喜欢抽象表现主义——在当代艺术领域，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抽象表现主义。但那些画从毕业展览上撤下来的时候，乔远很难过。他为此很长时间都看不起自己，也因此认定自己无法靠画画生活了——不过卖了几幅画，竟像卖了器官般痛苦。但这些事，是不是做多了就习惯了呢？在年与时空画廊，乔远这样想着。就像女人卖身，次数多了就没事了。只要是为了生活——这总是一个堂皇的借口。
乔远说起吴勇的活动，问应天那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
应天似乎很有兴致，他认为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后海已经火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非典’，三里屯不能去了，人们要到户外，户外是什么地方，就是后海，也是艺术区啊。”应天看这件事的角度，似乎跟吴勇不一样，跟乔远想象中，也不一样。艺术区有些偏远，交通并不那么方便。早期，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学校搬迁、装修，在这里租了厂房，做雕塑，也画画，因为房租便宜。应天也是那时到艺术区的，他被学校开除了，他住了三年的乔远上铺的那张床位不再属于他，他需要找一处便宜房子。 “谢谢，乔老师，再见！”她说，像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老师好一样。
应天还想说什么，但被乔远制止住，“你也该回去了，我们这儿，可是重灾区。”乔远若有深意地说。
“什么重灾区啊，你都没事，我能有事吗？”应天像暴富的纨绔子弟，整天只发愁如何打发时间这样的问题。
“喂，我们帮你‘出墙’了，你不得感谢我们哪？”应天朝牛牛喊。
牛牛转身又回来，大声说，“我说过谢谢了。”她是个一本正经的好学生。
“这样啊，那不客气了，下次再想出墙的时候，记得找我啊！你要不要我的电话？”应天也一本正经地问。
牛牛干脆又走回来，纠正应天道，“我是翻墙，不是出墙。”
牛牛是北京女孩，成绩不好不坏，后来她自己这么说。“如果在外地，我大概大学都考不上。”不过她不认为自己比成绩好的那些同学差，“我觉得我挺全面的。”说完她又迟疑起来，很坦诚地补充着，“我不喜欢艺术，我只上过你一节课。我选美术欣赏课，是因为别人都说，这课很容易，是送分的。”
“哦，小牛牛，那怎么行呢？你不上课，乔老师是不会给你学分的，是吧？乔远。”应天严肃地说。现在，他们都坐在校園中央的那块草地上。在户外，这让人有安全感，而且还有很多学生，都在他们周围，坐着或者躺着，看上去都昏昏欲睡，像《动物世界》里那些懒惰的海豹。
“因为停课了啊！”牛牛辩解。
“给你一个补课的机会！”应天从来没这么和蔼地跟乔远说过话。
“补课？不嘛！”牛牛当真了。
乔远悄悄笑起来。应天这才说，“跟乔老师去艺术区看画展，现场讲美术欣赏！”
“为什么？”牛牛不高兴地问。
“你问乔老师！”应天也很不高兴地解释。
“我看你先得学习翻墙。”乔远说。
牛牛这天翻墙出校，据她自己当时说，是为了回家。她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更何况，天气热起来，她必须回家“换裙子”。“再不穿裙子，夏天就过去了。”
可是，第二天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却背了一只毛茸茸的背包，远远看去，乔远还以为她带了只白色皮毛的狗或者猫这种宠物。如果在冬天，这样的包会很不错，但不是现在。
她如约出现在翻墙的地方，没有爽约。这似乎也没什么意外的。
你分不清季节吗？后来乔远问她。
“有什么关系啊，谁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冬天呢？”牛牛说。
“你太悲观了，小小年纪，不该这么悲观，走，应老师带你去接受下理想主义教育。”应天说。
“你不是老师，乔老师才是。”牛牛总是很认真，“不是美术欣赏教育吗？怎么又改成政治课了！”
“哦，小牛牛，我就喜欢认真的孩子，你这样的。”应天说。
他们又翻了一次墙，牛牛还是觉得很难。“我身体平衡不好，体育课经常不及格。”
“你美术课也不会及格的！”应天吓唬她。她被吓住了，一紧张，一只脚又从墙上滑了下来，好在这天她没有穿裙子，动作终于可以舒展一些了。
“我不跟你说话了！”牛牛对应天说。她又为自己解释起来，“我答应跟你们去什么艺术区，只是因为这里无聊死了。我不喜欢艺术，也不要看什么画展。”
乔远再一次把牛牛从墙头抱了下来，这一次，他感觉她其实沉甸甸的，像那种没发开的馒头，但也许只是因为她开始信任他，才把体重放心地交在他手上。
乔远又去了艺术区，这一次是因为应天喜欢这女孩。
在三环路上，应天开始给牛牛讲那个“蓝天不设防”的行为艺术。
“可是，放风筝，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理解。”牛牛问。
“乔老师给讲讲！”应天帅气地转了一下方向盘。
“牛牛，行为艺术你知道吗？”乔远说，“意义，这东西对每个参与者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唯一的意义，你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它就在哪里。”
“我只觉得，希望那些被带走去隔离的男生，快回来，一个也不少。”牛牛坐在后排，慢慢地说着。乔远没再说话，他自己也和牛牛一样，正在经历等待中那些无用的环节，比如希望，比如做些不知道因何缘故的无谓的事，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他们必须等待，没有人可以忽略的、却是必然而强大的——等待。
“有个男生，我是说，被带走的其中一个男生，他喜欢我，总是在教学楼外面等我下课，但每次我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又说不出什么来。”牛牛突然说起这个。“他是好学生，绝对不会翻墙的，我其实也是，但是他被隔离了，因为住他旁边宿舍的男生发烧，他就要被隔离，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住的宿舍不对，我可能再见不到他了，因为他被分到一间倒霉的宿舍。”
“怎么会呢？我说你悲观吧，还不承认。”应天说。
“不，不是悲观，是认清现实。”牛牛说了句哲理的话，“现实就是，我们怎么防备、戒严，还有遵守学校的规定，其实都没有用，你可能两年前被分到一间宿舍，所以‘非典’来了，你就得被隔离，谁能预料得到呢？”
“是的。”乔远相信牛牛说得没错。
年与时空画廊一层的玻璃门开着，吴勇在里面独自发呆，看着天花板。他可能还在思考烟雾探测器的问题。他对他们依然热情，只是一种初识般的热情，仿佛昨天的事并没有发生过。他自言自语着，说烟雾探测器还没修，因为谁也不管。“他们只知道收房租，别的，什么事也不管。”
“可不是，现在什么事都得自己来。”应天附和道。
“我现在得自己去开水房打开水了！”牛牛也说。以前有喜欢她的男生帮她做这些事，但现在她得自己去打开水，拎两只沉甸甸的水壶爬上几层楼梯。
乔远对吴勇感到抱歉，为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来自高校区的自己，何况，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今天他们还带了一个同样来自高校区的牛牛——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工程系的女孩，和艺术没有关系。“我五岁的时候去过中国美术馆，只是因为从我家过去有直达的公交车。然后就再没去过了，这是我第二次看画展哦。”牛牛说。 但吴勇对牛牛还不错。乔远相信吴勇会对所有来画廊的人都态度和善，用一种可以容忍的、不会让人产生黏腻与不适的热情，来取得陌生人的好感。乔远昨天听应天说过，吴勇其实“多不易”，不光是他在山西的煤井里被埋过一次，而且他跟错了人，那是个高官，然后出事了，官商勾结，吴勇被“供了出来”。他本来在山西做得不错，“是文化公司，大概卖字画，主要帮人洗钱”。但出事后不行了，他替人顶罪，赔光了家产。
应天昨天也这样告诉乔远：“他是关键时刻能顶住的人，所以，还不错的。”应天只是想表达这观点，而且吴勇让应天成为“蓝天不设防”的策划人了，如果活动成功，应天的履历表上会多上一条很值得夸耀的经历。
但吴勇昨天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乔远没问。他想，那还是不一样的，钱财和性命——或者再文艺一些的说法，生命。吴勇是商人，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吗，时隔多年，吴勇依然是画廊老板，而当年出事后供出他的那个高官，也许现在只是在边远地区的某监狱，像鼹鼠一般过着日子。只是，这世界总是有“预设前提”的，前提是一句苍老又强大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怕死，这没什么羞愧的，现在看来，反倒是一种勇气。
所以乔远这天第二次见到吴勇的时候，对吴勇似乎又多了一种不一样的认识。他想起吴勇在北京如何从头再来，如何开办年与时空画廊，在城东这片区域——曾经是国营电子厂，厂房废弃了，留下方方正正、棋盘一般的“城中城”。听说日本和爱尔兰的知名画廊，也即将在这里开张，因为这是世纪之初，这是中国，这是北京……而这些概念，似乎都在预示着一种莫名的前景，这种前景，与市政府规划中的“高新科技园区”无关。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一切会更迅速而完美，就像一场一拍即合的爱情。即便如此，也足够证明吴勇的眼光，他不需要帮贪官洗钱，也能在当代艺术领域成事。
吴勇告诉他们，三百只风筝已经送到亦庄了。言下之意，万事俱备，只等明天，“希望是个顺风的好天气。”他淡淡地说。
“放风筝应该是逆风天。”牛牛纠正道。
他们都奇怪地看着她。乔远想，她只是太认真而已，不知道顺风和逆风，有时只是一种说辞，就像这世界总是需要通过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废话，才能保持运转一样。
“我不知道计算机自动化系统专业，还学习放风筝的事情啊？”应天没有见识过太多牛牛这样的女孩——他认识的女孩都是艺术学院的那种，永远不会说起“风速”“风向”这种东西。
