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常与哀公论政。一天，哀公觉得孔子谈过很多道理，教导已经不少了，可是具体该从哪儿着手呢？孔子回答很干脆，希望他从孝悌入手：“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爱敬，百姓睦顺，措诸天下，则无所不可。治理天下虽然复杂，但都有父母兄弟，那么就从对待父母、兄弟开始吧。因此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很重要，即善政行易、善政不贪。
　　为何善政“行易”？因为善政“易行”。行易，做起来简单、平易。复杂的事情都由简单构成，好的政治也可从简易、平易处入手。善政一定“不贪”，不贪大、不贪多，贪大喜功就难稳健持重，贪多务繁可能会顾此失彼。《孔子家语·入官》篇记孔子说：“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行是为政之始，好的政令民众执行起来就容易，就不会产生抱怨。比如，为政者从自身做起就切实可行，他遵守法度，百姓就自觉效法；他办事英明，百姓就加以显扬。为政者出善言、做善事，好的言论天天听到，好的行为不断看到，好的政治就不难出现。为政者做好仪范，执政官吏做好表率，百姓就不放诞无忌，社会就不会混乱失序。
　　善政行易、善政不贪的道理可不简单，不然孔、孟、老、庄就用不着不厌其烦地谈论“大道至简”之类的道理了。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又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孔子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他赞赏的态度是：“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这看似朴素道理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道理，孔子、老子希望人们明白“序”，看到“远”，望见“高”；希望人们洞察细微，“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中包含的是人生的境界。
　　孔子有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少《论语》注译本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这是孔子的“愚民”主张。事实可能正好相反，这句话不仅不是愚民主张，反而是重民主张，恰恰表明他注重民情与民性。这不仅得到了新出土战国竹书的印证，而且《孔子家语》有一段孔子的话，同样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偏颇：“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孔子接着说：“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 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在位的君子管理民众，要从百姓的实际出发，要贴近百姓，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远离百姓，不要求百姓去干他们不愿做的事情，不强迫百姓干不能做的事。
　　西周初年，政治家就特别注重社会管理中“度”的把握，今本《逸周书》的第一篇就是《度训》，其中说：“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然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这里讲的是顺民之好恶，讲的是立中补损，从而度小大、权轻重、明本末。孔子、老子也洞明天道，思远志广，知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道弥益而身弥损”和“成而必变”的道理，可见其都有很久的思想渊源。
　　孔子讲“善政行易”，当然不是一味求易，不是片面求简，他主张“居敬而行简”，而不是“居简而行简”。心存简约，还要依礼严格要求，理解事物的内在理路，在这样的基础上，力求简明扼要，果断利落，不能因追求简要而缺乏周密，不因追求平易而做事粗心。推行政事简而不繁，不烦琐，不拖拉，这是为政的“度”，这是为政的水准与高度。孔子说“贪以不得，则善政必简矣”，一味地贪而不易，则善政简略不修，结果却适得其反。《度训》所言“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就是关于“远迩备极”的“度”或方法问题。
　　见微知著，原始察终，繁中求简，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事，才能取得成效，这是儒家智慧的精华。《中庸》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有道君子不显山不露水，却踏实稳健，日益彰明；有人做事则雷声大雨点小，开始时声势浩荡，却逐渐归于停歇以至消亡。《中庸》又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明道有德的人则具有内涵，平淡而有意味，简朴而含文采，温和而有条理，懂得成就自己要立足于个人实际，清楚事情的隐微与来龙去脉，明白细小的事物发展变大之后的结果。
　　看来，不仅善政行易不贪，做人做事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