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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批评话语分析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它倡导对语篇进行批评分析，从而揭示了语篇中所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通过对近40年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概述，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话语；意识形态；权力
【作者简介】彭程程（1994.08.08-），女，汉族，辽宁长海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语篇分析。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以下简称CDA）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出现。它旨在通过分析表面的语言形式和社会语境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了对CDA有更好的了解，进行针对性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CDA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二、理论研究
1.国外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Fowler，Fairclough，van Dijk和Wodak等西方语言学家为CDA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Fowler和Kress在《语言与控制》（1979）一书，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概念，并指出，批评语言学可以成为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有力工具，它可以调节权力与控制的关系”。
Fairclough是CDA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在《语言与权力》（1989）中提出了的三维框架理论，用于解释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1992年，Fairclough认为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发展了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Van Dijk（1995）提出了话语、认知与社会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并试图从认知中解读话语的社会性。这有助于揭示影响人们话语和思想的隐藏机制，和话语所反映的支配和控制关系。
Wodak（1990）通过对1986年奥地利总统的就职演讲进行研究，从语言和历史背景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她表示话语分析应该考虑话语事件产生的所有相关历史背景和信息。
2.国内研究。中国的CDA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研究这一领域。陈忠竺（1995）在《批评语言学述评》首次提出了CDA的概念，并详细介绍了批判语言学的哲学和语言基础、对话语、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和发展阶段。
辛斌（1996）更详细地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背景、理论来源和分析方法。随后，他（2007）发现CDA特别关注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而缺乏对认知方面的关注。话语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还通过我们的思想反映我们的社会，因此话语分析需要社会和认知视角（辛斌，2012）。辛斌与高晓丽（2013）讨论了CDA的核心问题，以期指导中国CDA的发展。
田海龙对CDA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田海龙（2013）发现国内对CDA的研究忽略了定性特征，因此提出了一种倾向定性研究和强调关注社会问题的CDA模式。他（2016）表示需进一步确认CDA的本质，即话语在社会各领域的作用。田海龙和赵芃（2017）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凸显了回归马克思主义对发展CDA的必要性。
三、研究新趋势
由于语言学家对CDA的持续关注，其研究涵盖了各個领域。
1.国外研究。将费尔克拉夫的三维理论与政治话语分析相结合，Dian Handayani等学者（2018）分析了特朗普于在Youtube上对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的声明，揭示了特朗普的政治话语的目的，并呼吁CDA应在政治科学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Wodak和Richardson（2013），从话语——历史的方法，发现欧洲的极右政党经常使用带有法西斯主义的主题和词汇来表达他们的仇外言论。这揭示了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中的排他性。基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C.Hart（2010）解构了移民话语的认知意义和心理过程，反映了语言使用与社会不公正之间的关系。
2.国内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CDA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张华和董希春（2016）分析了“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关于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报道，发现“中国日报”大多使用中性词来报道事件，更为客观。华盛顿邮报使用了大量的情感词汇来反映作者的倾向。因此，呼吁读者阅读英文新闻报道时保持批判性。高文娟（2013）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和美国关于“朝鲜叛逃者”问题的相关报道，发现即使是同一事件，由于两国的立场不同，所反映的理解和态度也完全不同。李娜和张琦（2015）利用PressDisplay（语料库）对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后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进行了CDA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呈现中国女性形象时具有一定的心理预设。它反映出西方媒体虽声称客观，全面，权威，但他们的报道往往不是这样。
四、总结
近40年的发展中，国内外在CDA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批评性话语分析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方面，缺乏创新。
参考文献：
[1]Fowler，Hodge，Kress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话语；意识形态；权力
【作者简介】彭程程（1994.08.08-），女，汉族，辽宁长海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语篇分析。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以下简称CDA）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出现。它旨在通过分析表面的语言形式和社会语境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了对CDA有更好的了解，进行针对性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CDA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二、理论研究
1.国外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Fowler，Fairclough，van Dijk和Wodak等西方语言学家为CDA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Fowler和Kress在《语言与控制》（1979）一书，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概念，并指出，批评语言学可以成为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有力工具，它可以调节权力与控制的关系”。
Fairclough是CDA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在《语言与权力》（1989）中提出了的三维框架理论，用于解释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1992年，Fairclough认为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发展了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Van Dijk（1995）提出了话语、认知与社会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并试图从认知中解读话语的社会性。这有助于揭示影响人们话语和思想的隐藏机制，和话语所反映的支配和控制关系。
Wodak（1990）通过对1986年奥地利总统的就职演讲进行研究，从语言和历史背景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她表示话语分析应该考虑话语事件产生的所有相关历史背景和信息。
2.国内研究。中国的CDA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研究这一领域。陈忠竺（1995）在《批评语言学述评》首次提出了CDA的概念，并详细介绍了批判语言学的哲学和语言基础、对话语、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和发展阶段。
辛斌（1996）更详细地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背景、理论来源和分析方法。随后，他（2007）发现CDA特别关注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而缺乏对认知方面的关注。话语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还通过我们的思想反映我们的社会，因此话语分析需要社会和认知视角（辛斌，2012）。辛斌与高晓丽（2013）讨论了CDA的核心问题，以期指导中国CDA的发展。
田海龙对CDA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田海龙（2013）发现国内对CDA的研究忽略了定性特征，因此提出了一种倾向定性研究和强调关注社会问题的CDA模式。他（2016）表示需进一步确认CDA的本质，即话语在社会各领域的作用。田海龙和赵芃（2017）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凸显了回归马克思主义对发展CDA的必要性。
三、研究新趋势
由于语言学家对CDA的持续关注，其研究涵盖了各個领域。
1.国外研究。将费尔克拉夫的三维理论与政治话语分析相结合，Dian Handayani等学者（2018）分析了特朗普于在Youtube上对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的声明，揭示了特朗普的政治话语的目的，并呼吁CDA应在政治科学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Wodak和Richardson（2013），从话语——历史的方法，发现欧洲的极右政党经常使用带有法西斯主义的主题和词汇来表达他们的仇外言论。这揭示了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中的排他性。基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C.Hart（2010）解构了移民话语的认知意义和心理过程，反映了语言使用与社会不公正之间的关系。
2.国内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CDA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张华和董希春（2016）分析了“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关于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报道，发现“中国日报”大多使用中性词来报道事件，更为客观。华盛顿邮报使用了大量的情感词汇来反映作者的倾向。因此，呼吁读者阅读英文新闻报道时保持批判性。高文娟（2013）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和美国关于“朝鲜叛逃者”问题的相关报道，发现即使是同一事件，由于两国的立场不同，所反映的理解和态度也完全不同。李娜和张琦（2015）利用PressDisplay（语料库）对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后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进行了CDA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呈现中国女性形象时具有一定的心理预设。它反映出西方媒体虽声称客观，全面，权威，但他们的报道往往不是这样。
四、总结
近40年的发展中，国内外在CDA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批评性话语分析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方面，缺乏创新。
参考文献：
[1]Fowler，Hodge，K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