“不，不学风筝，但就是这样的，逆风放风筝。”牛牛没有听出应天话里的意思。“而且，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放风筝？你们不能做些有用的事吗？”
“什么是有用的事？”
“那些快死的，还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的人，那些人，他们会在乎你们放了多少只风筝吗？”牛牛义正词严地说着，“难道你们放了三百只风筝，他们就不死了吗？”她看上去很激动，像在广场上发表演说。
“可是，话不该这么说。”乔远朝她走过去，轻声说，“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怎么办呢？”然后，他被自己的话吓住了。
牛牛先是不说话，然后又突然说，“乔老师，我昨天去医院了，他们不让我去。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就把路封锁了，我进不去……”她直直地看着乔远，如果不是她说的这些话，也许乔远会把她抱住。
但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拥抱，她只是没能接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她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她只不過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房间里还挂满了她弄不懂有什么意义的画作。
三个男人都没有抽烟，烟雾探测器仍让他们心有余悸。或者所谓“余悸”，也并不是因为烟雾探测器。吴勇看上去很没精神，他之前说过，昨天因为烟雾探测器的事情，折腾到很晚，他没睡好，还有明天的活动，千头万绪，他不可能再去安慰一个女孩的情绪。应天依然精神矍铄，他任何时候都是抖擞的，可是在应天的抖擞里，却有一些乔远无法形容的感觉，像是濒临绝境的人反而会肆无忌惮挥霍的那种感觉。应天一直在艺术区做各种“临时工”，他自己不这么说，他说那是“提供咨询”，或者“策划，靠脑子赚钱”，但“非典”让一切都放慢了节奏，像忘记时间的钟，他们都减速运转。应天也许很长时间都没法“靠脑子赚钱”了。那应天是如何应付艺术区的房租和生活开销的？乔远也不知道。应天也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一切的。他终究还是懂得如何应付女孩们小情绪的那个应天。
“小牛牛，你怎么这么傻呢？你去小汤山看他，就会改变什么吗？”应天说。
牛牛却突然抱住应天，喉咙里呜呜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在哭。她昨天还认为应天“是坏人”，在翻墙的时候拒绝他的帮助。
应天狡黠地看着乔远和吴勇，像是在自证清白。乔远当然可以推测出来，牛牛去小汤山，是想去看望那个男生。但牛牛抱住的，只是应天。应天拍着牛牛的背，像最慈祥的长者。他说：“没事了，没事了，你看，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你不也做了吗？”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牛牛说。
“我们也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明天去放风筝。”应天说。
牛牛抹着眼睛，东张西望着，说要去洗手间。
吴勇仍然站在门口的地方，给她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吴勇看上去心事重重，他这天的沉默跟前一天很不一样。乔远听说那都是因为“一些关键人物不能出席明天的活动”了，因为“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吴勇没有显得沮丧，他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刚刚和应天又嘀咕了一阵，为“解决一些问题”。应天看上去并不紧张，他还能前后晃动着身体，显得格外松弛。后来吴勇似乎终于释然，大概是被应天的情绪影响。
牛牛在洗手间里，制造出很大的动静。三个男人对视一番，谁也没说该不该问问洗手间里的女孩是否出了状况。他们沉默着，似乎她不在场，便失掉了话题。昨天那场醉饮和烟雾探测器的事情，他们谁都没忘，但也许正是因为谁都没忘，眼前的一切才显得不同寻常——就像宿醉狂欢之后看见镜子里自己浮肿的眼袋，也像一场尽兴的性爱之后莫名其妙又无处不在的空虚。 后来，洗手间里安静下来。是应天最先开口，他说：“不错的女孩，只是，太认真。”
乔远低声说：“你不是就喜欢认真的女孩吗？”
“我就那么一说。”
“你别碰她，她是我学生。”
“哟，乔老师——别紧张，她说了，她不喜欢搞艺术的。”应天说，只是一个女孩，他不觉得值得再说下去。
“你为什么要抱她？”乔远问，他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她要抱我啊！”应天委屈地解释着。
“那你可以不抱啊？”乔远不知道自己的怒气从何而来，他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为一个刚认识的女孩，跟应天争执？可是，话已经出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天气，无风无雨，连日光也停滞不动。
“嘿，乔远，你至于吗？”应天嬉皮笑脸着，一脸自信，他知道自己说得没错——乔远不至于。
“你他妈的至于吗？一个女孩！”乔远声音大起来，他担心牛牛会在拐角处的洗手间里听见，可是，他忍不住，嗓子就像踩下油门的车，自行呼啸而去了。
“乔远，你丫没病吧？吃错药了？”应天声音也大了。他话音刚落，乔远的拳头就正中在他鼻子上，这是猝不及防的一拳，也是乔远唯一占上风的一拳。
乔远很清楚，应天来自河南，小时候上过少林寺，至今也会散打表演，但也主要用来在喝酒后取悦女孩用了。但应天依然可以轻松制服乔远，乔远是瘦弱的南方男人，成长的地方太过潮湿，稀释了那些肌肉里应该积聚的力量。乔远明明知道这些，但他还是出拳了，就像那些没来由的话一样，他的拳头也自行其是。他没有喝酒，这天，他甚至连一支烟都没抽过。他只是想打一架，也许从昨天、从上个月疫情开始，从很久以前，他就想打一架了。
应天果断地回击一拳，打在乔远的右脸上。乔远没站稳，踉跄了几步，差点又碰到那些金属格子里装的鸡蛋。吴勇这时发话了：“嘿，嘿，干什么呢？”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要劝他们的意思。乔远东倒西歪的时候，看见吴勇站在门口，把两手都放进了裤兜，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
应天又补了一拳，在肚子上。乔远也回击，用脚，但乱七八糟踢得不成章法，几乎都被应天躲了过去。
应天吼着：“够了，够了，你发什么神经呢？打我？打我？”
乔远倒在地上，脸和肚子一样疼，像辣椒在油锅里乱蹦。
乔远安静下来，应天也没再出手——不过一场没来由的打斗。乔远知道，应天没有下重手。应天的鼻子右翼上，青了一块，像昨天的颜料没有洗干净的样子。只是青掉的那块瘀伤，根本是洗不掉的。
乔远说着抱歉。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抱歉。这不是他的本意。甚至牛牛都不是他的本意。他和应天是大学三年的同学，直到应天被学校劝退，他们都睡在一张床的上下铺。他们打过很多次架，当真的、不当真的，但都有明确的缘由，只有今天是无缘无故的，还当着吴勇的面。也许洗手间里的牛牛也听见了外面的响动，被吓得不敢走出来。
“爽吗？”吴勇怪声怪调地表达责备，用力摇着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他走过来把乔远扶起来，隔着衣服袖子，用了狠力。“走，我带你去外面转一圈，消消气，不过哥们儿，你这生的到底是哪门子气啊？”吴勇问。
应天说：“他就是闲得不耐烦了，找揍嘛。”
吴勇带着乔远，沿着画廊门口的路，向东走。只是一条普通的兩车道柏油路，没什么特别。“但很快就会不一样了。”吴勇说，他指给乔远看几间破破烂烂的厂房，介绍说它们即将成为画廊、工作室还有咖啡馆。乔远趴在黑乎乎的窗玻璃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楚——眼前的一切，还有他们面临的未来，都像在黑玻璃后面混沌一片的房间，似乎是那种立体主义的画，通通成为平面而棱角尖锐的几何体。798、797、799，他们依次走过这些数字编号代表的区域。到路东的尽头，又折向南。拐角处，几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工人，麻木地、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们。乔远猜想自己脸上肯定还有打斗的痕迹。他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又在你的画廊闹出事来了。”
“我也想找人打一架，可是，打架解决问题吗？”吴勇说，“都是‘非典’闹的，脑子都不清楚了。”
乔远不知道吴勇是不是指的自己，他倒是很长时间都脑子不清楚。“我想，我只是憋坏了。你知道学校现在的情况吗？连打架都找不到人了。”
“情况很严重。”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们都没被感染，可是我们还是不一样了。牛牛昨天还说应天不是好人，今天他们就抱着哭在一起，什么世道？”
“什么意思？又跟我玩‘意义’那一套？”吴勇问。
“说真的，吴勇，我知道你昨天还担心被我传染，你不用不承认，你没错。我也没错，但我们都不一样了，因为这奇怪的病。不骗你说，我昨天真的感觉很好，被水淋过以后，可后来，又不对了。”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打一架吧，不然怎么释放呢？”乔远辩解着。
“不是为女人？”
“不是。”乔远肯定地说，“如果是为了女人，我就不会把她和应天留在那里，我自己倒跟你出来闲逛……”他觉得自己说得并不真诚，他还是依稀想知道，他们此刻在画廊里，会做些什么、聊些什么？
“其实也不是闲逛，我是想带你看看这里，虽然这里会被规划成高新科技园区，但至少这几年，这里主要是艺术家们在活动。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搬过来，应天说过那个学校的职位，其实……不适合你。”
