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一个叫六十一的满人铡草夫拾得一个元宝,没有据为己有,而是上交了。有关部门将此事汇报到雍正帝那里。雍正帝正要倡导拾金不昧的良好社会风尚,遂将六十一树为“榜样”,不仅将那个元宝赏赐给他,还在八旗之内广为宣传其事迹。
　　第二年,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拾得一名商人的170两银子,交还失主并坚决不接受失主的报酬。地方官因此赏赐翟世有50两银子,并为其立碑,当然少不了向朝廷交一份汇报材料。雍正帝知道后,除了再向翟世有赏银百两,还特别赏给他七品顶戴;地方官也因“领导有方”大受表扬。同时,雍正帝将六十一和翟世有分别树为满、汉拾金不昧“标兵”,要求全国上下向他们学习。
　　“榜样”的力量果然大得很。从此,各地“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纷纷涌现,只要汇报上来,统统有赏,结果朝廷不知发放了多少奖金,提拔了多少干部,真是群众领导皆大欢喜。其中,很多人“做好事”的手段如出一辙,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猫腻,可雍正帝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根本不加追究。于是,一个个“榜样”令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直到乾隆帝继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才规定:对于真正的拾金不昧行为,由州县官酌量奖励即可,不许再向上级汇报。
　　雍正帝树“榜样”,出发点当然是好的,结果却是种瓜得豆,令人啼笑皆非。
　　树立“榜样”,能否以物质刺激作为主要手段?从雍正帝的教训来看,这一招显然是失效的。“榜样”的力量,应当主要体现在精神上,以其人格魅力来得到别人的信服、尊重,使人们从内心接受他,效仿他。而雍正帝以直接利益包装出来的“榜样”,反而使人们忽略了拾金不昧的精神实质,只看到了世俗的“好处”,结果引导了人们以这种“好处”作为追求目标,而“拾金不昧”恰好沦落成了谋取“好处”的手段。
　　滥树“榜样”,会使这一做法流于形式,从而带出无穷的弊害。雍正帝大树“榜样”,用意非常明显,一来希望迅速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准,二来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领导水平。然而,他却忽略了鉴定“榜样”的“含金量”,更忽略了道德建设的特殊性,结果在无意中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榜样”运动。只要捡到东西上交,就有奖金,就可提拔,事情简单到这个地步,对许多投机分子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如此一来,社会风气不但没好转,投机钻营倒是有了一块理想的土壤。难道雍正帝果真是“当局者迷”,不知道一个个何其相似的事例,已经构筑成了一座形式主义的空中楼阁?
　　为树“榜样”而任意拔高某个人的言行,其实是贬低了一大群人,这不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是道德水平的整体下降。拾金不昧并非雍正朝才有的事。六十一、翟世有的做法,虽然值得肯定,应当表扬,但事情本身就只有那么大,怎么看也够不上“特别”,就未必需要当作“典型”人物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重赏。雍正帝过分突出他们的事迹,倒显得全国人民都贪财,就他们俩是好人了,这不是“打击一大片”吗?至于后来各地争先恐后报上来的“好人好事”,就更没有理由大惊小怪了。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