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恋》到《我的中国心》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面向观众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开播了。当演员斯琴高娃和歌手胡松华联手表演起歌伴舞《草原民歌》时，台下的观众并没有预期中热烈。
　　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一切都是新奇的。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那是百姓刚刚告别了样板戏，偷偷沉浸在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中难以自拔的年代。
　　在当时的民间，人们最喜欢的歌曲是电影《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演唱者李谷一。然而，那时的李谷一正因为这首歌，在遭受着一场全国性铺天盖地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这首歌由于首次使用到了气声唱法、电声乐队，并且在歌词写作上采用了类似情爱的表达，而这些都是当时被狠批的“靡靡之音”的典型特征，以至于有人批评李谷一是“黄色歌女”。
　　由于当时主流媒体一直在对李谷一唱的《乡恋》做批评报道，中央乐团怕受到牵连，于是向李谷一提出了警告。1983年，当年的春晚总导演黄一鹤请来了李谷一，但晚会的节目单中并没有李谷一的《乡恋》。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结果，晚会开播不久，记录电话的工作人员就端着一个装满点播条的盘子走到春晚导演跟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大多是点《乡恋》的。最后，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不住了。在前台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喊出“乡——恋——”两个字。就这样，李谷一的《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得到了正名，被人们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与《乡恋》被春晚扶正不一样。一年后，来自香港的歌手奚秀兰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以一曲《阿里山的姑娘》令观众眼前一亮，在六位同样身着高山族服装的舞蹈演员的陪伴下载歌载舞，美妙的歌声伴随着翩翩的舞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首诞生于1947年的歌曲在近40年后迅速走红，春晚第一次显示出了它对流行文化的掌控力。
　　比《阿里山的姑娘》更有轰动效应的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那一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最初是想起当年撒切尔夫人要来中国与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的报道，才有了要请香港演员参加春晚的念头。
　　在一次到深圳出差的中巴车上，他听到了张明敏的那首《我的中国心》，然后又辗转托朋友在香港找到张明敏，邀请他参加春晚。
　　当时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黄一鹤这种邀请港、台演员的想法，是很激进的，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各级领导也是经过反复商讨，直到1984年元旦，才最终同意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但隔阂与顾忌并未完全打破，以至于接张明敏入住宾馆时，黄一鹤“为了保持气节与风度，甚至只能用指尖与张明敏握手”。
　　流行歌手扎堆
　　在李谷一的《乡恋》和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之后，春晚正式为流行歌曲打开了一条通道，并成为那些年内地流行歌的发源地和展示台。
　　紧随其后的1985年春晚成为了流行音乐的一次总结大会。坊间最流行的人物和最流行的歌曲都当仁不让地唱上了春晚舞台，例如《大侠霍元甲》，这部在民间引来万人空巷的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都在这次春晚上唱响了。在张明敏、奚秀兰重返春晚舞台之外，香港殿堂级的流行歌手罗文和汪明荃也都是在这一届的春晚上跟内地观众首次见面。他们带来的那些大陆民众鲜有耳闻的歌曲，也在接下来的一年被炒红。人们诧异地发现，春晚从此开始成了港台歌手打开内地市场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通道。
　　1986年的张德兰，1987年的叶丽仪，1988年的万沙浪和包娜娜，1989年的徐小凤和潘安邦都成了此后多年中最能影响内地流行市场的歌手。最为重要的是1987年登上春晚的费翔，凭借高大英俊的相貌，动感潇洒的舞姿，以及中西混血的身世，堪称内地歌坛出现的第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偶像。
　　有意思的是，在费翔上春晚的当年，1987年8月，蒋经国宣布11月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这无疑让费翔的歌声在“流行文化偶像之声”的意义上又多了一层内涵。当时的人评价说，“一曲《故乡的云》倾述了无数天涯游子归来的情怀，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不禁潸然泪下。《冬天里的一把火》溶解了冰封近40年的同胞心。”
　　不光是港台歌手和歌曲，春晚在最初的几年，也为推动内地流行歌曲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最初两年的春晚让李谷一和蒋大为成为了内地歌坛的“金童玉女”，而1986年的春晚一开场就是11首歌曲的大联唱。观众们喜爱的蒋大为、彭丽媛、成方圆、郁钧剑等歌唱家轮流登台献唱。11首歌曲一气呵成，将观众迅速带入联欢的情境中。