为什么又是应天说？这个该死的应天，总是比乔远更善于预见将来。他总以为自己更有远见吗？什么后海会火、艺术区会火，什么让所有人都摘口罩，女人们又总是主动对他投怀送抱……那种无名的情绪，不知从何而来，似乎正在这燥热起来的世界里膨胀。
他们又转了一个弯，往来时的方向走回去。废弃的墨绿色的大型机器，堆置在路边，散发出铁锈的苦涩气息。乔远没有说话，他希望吴勇会以为他只是在沉默地思考着刚刚的提议——到艺术区来。 这里的空间是开放的，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墟，像老朽的寡妇在等待涅槃重生。它不是封闭的、规整的，就像巨大的休息日的游乐场，只有粗犷的建筑与机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新狂欢。苏荷区、布鲁克林、塞纳河左岸、蓬皮杜……这些世界现当代艺术胜地的基因，也许真的会在这里落地、生长。
蓝天之上，云朵虚假地停滞着，像一个玻璃罩子将世界笼罩起来，他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想砸碎那让人窒息的玻璃罩，乔远想。
还没有走进年与时空画廊，先听见牛牛的哭声。她又哭了。女人们的状况，永远这般层出不穷。但这一次哭，牛牛明显放肆起来，几乎已是号啕。
他们快步走进画廊，看见应天还在洗手间门口。他无奈地摊开手，又耸耸肩，略带委屈地说着：“我可什么也没干。”
“怎么回事？”吴勇问应天。
应天悄声说，乔远几乎是从他的口型上艰难判断出语义：“来例假了，没准备……”
“什么？”乔远话音刚出，应天又嘘了一声，暗示乔远声音小一点儿。洗手间里的哭声却减弱了，像是长跑者进入最拖沓疲乏的时期。
“乔老师？”
“牛牛，你先开门。”乔远大声说。
她很听话，开了门，乔远见她用那只毛茸茸的背包挡在身前，又紧贴着墙挪出来。眼睛红红的，胸口起伏着，是还在啜泣。
“哭什么啊？”乔远假装轻松地问。
牛牛激动起来，突然蹲在地上，“我受不了了，乔老师。什么事我都遇上了。”
乔远轻拍着她的背：“不就是例假嘛？没什么大不了。”他想莫非还有别的事？
“真丢人，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它会突然来，我总是这样，什么都没准备好，事情就突然发生了。他被隔离了，我都来不及跟他说句话，他就被隔离了。我已经大三了，可是我学分不够，没有实习过，家里没钱，我没什么背景，我什么都比不过别人，可我不想这样……”
“哦，我也不想这样。”乔远不太会哄女孩。
乔远去艺术区外的便利店，帮牛牛买了卫生巾，因为她自己没法去。她后来又躲回洗手间了，自行隔离起来。三个男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买卫生巾。况且便利店离他们，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应天不愿负责任，他说：“乔老师的学生，该乔老师去。”吴勇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乔远第一次买卫生巾。他拿不准该选什么品牌，最后选了粉红色包装的，他是画家，画家对色彩永远比对价格更敏感。他本来以为这会很难堪，但竟然没有。他坦然地结账，甚至还有些自豪。
收银员戴着口罩，露出的两只眼睛里，也没有显出任何反常的怪异情绪。乔远相信，这或许是一种对于责任感的暗示——无论如何，在便利店买卫生巾的男人，他的生活里，一定有个需要他照顾和负责任的，而且多半还是一个爱撒娇的女孩子。这当然是不错的事。
他拎着塑料袋回到画廊，一种英雄救美的自豪感让他心情也开始好起来。这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些天里，他们已经经历太多大事了。
牛牛倒是很快便让自己平静下来了。她收拾好自己，可能在洗手间里还偷偷洗了洗裤子上的血迹，又用干手机烘干，很是忙碌了一阵。她再次开门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容光焕发，真是奇迹。她主动招呼着乔远和应天：“该回去了！”她到底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乔远想。
再次翻墙回学校的时候，牛牛没有再让他们帮忙，她费力地蹬上矮墙，表情严肃而坚决。应天兴致也不是太高，他没再说那些挑逗或打趣的话。他们相约明天还在这里见，一起去亦庄参加“蓝天不设防”的活动。谁也没问为什么得去？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今天的一切，都暂未了结。所以，他们还有明天。明天，又是不一样的一天了。牛牛还说，也许她会再多叫几个同学去，他们可以坐公交车，如果应天的车坐不下的话。
乔远跟在牛牛后面，也翻上了那处矮墙。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但他对此毫无信心：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不必费力地从学校大门进出了吗，带着那种平静的、倦怠的，当然更可能是无所畏惧的，笑容。
3
乔远在这天早上的电话里问牛牛：“你那边几只？”学生们把男生都称“头”，女生都叫“只”，他们喜欢这样“两头”“三只”地叫来叫去。
“只有我一头。”牛牛的声音听上去很沮丧。
“你一只。”乔远纠正她，她是女孩，女孩不论“头”。
“我一头，因为我是牛牛。”她说。
牛牛说她们都不去，因为“觉得这事儿没什么用”。放风筝？学校里也可以放风筝嘛，为什么要斜穿整个北京城，跑到亦庄去呢？
“跟她们解释不清楚。”牛牛很愤怒。
亦庄开发区在北京东南角，这里的一切都簇新得像是电脑里的效果图。这样的时候，路上更是见不到人，零星跑过一辆汽车，也惊慌得像被追赶着。出了城区，他们驶向更开阔的地带。国道边开始出现一些大红色的标语，不知道这些标语给谁看？再往前走，远远能看见白色幕布，上面有蓝色的字母。只是那些幕布，被风刮得一刻也不能停息，完全看不明白那些字母表示的含义。他们的目的地，是一片不知做何用途的砂石地，可能是待开发的地产用地，平整、宽阔，有两个足球场大。杂草一丛一丛的。已经零散到了一些人，都是开车来的。汽车就散乱停放在边缘区域。
走到中央，看见一些装置、影像作品已经布置起来。在一只巨大的追光灯前面，他们找到了吴勇。他换了纯白色衬衣，白色裤子，很容易被发现。“不能被抢了风头。”吴勇笑着解释起自己为何穿了一身白色，但他并不愿意对此再深究了，所以他说，“来了两百多人。”似乎很满意。可是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多人，也许是这里太空旷。乔远想。
那些风筝都整齐码放在不远的地方，一大块塑料布上面，花花绿绿的，很喜慶，让乔远再次想起家乡的傩戏。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三五成群站着说话，其中一些人还戴着口罩，气氛沉闷。还有音乐，是交响乐，乔远不知道是不是《命运》。
牛牛觉得那些装置很好玩儿，金属制的巨大水滴，肥胖的大力水手，还有一些奇怪的木头做的东西，看不出是什么。地面也被艺术家做了手脚，一些三维立体画，从特定位置看过去，像是地面绽裂开来，形成一道幽深的沟壑。牛牛走到那个位置，抬起脚又收回来，摇摇晃晃的。 “不虚此行吗？”乔远问她。应天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很多人似乎都认识应天，他们在艺术区早有来往。
“还说不好，只是，挺好玩儿的。”牛牛谨慎地回答。
“你昨天为什么跟他打架？”她突然问乔远。
“不为什么，闹着玩儿。”
“哦。”她似懂非懂地点头，又说，“是不是好多了？”
乔远惊讶地看着她，他相信她的话不是对他讲的，她只是需要这样问问自己，是不是好多了，这世界。
“他们很快就结束隔离了，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回来了。”牛牛说。
“不会有事的。”乔远说的，是内心的愿望，但他知道牛牛会相信他。虽然来的路上，牛牛刚给他看过短信，简单几个字，“生不如死，在这儿。”牛牛觉得难过，乔远想象着发短信的男生，腼腆、内向，在夜深的时候仔细聆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想念着她，然后在电量所余无多的手机里，按出这样的句子，生不如死。
可是，所有人都是要生还的，不是吗？他们临别前，这样彼此承诺过。
乔远和牛牛，他们漫无目的地又走了走。到中午一点，音乐声停止，一些穿着黑色T恤的年轻人，开始分发那些风筝。他们的T恤背面，都写着白色的字“我们能战胜”。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把一只不大的黄色风筝交给乔远的时候，也这样说，我们能战胜。乔远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乔远和牛牛分到的风筝，是一只蜜蜂。“哈，竟然是只蜜蜂。”牛牛觉得这也很好玩儿。他们打开那只风筝，发现那只蜜蜂，戴了一只口罩！
“今天是顺风还是逆风？”牛牛问乔远。
乔远也不知道，但他答道，“如果顺风，我们就逆着飞。”
牛牛笑起来，乔远发现这是两天来第一次听见她这么大声笑出来，像昨天她放声大哭一样，都是一些不被隐藏和设防的悲喜。
没有人宣布活动开始，也没有人讲话和发言，没有烦琐的程序，拿到风筝的人就自行放起来，先是一只孙悟空飞了起来，孙猴子戴着一只大口罩，后来，耶稣、佛祖也飞起来了，还有机器猫、蝴蝶、燕子、小熊……它们都有一只口罩。
但人们的心思并不在口罩上，为了在风势并不完美的天气里，让这些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风筝飞起来，人们必须快速跑动，尽力避开地上偶然出现的一丛丛的杂草。有人被砖石绊倒了，嘻嘻哈哈地爬起来，拎开缠绕在身上的风筝线，再接着跑。有人跑的时候又撞到了其他人，但只要那些细细的透明的风筝线没有纠缠到一起，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他们的蜜蜂也飞起来了。牛牛不愿意跑，她想暗示乔远，她还在生理期。乔远先跑起来，牛牛站在另一头，端着那只蜜蜂。乔远看见蜜蜂贴在牛牛的胸前，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只肥滚滚的大黄蜂。她不会知道。因为她的目光都在天上。依然是纯蓝的天，但这天没有一点儿扰乱视线的云朵飘来。这里是偏远而空阔的亦庄开发区，连云朵都不愿意前来。
天空却热闹起来，那些风筝，渐渐的越来越高，一只一只，都像要远离地面、直升而去。它们欢快地招展着各自的小翅膀，似乎告诉地面的人群，它们会就这样离开，不再回来。
乔远跑起来，喊了声“放”。牛牛松了手。蜜蜂呼啦啦贴着地面滚了两下，终于也挣扎着，飞起来了。乔远不敢停下，一手拉着风筝线，拼命地跑。
牛牛大叫起来，很多人都在莫名其妙地大叫。
放风筝并不难，你需要的，不过抓住那根隐约的线，以及一直这样跑下去。乔远感到手上传来沉重的力量，那是风的力量，风把风筝们送上蓝天，也通过风筝，把它的力量，传递给放风筝的每一个人。
乔远发现自己其实不必再跑了。蜜蜂已经可以稳稳当当地飞在半空，和蝴蝶、耶稣还有牛魔王，并排在一起——不是最高的那只，也不是最低的。
乔远停下来，控制着那根线，仿佛那根看起来不怎么结实的线，才是他此刻能握住的最紧要的东西。线勒在毫无防备措施的手心，有种尖锐的痛感，像握着一把小刀。但他会一直咬着牙、保持这种仰头向上的姿态，然后坚持下去，等待一切结束的那一刻——因为这，其实已经是人们所能做的全部。
傍晚，乔远和牛牛随吴勇的车一起回城。应天被一些扎着皮带、穿着黑色警服的警察带走了，理由是“组织非法集会”。
可是，应天又不是组织者——那些带走应天的人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解释。
“我们有证据，你们自己写的责任书，带走领头的就行。”他们办事讲究，向应天礼貌地出示过墨绿色封皮的小证件。其中一个警察，照一张纸上读着一些什么东西。乔远只是远远地看着，并不能听清。那警察的口罩下，嘴唇迅速地嚅动，像里面有只小肉虫在爬。他们彬彬有礼地请应天跟他们走。但警车没有停在旁边，于是他们凭空指向刚才来时的方向，似乎他们把警车停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了。
“只是放風筝，有什么问题啊？”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相互询问，或试图解释，是的，只是放风筝，没什么问题。
“要我再念一次吗？现在特殊时期，不允许组织任何大型集会。超过两百人，就算大型集会。”领头的警察一边把那张纸慢悠悠叠起来，一边大声嚷道。
应天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他看上去还有些享受这样的时刻。在众目睽睽下，像被出卖的革命者一样被押送，多么与众不同的离场——所有人都将因为这个时刻而记住，或者感激他，毕竟是应天，在为他们所有人的行为付出代价。事实上，应天的表情是凝重的，但乔远却看出了那凝重里的欢快。他不知道他们会把应天怎么样？非法集会？特殊时期？未经审批？大型活动？这些关键词，就像一块块砖头，不知道终将垒出一座什么样的建筑？
“像电影一样……”牛牛惊魂未定地说。她还说刚才注意到，“那些人，他们给他戴口罩了。”而那些警察自己，也是全副武装的，连手套、脚套也是齐全的。乔远希望告诉他们，“蓝天不设防”活动的最后，所有人可都是要摘掉口罩的。而提出这个好点子的应天，现在，戴上了口罩。
画家乔远在2003年春天认识吴勇。为什么是2003年春天？此后每到春天，乔远都这样问自己。那是特别时期，因为“非典”。口罩和中药的味道成为人们熟悉的东西。北京城空空荡荡，像老妇的乳房。乔远第一次来到艺术区，过程稍显艰难。因为那时他任教的高校，已经开始实施管控政策，进出校门都如偷渡客翻越国境。校门口的棕红色电动门终日封闭，一个月没有打开过，除了小汤山医院的救护车开进来拉走需隔离的学生那次。校门传达室改为临时进出通道，装有自动检测体温的装置，很像机场安检通道，但又复杂些，因为进出校门都需要通过校办复杂的审批程序。
吴勇那一年已经是年与时空画廊的老板。乔远后来知道吴勇是山西人，面慈、手软，就像大同石窟里的佛头。画家乔远画国画，尤喜人物，曾去大同石窟造访过那些佛头。乔远看见吴勇一张可以做模特用来画佛像的脸，印象深刻。
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在艺术区最西边。应天开车带乔远来艺术区，他们把车停在艺术区外的公路边上。应天说他不担心违章停车，因为现在没人管这些了。
年与时空画廊占用的是一幢公寓楼的一楼二楼，共两层——也许是后来打通的，中间接上楼梯。公寓楼紧邻艺术区外的公路。这条公路通往首都机场，然后，“通往世界”——应天这样解释。他总是喜欢这样的夸张。他也许该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乔远时常这么想。
画廊的一层，是大厅，可以明显看出改建的痕迹。原来的墙体都拆掉了，连成一间宽阔的、像样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最显眼的作品——是一些鸡蛋，装在金属制的镂空立方体里。六个金属立方体错落着，层叠上去，每一个都半米见方，像坏掉的一堆魔方。鸡蛋都是真的，乔远走近前察看过。他想起鸡蛋的保质期，“非典”让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吴勇问，说实话，还不错，是吧？
乔远不太明确他指的是什么。但他笑着答，不错。
乔远这天是翻了学校西门的矮墙，从“集中营”里溜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真正不错的事。学生们那时开始都管校园叫“集中营”。两千多名青春期男女，在集中营里已经呆满一个月，又停课了，终日无所事事，谁都难免想要逃逸。毕竟在草坪上晒太阳或者打羽毛球，这些事情，很快会让人厌倦。于是有人开辟了这条出校的秘密通道——矮墙本来也不高，沿着墙根又垒了些砖头，个子不高的女生也能轻松踩着砖头、翻墙进出。校方似乎也知道这条通道，因为那些砖头一度被清理过，但不久又有新的砖头出现。学生们心照不宣，谁也不问是谁做了好事。墙外面的北京城，其实也不过是一座大一些的集中营，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只是乔远翻墙出校，可不是为了像大学生们一样，只为看场电影或者吃顿没味道的麻辣烫。
乔远是被应天叫出来的。乔远的大学同学应天，早住在艺术区，这天打来电话说要解救乔远，去艺术区转转。
应天说，都这样了，还不出来。
這天下午，应天说他已经把车开到西门那处矮墙外了，他已经看见了三三两两的学生翻过矮墙出来。而且那些翻墙的动作熟练、轻巧，“就像做操一样”，应天在电话里说。
后来，乔远也翻了墙。他觉得这感觉很好，像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跨站在矮墙上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很久都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应天开车带乔远来到了艺术区。艺术区在北京城的另外一边。穿越城区的三环路，在乔远看来格外空旷陌生，就像另一座新兴城市的开发区。只不过两个月之前，这还是北京城最拥堵、最繁华的一条路。
那年春天北京的天空，也蓝得离奇的虚伪，酷似丙烯颜料里乔远最不喜欢的那种蓝。乔远打开车窗，摘下口罩，因为应天并没有戴口罩，乔远也不愿让自己显出胆怯。
乔远来到艺术区的第一站，就到了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画廊老板吴勇——应天这么介绍的——说，他在策划一个活动，叫“蓝天不设防”。吴勇找来应天，是为商量这件事。应天又叫来乔远，因为应天总是会在遇上麻烦事的时候叫上乔远。应天向吴勇介绍，说乔远是画家，画写意人物的。但应天没说乔远在城西的高校当老师。乔远心照不宣，于是也没有解释。他们都觉得在艺术区，画家的身份，其实更合适。
“随便看看。”吴勇说。他穿小方格子的衬衣，扣子扣到从上往下的第二颗。在他衬衫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盒KENT香烟，透过薄薄的衬衫布，香烟盒清晰可见，于是他左边的胸脯就鼓了出来。那是心脏还是肺的位置呢，乔远不确定。
乔远在艺术区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勇，这难免造成不太合适的印象。其实艺术家们都从来不会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放东西——他们根本也不会穿衬衣这种东西。
吴勇带着乔远、应天，去了画廊的二楼。二楼装有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抽象表现主义的画。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室内热得待不住，只有一楼装了空调。他们只看了一眼，又下楼。吴勇说去外面抽支烟。
“都差不多了，跟亦庄那边也说好了，到时候直接去就行。”吴勇跟应天谈着活动的事。他们似乎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远听不明白，但他也没问。