　　当然，他们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流行音乐歌手”，而对于通俗流行音乐，春晚更是功不可没。除了港台歌手带来的流行经典以外，内地最早的那批通俗歌手几乎都是通过春晚而奠定今天的地位的。像第一代的朱明瑛、沈小岑都是通过1984年的春晚迅速走红全国的，成方圆和程琳先后在1986年和1987年开始登上春晚舞台，1988年的春晚上，则有了毛阿敏和韦唯的闪亮登场，之后那十年当中流行歌手中的矫矫者如蔡国庆、毛宁、林依轮等的成名，都是起步于央视比赛，巩固于央视春晚，那英、田震、刘欢这些不在央视青歌赛体系的民间大腕，也先后凭借春晚得以扶正并将自己的名声真正普及到家喻户晓。
　　遗憾的是，作为时代的记录者，直到2013年，在春晚舞台上，也没有出现过崔健的身影。
　　因春晚走红的歌与人
　　到了1991年，春晚一下子请来了甄妮、谭咏麟、邝美云、姜育恒和潘美辰五位港台歌手，只是，与从前不同的是，这五位在上春晚之前，就已经在内地很红了，而且是正当红。可见，相对于从前春晚邀请港台歌手的准则是谁上春晚让谁红，接下来的标准则加上了：谁红谁才能上春晚。1990年春晚请来的是文章和凌峰，这两位就没有他们的先驱者那么幸运了，他们并没有在大陆获得太多的观众缘。
　　19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大量外来文化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人们需要更多更新鲜的东西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流行歌曲开始传唱于大街小巷。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时尚意识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适时引导似乎也成为“央视春晚”的责任与义务。 　　1993年春晚破纪录达到5个半小时，“太长了”的抱怨让后来者都约定俗成把时间定格在4个半小时左右。但也是那一届春晚，成为最多港台及海外艺人登上舞台的一届，甚至梁雁翎、李庆安等港台艺人还成为晚会主持人。
　　而到了1994年，以广州为大本营的流行歌坛竟然一下子冒出来数十位让人们耳熟能详的通俗歌手，被统一冠名为“94新生代”。为上春晚而挤破头的局面开始形成。
　　为了解决“所有人都想上春晚”、而春晚只能有那么长时间的难题，于是就只好将部分演员安排在一起，共唱一首歌。
　　与这样的形式相呼应的是从1993年开始，央视春晚开始实行招标制，而春晚的总导演任命，也从过去由央视文艺部确定变成了需由广电总局批准。这一年开始，春晚就逐步变成针对过去一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庆典式歌颂的大型演出活动，春晚节目从满足联欢的功能变成了就满足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
　　不过如果站在“94新生代”的年代来看，不光是人，春晚对于作品的推广也屡建奇功。歌手们上春晚，固然会唱一些专门为春晚而创作的歌曲，也有不少作品是早就创作好的，通过春晚才真正一唱天下闻名，从而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并推动一个时代的流行乐潮流的。在1995年，央视把老狼的《同桌的你》、谢东的《笑脸》、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白雪的《小桃红》、孙浩的《中华民谣》和尹相杰、于文华的《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出太阳》集体请到了春晚舞台，为起源于当年的94新生代运动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对春晚最为重要的两首歌，一首是1984年春晚上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这首歌从一诞生开始，就成了央视春晚的标志曲目，每年必唱；另一首就是1998年那英和王菲共同演唱的《相约98》，这是春晚创作歌曲中的另一个辉煌顶点。
　　1998年的春晚，相声节目只剩下两个，被指责加速了相声的衰落。而在流行音乐方面，那一年登上春晚舞台的传唱度高的歌曲最多，例如《相约98》、《健康歌》、《大中国》、《好日子》、《走进新时代》、《好汉歌》……
　　春晚歌曲何去何从
　　跨进新世纪，跃入新千年，数字时代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向多元化发展，这一方面使“央视春晚”面临的众口难调状况越来越突出，也把观众的口味吊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满足。“央视春晚”已经陷入“年年难办年年办”的尴尬局面。
　　再指望观众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一家人带着巨大的兴味与好奇团团围坐在电视机前，虔诚地围观“央视春晚”已不可能，但大家依然热烈的评头品足倒是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央视春晚”依然无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详见本刊本期《如何正确吐槽春晚》一文）。
　　从2000年开始，最能与“央视春晚”分庭抗礼的，倒是那些毫无顾及、简单直白甚至莫名其妙的神曲，早期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老鼠爱大米》，最近几年的《爱情买卖》、《忐忑》甚至去年的《好乐day》，而年轻一代对春晚的感情也远远不如他们的父辈。
　　有意思的是，春晚也热衷于邀请代表“新一代音乐口味”的周杰伦出现在舞台上。与当年上春晚歌就红的现象相比，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春晚又回到了谁红请谁的俗套中去。这就导致了一首出版了三两年的老歌，突然被春晚导演组像宝贝一样请回了舞台。例如2009年春晚周杰伦和宋祖英合演的《辣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