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楼里，乔远已经独自打发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四月“非典”疫情公开、学校实行紧急封闭措施的时候开始。这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漫长，每天的娱乐，不过是看看新闻通报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的人数，就像股民每天守着看大盘指数。只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大盘的指数都只是在涨，没有跌。到后来，连新闻里的数字也失去了吸引力了，因为那毕竟太抽象。有些东西变成数字之后，便显不出什么意义。乔远开始进入一段沉闷的自闭期。没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想跟什么人联系；学校的网络时好时坏，上网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些画画的东西，毛笔、砚台、宣纸、颜料，都搁置在宿舍一个角落里，发出干燥后的粉尘气息，谁还有心思画画呢；教研的论文，一直在电脑某个文件夹里，没被打开过，自然也毫无进展。乔远每天的活动，是晚饭后在校园内闲逛，看学生们如何花样百出地打发时间，谈恋爱或者发呆，本质上是一回事。有时会碰到认识的学生，他只是远远地点头，连微笑也省略了，反正大家都戴着口罩。他最久一个星期没有开口说话，沉默到错觉自己会因此顿悟而成为艺术大师。可是他知道，其实自己始终也没能真正平静下来，内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很狂躁，他安静不下来——反正，他一点儿也不想这样过日子了。所以，应天打来电话的时候，乔远几乎立刻答应了——是的，去艺术区看看，翻墙出去。 乔远认识的画廊老板从来不多，他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商人，商人总是穿衬衣，是会在胸前的口袋放东西的另一种人。那大概很不一样。乔远一直自认是学院派。学院派艺术，依赖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的核心是论文成果、教学成绩以及叫好不叫座的赔钱展览。可是，这种逻辑乔远也没能掌握。他当了三年高校的艺术课老师，一直教的是公共选修课，当然没人在乎，所以连副教授也没能评上。这大概很能说明些什么。应天一直在劝他辞职，大概也是意识到乔远在高校的日子难免捉襟见肘，还不如辞了痛快。
乔远开始听明白他们的活动内容。他们打算在亦庄开发区的空旷地带，放飞三百只风筝，名为“蓝天不设防”。风筝是在潍坊定做的，潍坊有家风筝厂自愿赞助他们三百只风筝，因为这毕竟是“公益活动”。“抗击非典，团结人心”，电视里都是这么说的。三百只风筝不算什么、微不足道，比起因此获得的名声来说。
乔远没有问“风筝”和“非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默默听他们说话，那些细节，邀请多少人，还有宣传，最好能多去些人，什么人都行，反正所有人现在都没事干，机关不上班了，学校停课了，商场也没生意了，连公交车都空载了，闲人多的是……说实话，没问题的，因为在户外，亦庄那边很开阔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开阔，还可以戴口罩，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我们做过申请，跟有关方面打过招呼的……三百只风筝可能不够，潍坊那边愿意再提供些……但那不是关键，关键是里面有几只定做的，很大……你猜不出来，那是什么风筝，打死你也猜不出来，这可是出彩的部分呢……是孔子、佛祖、耶稣……上新闻的时候，得说说这个……可能还有别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都是些神仙们……说实话，现在不就该神仙们出场的时候吗……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意义是你们艺术家的事，说实话，我是商人，我不操“意义”的心……什么，那可不行，你最好再想点什么意义来……我不知道……我得打几个电话了，再叫一些人，最好有名气的，这几个电话得我来打，说实话，我有这面子……
阳光亮得刺眼，在艺术区空旷的柏油路面上，炙烤出一些气体状的东西。乔远觉得，透过这些气体看眼前的一切，都有种变形的感觉，好像时光穿越，总之是那种非现实的映像。他的心思，并不在吴勇的活动上。他从来也不关心那些被认为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尤其在这样的时候。
两周前，乔远的一个学生被带走，去了隔离医院。跟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宿舍以及左右相邻共八个宿舍的学生。他们还不知道隔离是怎么回事，在上车的时候仍然快乐得像是去春游。有女生朝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喊——宇航员叔叔。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后来，有不好的消息在校内网上流传，说起他们的隔离，医院那里早已是人满为患。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无法彻底分开，最多的时候六个人一间房。再后来，这些消息也没有了，因为那家隔离医院断网了。乔远开始收到一些陌生号码群发的手机短信，都是本校被隔离的学生发出的，收到短信的人又自发扩散这些信息。那些短信，让乔远一点点虚弱下去。此前，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虚弱得很，就像乔远一样。
这样的时候，吴勇想做一个抗击“非典”的活动。乔远顾不上他们，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总是想着如果明天感染了“非典”，今天其实做什么也没用。
但也许，他们和乔远又不一样。乔远住在城西的高校，三条地铁在学校大门外交会，那里是“非典”的重灾区；艺术区在城东，疫情没那么严重。北京这么大，乔远与吴勇，曾经是天平两端遥遥相望的砝码，难得遇见。但现在，乔远来艺术区了，见到了画商吴勇，天平就倾斜了，乔远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失控。
吴勇并不知道这些。城西是高校区，距离这里毕竟太远了。吴勇拍了拍乔远的后背，并就势把手停在乔远的肩上。
乔远从柏油路上那团诡异的气体里，回过神来。感受到吴勇粗短的胳臂上发烫的温度，禁不住一哆嗦。乔远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身体接触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现在，这都是奢侈的事了。
但乔远的反应，也许不是太礼貌，反正，吴勇迅速收回了手，几乎不着痕迹。吴勇的眼睛，躲在反光的眼镜片后面，乔远暂时看不明白他的神情。乔远宁愿相信，吴勇只是为表示友好而已，搭着肩膀，就像哥们儿一样。乔远想要道歉，为自己刚刚那么惊讶的反应。但他又不知道怎么道歉，因为吴勇把这些动作都做得那么自然，没有刻意的亲密，也没有故意去掩饰难堪——因为他是商人，乔远只能这样想。
吴勇走开了，他“有几个电话要打”。
应天抽完烟，招呼乔远进画廊。他们漫无目的转了两圈，一张一张看着墙上的画，还有画旁边那些小标签上的署名。有的署名旁边，贴着小小的红色圆形贴纸，像古代仕女额头的美人痣，代表这些画已经售出了。
“其实也不是，”应天神秘地说，“有时候没卖的画，也贴上这个小东西，显得热销。”乔远听过这样的事，艺术市场总是需要各种运作、炒作、营销和策划。这都是画商们的本事。
应天说，你也拿几张画来摆上，摆上又不花钱。
喬远答应着，心里并不喜欢应天的说法。乔远只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卖过几幅画，是他的毕业作品，那时他喜欢抽象表现主义——在当代艺术领域，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抽象表现主义。但那些画从毕业展览上撤下来的时候，乔远很难过。他为此很长时间都看不起自己，也因此认定自己无法靠画画生活了——不过卖了几幅画，竟像卖了器官般痛苦。但这些事，是不是做多了就习惯了呢？在年与时空画廊，乔远这样想着。就像女人卖身，次数多了就没事了。只要是为了生活——这总是一个堂皇的借口。
乔远说起吴勇的活动，问应天那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
应天似乎很有兴致，他认为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后海已经火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非典’，三里屯不能去了，人们要到户外，户外是什么地方，就是后海，也是艺术区啊。”应天看这件事的角度，似乎跟吴勇不一样，跟乔远想象中，也不一样。艺术区有些偏远，交通并不那么方便。早期，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学校搬迁、装修，在这里租了厂房，做雕塑，也画画，因为房租便宜。应天也是那时到艺术区的，他被学校开除了，他住了三年的乔远上铺的那张床位不再属于他，他需要找一处便宜房子。 “谢谢，乔老师，再见！”她说，像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老师好一样。
应天还想说什么，但被乔远制止住，“你也该回去了，我们这儿，可是重灾区。”乔远若有深意地说。
“什么重灾区啊，你都没事，我能有事吗？”应天像暴富的纨绔子弟，整天只发愁如何打发时间这样的问题。
“喂，我们帮你‘出墙’了，你不得感谢我们哪？”应天朝牛牛喊。
牛牛转身又回来，大声说，“我说过谢谢了。”她是个一本正经的好学生。
“这样啊，那不客气了，下次再想出墙的时候，记得找我啊！你要不要我的电话？”应天也一本正经地问。
牛牛干脆又走回来，纠正应天道，“我是翻墙，不是出墙。”
牛牛是北京女孩，成绩不好不坏，后来她自己这么说。“如果在外地，我大概大学都考不上。”不过她不认为自己比成绩好的那些同学差，“我觉得我挺全面的。”说完她又迟疑起来，很坦诚地补充着，“我不喜欢艺术，我只上过你一节课。我选美术欣赏课，是因为别人都说，这课很容易，是送分的。”
“哦，小牛牛，那怎么行呢？你不上课，乔老师是不会给你学分的，是吧？乔远。”应天严肃地说。现在，他们都坐在校園中央的那块草地上。在户外，这让人有安全感，而且还有很多学生，都在他们周围，坐着或者躺着，看上去都昏昏欲睡，像《动物世界》里那些懒惰的海豹。
“因为停课了啊！”牛牛辩解。
“给你一个补课的机会！”应天从来没这么和蔼地跟乔远说过话。
“补课？不嘛！”牛牛当真了。
乔远悄悄笑起来。应天这才说，“跟乔老师去艺术区看画展，现场讲美术欣赏！”
“为什么？”牛牛不高兴地问。
“你问乔老师！”应天也很不高兴地解释。
“我看你先得学习翻墙。”乔远说。
牛牛这天翻墙出校，据她自己当时说，是为了回家。她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更何况，天气热起来，她必须回家“换裙子”。“再不穿裙子，夏天就过去了。”
可是，第二天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却背了一只毛茸茸的背包，远远看去，乔远还以为她带了只白色皮毛的狗或者猫这种宠物。如果在冬天，这样的包会很不错，但不是现在。
她如约出现在翻墙的地方，没有爽约。这似乎也没什么意外的。
你分不清季节吗？后来乔远问她。
“有什么关系啊，谁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冬天呢？”牛牛说。
“你太悲观了，小小年纪，不该这么悲观，走，应老师带你去接受下理想主义教育。”应天说。
“你不是老师，乔老师才是。”牛牛总是很认真，“不是美术欣赏教育吗？怎么又改成政治课了！”
“哦，小牛牛，我就喜欢认真的孩子，你这样的。”应天说。
他们又翻了一次墙，牛牛还是觉得很难。“我身体平衡不好，体育课经常不及格。”
“你美术课也不会及格的！”应天吓唬她。她被吓住了，一紧张，一只脚又从墙上滑了下来，好在这天她没有穿裙子，动作终于可以舒展一些了。
“我不跟你说话了！”牛牛对应天说。她又为自己解释起来，“我答应跟你们去什么艺术区，只是因为这里无聊死了。我不喜欢艺术，也不要看什么画展。”
乔远再一次把牛牛从墙头抱了下来，这一次，他感觉她其实沉甸甸的，像那种没发开的馒头，但也许只是因为她开始信任他，才把体重放心地交在他手上。
乔远又去了艺术区，这一次是因为应天喜欢这女孩。
在三环路上，应天开始给牛牛讲那个“蓝天不设防”的行为艺术。
“可是，放风筝，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理解。”牛牛问。
“乔老师给讲讲！”应天帅气地转了一下方向盘。
“牛牛，行为艺术你知道吗？”乔远说，“意义，这东西对每个参与者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唯一的意义，你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它就在哪里。”
“我只觉得，希望那些被带走去隔离的男生，快回来，一个也不少。”牛牛坐在后排，慢慢地说着。乔远没再说话，他自己也和牛牛一样，正在经历等待中那些无用的环节，比如希望，比如做些不知道因何缘故的无谓的事，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他们必须等待，没有人可以忽略的、却是必然而强大的——等待。
“有个男生，我是说，被带走的其中一个男生，他喜欢我，总是在教学楼外面等我下课，但每次我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又说不出什么来。”牛牛突然说起这个。“他是好学生，绝对不会翻墙的，我其实也是，但是他被隔离了，因为住他旁边宿舍的男生发烧，他就要被隔离，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住的宿舍不对，我可能再见不到他了，因为他被分到一间倒霉的宿舍。”
“怎么会呢？我说你悲观吧，还不承认。”应天说。
“不，不是悲观，是认清现实。”牛牛说了句哲理的话，“现实就是，我们怎么防备、戒严，还有遵守学校的规定，其实都没有用，你可能两年前被分到一间宿舍，所以‘非典’来了，你就得被隔离，谁能预料得到呢？”
“是的。”乔远相信牛牛说得没错。
年与时空画廊一层的玻璃门开着，吴勇在里面独自发呆，看着天花板。他可能还在思考烟雾探测器的问题。他对他们依然热情，只是一种初识般的热情，仿佛昨天的事并没有发生过。他自言自语着，说烟雾探测器还没修，因为谁也不管。“他们只知道收房租，别的，什么事也不管。”
“可不是，现在什么事都得自己来。”应天附和道。
“我现在得自己去开水房打开水了！”牛牛也说。以前有喜欢她的男生帮她做这些事，但现在她得自己去打开水，拎两只沉甸甸的水壶爬上几层楼梯。
乔远对吴勇感到抱歉，为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来自高校区的自己，何况，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今天他们还带了一个同样来自高校区的牛牛——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工程系的女孩，和艺术没有关系。“我五岁的时候去过中国美术馆，只是因为从我家过去有直达的公交车。然后就再没去过了，这是我第二次看画展哦。”牛牛说。 但吴勇对牛牛还不错。乔远相信吴勇会对所有来画廊的人都态度和善，用一种可以容忍的、不会让人产生黏腻与不适的热情，来取得陌生人的好感。乔远昨天听应天说过，吴勇其实“多不易”，不光是他在山西的煤井里被埋过一次，而且他跟错了人，那是个高官，然后出事了，官商勾结，吴勇被“供了出来”。他本来在山西做得不错，“是文化公司，大概卖字画，主要帮人洗钱”。但出事后不行了，他替人顶罪，赔光了家产。
应天昨天也这样告诉乔远：“他是关键时刻能顶住的人，所以，还不错的。”应天只是想表达这观点，而且吴勇让应天成为“蓝天不设防”的策划人了，如果活动成功，应天的履历表上会多上一条很值得夸耀的经历。
但吴勇昨天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乔远没问。他想，那还是不一样的，钱财和性命——或者再文艺一些的说法，生命。吴勇是商人，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吗，时隔多年，吴勇依然是画廊老板，而当年出事后供出他的那个高官，也许现在只是在边远地区的某监狱，像鼹鼠一般过着日子。只是，这世界总是有“预设前提”的，前提是一句苍老又强大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怕死，这没什么羞愧的，现在看来，反倒是一种勇气。
所以乔远这天第二次见到吴勇的时候，对吴勇似乎又多了一种不一样的认识。他想起吴勇在北京如何从头再来，如何开办年与时空画廊，在城东这片区域——曾经是国营电子厂，厂房废弃了，留下方方正正、棋盘一般的“城中城”。听说日本和爱尔兰的知名画廊，也即将在这里开张，因为这是世纪之初，这是中国，这是北京……而这些概念，似乎都在预示着一种莫名的前景，这种前景，与市政府规划中的“高新科技园区”无关。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一切会更迅速而完美，就像一场一拍即合的爱情。即便如此，也足够证明吴勇的眼光，他不需要帮贪官洗钱，也能在当代艺术领域成事。
吴勇告诉他们，三百只风筝已经送到亦庄了。言下之意，万事俱备，只等明天，“希望是个顺风的好天气。”他淡淡地说。
“放风筝应该是逆风天。”牛牛纠正道。
他们都奇怪地看着她。乔远想，她只是太认真而已，不知道顺风和逆风，有时只是一种说辞，就像这世界总是需要通过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废话，才能保持运转一样。
“我不知道计算机自动化系统专业，还学习放风筝的事情啊？”应天没有见识过太多牛牛这样的女孩——他认识的女孩都是艺术学院的那种，永远不会说起“风速”“风向”这种东西。
“不，不学风筝，但就是这样的，逆风放风筝。”牛牛没有听出应天话里的意思。“而且，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放风筝？你们不能做些有用的事吗？”
“什么是有用的事？”
“那些快死的，还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的人，那些人，他们会在乎你们放了多少只风筝吗？”牛牛义正词严地说着，“难道你们放了三百只风筝，他们就不死了吗？”她看上去很激动，像在广场上发表演说。
“可是，话不该这么说。”乔远朝她走过去，轻声说，“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怎么办呢？”然后，他被自己的话吓住了。
牛牛先是不说话，然后又突然说，“乔老师，我昨天去医院了，他们不让我去。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就把路封锁了，我进不去……”她直直地看着乔远，如果不是她说的这些话，也许乔远会把她抱住。
但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拥抱，她只是没能接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她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她只不過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房间里还挂满了她弄不懂有什么意义的画作。
三个男人都没有抽烟，烟雾探测器仍让他们心有余悸。或者所谓“余悸”，也并不是因为烟雾探测器。吴勇看上去很没精神，他之前说过，昨天因为烟雾探测器的事情，折腾到很晚，他没睡好，还有明天的活动，千头万绪，他不可能再去安慰一个女孩的情绪。应天依然精神矍铄，他任何时候都是抖擞的，可是在应天的抖擞里，却有一些乔远无法形容的感觉，像是濒临绝境的人反而会肆无忌惮挥霍的那种感觉。应天一直在艺术区做各种“临时工”，他自己不这么说，他说那是“提供咨询”，或者“策划，靠脑子赚钱”，但“非典”让一切都放慢了节奏，像忘记时间的钟，他们都减速运转。应天也许很长时间都没法“靠脑子赚钱”了。那应天是如何应付艺术区的房租和生活开销的？乔远也不知道。应天也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一切的。他终究还是懂得如何应付女孩们小情绪的那个应天。
“小牛牛，你怎么这么傻呢？你去小汤山看他，就会改变什么吗？”应天说。
牛牛却突然抱住应天，喉咙里呜呜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在哭。她昨天还认为应天“是坏人”，在翻墙的时候拒绝他的帮助。
应天狡黠地看着乔远和吴勇，像是在自证清白。乔远当然可以推测出来，牛牛去小汤山，是想去看望那个男生。但牛牛抱住的，只是应天。应天拍着牛牛的背，像最慈祥的长者。他说：“没事了，没事了，你看，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你不也做了吗？”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牛牛说。
“我们也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明天去放风筝。”应天说。
牛牛抹着眼睛，东张西望着，说要去洗手间。
吴勇仍然站在门口的地方，给她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吴勇看上去心事重重，他这天的沉默跟前一天很不一样。乔远听说那都是因为“一些关键人物不能出席明天的活动”了，因为“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吴勇没有显得沮丧，他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刚刚和应天又嘀咕了一阵，为“解决一些问题”。应天看上去并不紧张，他还能前后晃动着身体，显得格外松弛。后来吴勇似乎终于释然，大概是被应天的情绪影响。
牛牛在洗手间里，制造出很大的动静。三个男人对视一番，谁也没说该不该问问洗手间里的女孩是否出了状况。他们沉默着，似乎她不在场，便失掉了话题。昨天那场醉饮和烟雾探测器的事情，他们谁都没忘，但也许正是因为谁都没忘，眼前的一切才显得不同寻常——就像宿醉狂欢之后看见镜子里自己浮肿的眼袋，也像一场尽兴的性爱之后莫名其妙又无处不在的空虚。 后来，洗手间里安静下来。是应天最先开口，他说：“不错的女孩，只是，太认真。”
乔远低声说：“你不是就喜欢认真的女孩吗？”
“我就那么一说。”
“你别碰她，她是我学生。”
“哟，乔老师——别紧张，她说了，她不喜欢搞艺术的。”应天说，只是一个女孩，他不觉得值得再说下去。
“你为什么要抱她？”乔远问，他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她要抱我啊！”应天委屈地解释着。
“那你可以不抱啊？”乔远不知道自己的怒气从何而来，他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为一个刚认识的女孩，跟应天争执？可是，话已经出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天气，无风无雨，连日光也停滞不动。
“嘿，乔远，你至于吗？”应天嬉皮笑脸着，一脸自信，他知道自己说得没错——乔远不至于。
“你他妈的至于吗？一个女孩！”乔远声音大起来，他担心牛牛会在拐角处的洗手间里听见，可是，他忍不住，嗓子就像踩下油门的车，自行呼啸而去了。
“乔远，你丫没病吧？吃错药了？”应天声音也大了。他话音刚落，乔远的拳头就正中在他鼻子上，这是猝不及防的一拳，也是乔远唯一占上风的一拳。
乔远很清楚，应天来自河南，小时候上过少林寺，至今也会散打表演，但也主要用来在喝酒后取悦女孩用了。但应天依然可以轻松制服乔远，乔远是瘦弱的南方男人，成长的地方太过潮湿，稀释了那些肌肉里应该积聚的力量。乔远明明知道这些，但他还是出拳了，就像那些没来由的话一样，他的拳头也自行其是。他没有喝酒，这天，他甚至连一支烟都没抽过。他只是想打一架，也许从昨天、从上个月疫情开始，从很久以前，他就想打一架了。
应天果断地回击一拳，打在乔远的右脸上。乔远没站稳，踉跄了几步，差点又碰到那些金属格子里装的鸡蛋。吴勇这时发话了：“嘿，嘿，干什么呢？”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要劝他们的意思。乔远东倒西歪的时候，看见吴勇站在门口，把两手都放进了裤兜，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
应天又补了一拳，在肚子上。乔远也回击，用脚，但乱七八糟踢得不成章法，几乎都被应天躲了过去。
应天吼着：“够了，够了，你发什么神经呢？打我？打我？”
乔远倒在地上，脸和肚子一样疼，像辣椒在油锅里乱蹦。
乔远安静下来，应天也没再出手——不过一场没来由的打斗。乔远知道，应天没有下重手。应天的鼻子右翼上，青了一块，像昨天的颜料没有洗干净的样子。只是青掉的那块瘀伤，根本是洗不掉的。
乔远说着抱歉。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抱歉。这不是他的本意。甚至牛牛都不是他的本意。他和应天是大学三年的同学，直到应天被学校劝退，他们都睡在一张床的上下铺。他们打过很多次架，当真的、不当真的，但都有明确的缘由，只有今天是无缘无故的，还当着吴勇的面。也许洗手间里的牛牛也听见了外面的响动，被吓得不敢走出来。
“爽吗？”吴勇怪声怪调地表达责备，用力摇着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他走过来把乔远扶起来，隔着衣服袖子，用了狠力。“走，我带你去外面转一圈，消消气，不过哥们儿，你这生的到底是哪门子气啊？”吴勇问。
应天说：“他就是闲得不耐烦了，找揍嘛。”
吴勇带着乔远，沿着画廊门口的路，向东走。只是一条普通的兩车道柏油路，没什么特别。“但很快就会不一样了。”吴勇说，他指给乔远看几间破破烂烂的厂房，介绍说它们即将成为画廊、工作室还有咖啡馆。乔远趴在黑乎乎的窗玻璃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楚——眼前的一切，还有他们面临的未来，都像在黑玻璃后面混沌一片的房间，似乎是那种立体主义的画，通通成为平面而棱角尖锐的几何体。798、797、799，他们依次走过这些数字编号代表的区域。到路东的尽头，又折向南。拐角处，几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工人，麻木地、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们。乔远猜想自己脸上肯定还有打斗的痕迹。他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又在你的画廊闹出事来了。”
“我也想找人打一架，可是，打架解决问题吗？”吴勇说，“都是‘非典’闹的，脑子都不清楚了。”
乔远不知道吴勇是不是指的自己，他倒是很长时间都脑子不清楚。“我想，我只是憋坏了。你知道学校现在的情况吗？连打架都找不到人了。”
“情况很严重。”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们都没被感染，可是我们还是不一样了。牛牛昨天还说应天不是好人，今天他们就抱着哭在一起，什么世道？”
“什么意思？又跟我玩‘意义’那一套？”吴勇问。
“说真的，吴勇，我知道你昨天还担心被我传染，你不用不承认，你没错。我也没错，但我们都不一样了，因为这奇怪的病。不骗你说，我昨天真的感觉很好，被水淋过以后，可后来，又不对了。”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打一架吧，不然怎么释放呢？”乔远辩解着。
“不是为女人？”
“不是。”乔远肯定地说，“如果是为了女人，我就不会把她和应天留在那里，我自己倒跟你出来闲逛……”他觉得自己说得并不真诚，他还是依稀想知道，他们此刻在画廊里，会做些什么、聊些什么？
“其实也不是闲逛，我是想带你看看这里，虽然这里会被规划成高新科技园区，但至少这几年，这里主要是艺术家们在活动。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搬过来，应天说过那个学校的职位，其实……不适合你。”
为什么又是应天说？这个该死的应天，总是比乔远更善于预见将来。他总以为自己更有远见吗？什么后海会火、艺术区会火，什么让所有人都摘口罩，女人们又总是主动对他投怀送抱……那种无名的情绪，不知从何而来，似乎正在这燥热起来的世界里膨胀。
他们又转了一个弯，往来时的方向走回去。废弃的墨绿色的大型机器，堆置在路边，散发出铁锈的苦涩气息。乔远没有说话，他希望吴勇会以为他只是在沉默地思考着刚刚的提议——到艺术区来。 这里的空间是开放的，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墟，像老朽的寡妇在等待涅槃重生。它不是封闭的、规整的，就像巨大的休息日的游乐场，只有粗犷的建筑与机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新狂欢。苏荷区、布鲁克林、塞纳河左岸、蓬皮杜……这些世界现当代艺术胜地的基因，也许真的会在这里落地、生长。
蓝天之上，云朵虚假地停滞着，像一个玻璃罩子将世界笼罩起来，他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想砸碎那让人窒息的玻璃罩，乔远想。
还没有走进年与时空画廊，先听见牛牛的哭声。她又哭了。女人们的状况，永远这般层出不穷。但这一次哭，牛牛明显放肆起来，几乎已是号啕。
他们快步走进画廊，看见应天还在洗手间门口。他无奈地摊开手，又耸耸肩，略带委屈地说着：“我可什么也没干。”
“怎么回事？”吴勇问应天。
应天悄声说，乔远几乎是从他的口型上艰难判断出语义：“来例假了，没准备……”
“什么？”乔远话音刚出，应天又嘘了一声，暗示乔远声音小一点儿。洗手间里的哭声却减弱了，像是长跑者进入最拖沓疲乏的时期。
“乔老师？”
“牛牛，你先开门。”乔远大声说。
她很听话，开了门，乔远见她用那只毛茸茸的背包挡在身前，又紧贴着墙挪出来。眼睛红红的，胸口起伏着，是还在啜泣。
“哭什么啊？”乔远假装轻松地问。
牛牛激动起来，突然蹲在地上，“我受不了了，乔老师。什么事我都遇上了。”
乔远轻拍着她的背：“不就是例假嘛？没什么大不了。”他想莫非还有别的事？
“真丢人，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它会突然来，我总是这样，什么都没准备好，事情就突然发生了。他被隔离了，我都来不及跟他说句话，他就被隔离了。我已经大三了，可是我学分不够，没有实习过，家里没钱，我没什么背景，我什么都比不过别人，可我不想这样……”
“哦，我也不想这样。”乔远不太会哄女孩。
乔远去艺术区外的便利店，帮牛牛买了卫生巾，因为她自己没法去。她后来又躲回洗手间了，自行隔离起来。三个男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买卫生巾。况且便利店离他们，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应天不愿负责任，他说：“乔老师的学生，该乔老师去。”吴勇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乔远第一次买卫生巾。他拿不准该选什么品牌，最后选了粉红色包装的，他是画家，画家对色彩永远比对价格更敏感。他本来以为这会很难堪，但竟然没有。他坦然地结账，甚至还有些自豪。
收银员戴着口罩，露出的两只眼睛里，也没有显出任何反常的怪异情绪。乔远相信，这或许是一种对于责任感的暗示——无论如何，在便利店买卫生巾的男人，他的生活里，一定有个需要他照顾和负责任的，而且多半还是一个爱撒娇的女孩子。这当然是不错的事。
他拎着塑料袋回到画廊，一种英雄救美的自豪感让他心情也开始好起来。这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些天里，他们已经经历太多大事了。
牛牛倒是很快便让自己平静下来了。她收拾好自己，可能在洗手间里还偷偷洗了洗裤子上的血迹，又用干手机烘干，很是忙碌了一阵。她再次开门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容光焕发，真是奇迹。她主动招呼着乔远和应天：“该回去了！”她到底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乔远想。
再次翻墙回学校的时候，牛牛没有再让他们帮忙，她费力地蹬上矮墙，表情严肃而坚决。应天兴致也不是太高，他没再说那些挑逗或打趣的话。他们相约明天还在这里见，一起去亦庄参加“蓝天不设防”的活动。谁也没问为什么得去？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今天的一切，都暂未了结。所以，他们还有明天。明天，又是不一样的一天了。牛牛还说，也许她会再多叫几个同学去，他们可以坐公交车，如果应天的车坐不下的话。
乔远跟在牛牛后面，也翻上了那处矮墙。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但他对此毫无信心：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不必费力地从学校大门进出了吗，带着那种平静的、倦怠的，当然更可能是无所畏惧的，笑容。
3
乔远在这天早上的电话里问牛牛：“你那边几只？”学生们把男生都称“头”，女生都叫“只”，他们喜欢这样“两头”“三只”地叫来叫去。
“只有我一头。”牛牛的声音听上去很沮丧。
“你一只。”乔远纠正她，她是女孩，女孩不论“头”。
“我一头，因为我是牛牛。”她说。
牛牛说她们都不去，因为“觉得这事儿没什么用”。放风筝？学校里也可以放风筝嘛，为什么要斜穿整个北京城，跑到亦庄去呢？
“跟她们解释不清楚。”牛牛很愤怒。
亦庄开发区在北京东南角，这里的一切都簇新得像是电脑里的效果图。这样的时候，路上更是见不到人，零星跑过一辆汽车，也惊慌得像被追赶着。出了城区，他们驶向更开阔的地带。国道边开始出现一些大红色的标语，不知道这些标语给谁看？再往前走，远远能看见白色幕布，上面有蓝色的字母。只是那些幕布，被风刮得一刻也不能停息，完全看不明白那些字母表示的含义。他们的目的地，是一片不知做何用途的砂石地，可能是待开发的地产用地，平整、宽阔，有两个足球场大。杂草一丛一丛的。已经零散到了一些人，都是开车来的。汽车就散乱停放在边缘区域。
走到中央，看见一些装置、影像作品已经布置起来。在一只巨大的追光灯前面，他们找到了吴勇。他换了纯白色衬衣，白色裤子，很容易被发现。“不能被抢了风头。”吴勇笑着解释起自己为何穿了一身白色，但他并不愿意对此再深究了，所以他说，“来了两百多人。”似乎很满意。可是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多人，也许是这里太空旷。乔远想。
那些风筝都整齐码放在不远的地方，一大块塑料布上面，花花绿绿的，很喜慶，让乔远再次想起家乡的傩戏。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三五成群站着说话，其中一些人还戴着口罩，气氛沉闷。还有音乐，是交响乐，乔远不知道是不是《命运》。
牛牛觉得那些装置很好玩儿，金属制的巨大水滴，肥胖的大力水手，还有一些奇怪的木头做的东西，看不出是什么。地面也被艺术家做了手脚，一些三维立体画，从特定位置看过去，像是地面绽裂开来，形成一道幽深的沟壑。牛牛走到那个位置，抬起脚又收回来，摇摇晃晃的。 “不虚此行吗？”乔远问她。应天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很多人似乎都认识应天，他们在艺术区早有来往。
“还说不好，只是，挺好玩儿的。”牛牛谨慎地回答。
“你昨天为什么跟他打架？”她突然问乔远。
“不为什么，闹着玩儿。”
“哦。”她似懂非懂地点头，又说，“是不是好多了？”
乔远惊讶地看着她，他相信她的话不是对他讲的，她只是需要这样问问自己，是不是好多了，这世界。
“他们很快就结束隔离了，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回来了。”牛牛说。
“不会有事的。”乔远说的，是内心的愿望，但他知道牛牛会相信他。虽然来的路上，牛牛刚给他看过短信，简单几个字，“生不如死，在这儿。”牛牛觉得难过，乔远想象着发短信的男生，腼腆、内向，在夜深的时候仔细聆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想念着她，然后在电量所余无多的手机里，按出这样的句子，生不如死。
可是，所有人都是要生还的，不是吗？他们临别前，这样彼此承诺过。
乔远和牛牛，他们漫无目的地又走了走。到中午一点，音乐声停止，一些穿着黑色T恤的年轻人，开始分发那些风筝。他们的T恤背面，都写着白色的字“我们能战胜”。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把一只不大的黄色风筝交给乔远的时候，也这样说，我们能战胜。乔远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乔远和牛牛分到的风筝，是一只蜜蜂。“哈，竟然是只蜜蜂。”牛牛觉得这也很好玩儿。他们打开那只风筝，发现那只蜜蜂，戴了一只口罩！
“今天是顺风还是逆风？”牛牛问乔远。
乔远也不知道，但他答道，“如果顺风，我们就逆着飞。”
牛牛笑起来，乔远发现这是两天来第一次听见她这么大声笑出来，像昨天她放声大哭一样，都是一些不被隐藏和设防的悲喜。
没有人宣布活动开始，也没有人讲话和发言，没有烦琐的程序，拿到风筝的人就自行放起来，先是一只孙悟空飞了起来，孙猴子戴着一只大口罩，后来，耶稣、佛祖也飞起来了，还有机器猫、蝴蝶、燕子、小熊……它们都有一只口罩。
但人们的心思并不在口罩上，为了在风势并不完美的天气里，让这些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风筝飞起来，人们必须快速跑动，尽力避开地上偶然出现的一丛丛的杂草。有人被砖石绊倒了，嘻嘻哈哈地爬起来，拎开缠绕在身上的风筝线，再接着跑。有人跑的时候又撞到了其他人，但只要那些细细的透明的风筝线没有纠缠到一起，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他们的蜜蜂也飞起来了。牛牛不愿意跑，她想暗示乔远，她还在生理期。乔远先跑起来，牛牛站在另一头，端着那只蜜蜂。乔远看见蜜蜂贴在牛牛的胸前，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只肥滚滚的大黄蜂。她不会知道。因为她的目光都在天上。依然是纯蓝的天，但这天没有一点儿扰乱视线的云朵飘来。这里是偏远而空阔的亦庄开发区，连云朵都不愿意前来。
天空却热闹起来，那些风筝，渐渐的越来越高，一只一只，都像要远离地面、直升而去。它们欢快地招展着各自的小翅膀，似乎告诉地面的人群，它们会就这样离开，不再回来。
乔远跑起来，喊了声“放”。牛牛松了手。蜜蜂呼啦啦贴着地面滚了两下，终于也挣扎着，飞起来了。乔远不敢停下，一手拉着风筝线，拼命地跑。
牛牛大叫起来，很多人都在莫名其妙地大叫。
放风筝并不难，你需要的，不过抓住那根隐约的线，以及一直这样跑下去。乔远感到手上传来沉重的力量，那是风的力量，风把风筝们送上蓝天，也通过风筝，把它的力量，传递给放风筝的每一个人。
乔远发现自己其实不必再跑了。蜜蜂已经可以稳稳当当地飞在半空，和蝴蝶、耶稣还有牛魔王，并排在一起——不是最高的那只，也不是最低的。
乔远停下来，控制着那根线，仿佛那根看起来不怎么结实的线，才是他此刻能握住的最紧要的东西。线勒在毫无防备措施的手心，有种尖锐的痛感，像握着一把小刀。但他会一直咬着牙、保持这种仰头向上的姿态，然后坚持下去，等待一切结束的那一刻——因为这，其实已经是人们所能做的全部。
傍晚，乔远和牛牛随吴勇的车一起回城。应天被一些扎着皮带、穿着黑色警服的警察带走了，理由是“组织非法集会”。
可是，应天又不是组织者——那些带走应天的人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解释。
“我们有证据，你们自己写的责任书，带走领头的就行。”他们办事讲究，向应天礼貌地出示过墨绿色封皮的小证件。其中一个警察，照一张纸上读着一些什么东西。乔远只是远远地看着，并不能听清。那警察的口罩下，嘴唇迅速地嚅动，像里面有只小肉虫在爬。他们彬彬有礼地请应天跟他们走。但警车没有停在旁边，于是他们凭空指向刚才来时的方向，似乎他们把警车停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了。
“只是放風筝，有什么问题啊？”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相互询问，或试图解释，是的，只是放风筝，没什么问题。
“要我再念一次吗？现在特殊时期，不允许组织任何大型集会。超过两百人，就算大型集会。”领头的警察一边把那张纸慢悠悠叠起来，一边大声嚷道。
应天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他看上去还有些享受这样的时刻。在众目睽睽下，像被出卖的革命者一样被押送，多么与众不同的离场——所有人都将因为这个时刻而记住，或者感激他，毕竟是应天，在为他们所有人的行为付出代价。事实上，应天的表情是凝重的，但乔远却看出了那凝重里的欢快。他不知道他们会把应天怎么样？非法集会？特殊时期？未经审批？大型活动？这些关键词，就像一块块砖头，不知道终将垒出一座什么样的建筑？
“像电影一样……”牛牛惊魂未定地说。她还说刚才注意到，“那些人，他们给他戴口罩了。”而那些警察自己，也是全副武装的，连手套、脚套也是齐全的。乔远希望告诉他们，“蓝天不设防”活动的最后，所有人可都是要摘掉口罩的。而提出这个好点子的应天，现在，戴上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