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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
自1987年开放报禁后，台湾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多重扭曲下，近年来“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及商业介入媒体的宝剑，台湾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低落。
面对大媒体的政治、商业垄断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架设网站、经营独立媒体。这种独立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拒绝政治与商业的“置入性营销”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台湾的独立媒体从早期针对主流媒体不足这样的问题意识，逐渐面临自我“生存”与“主体性”的问题。
说起独立媒体一词的出现，许多人会想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WTO示威中，透过网络，大量传递场外抗议信息的Independent Media Center。不过早在此之前，在网络平台上全球各地就已经有各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在运作。
而随着各种博客平台服务的普及化，一股被描述为“草根媒体”、“公民记者”的风潮，大约从2004年开始也席卷全球；到2008年之后，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使这个传播形式变得更简便也更个人化。
中文的“独立媒体”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在这里谈到的“独立媒体”，是指起码具有一定的编审机制与团体运作的媒体组织，与较具有个人或平台色彩的“公民新闻”作一个区分。
台湾的“独立媒体”，大致可分为商业媒体及非商业媒体两个类型。其中“商业媒体”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出资（筹款）者、形式上采取“卖广告”的商业模式生存，但是由于这种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些媒体目前都是处于“烧钱”状态。此外，也有从属于某一组织、公共电视，或者靠政府计划的生存模式。
商业模式会受到出资者、广告主的影响，而从属性的媒体，则会受到组织的政策、需求、计划存续的影响，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这些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除了那些有市场和国家（政党）背景的媒体之外，给个别工作者提供可以发挥的独立空间及资源。
长相
苦劳网是台湾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独立媒体，与其他类似媒体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出资者”，以非营利的方式经营，近年则以分布式的小额募款的生存方式为其维持独立。
以2011年为例，在218万余（新台币）的总收入中，分散在200多位捐款者的募款金额171万余，占总收入比约78%，在维持“财务独立”的结构上来说，尚称健康；不过在扣除一般支出、一位行政人员的薪资之后，要支付约七到八位记者、相当于三到五个全职人员工作量的薪资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资源下，苦劳网拨出一笔一年48万新台币的基金（在台湾约相当于一个全职主流媒体记者再多一点点的薪水），交给参与核心工作的记者，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其分配方式。最后的决定是将这笔钱花在由记者轮流担任的“轮值主编”的工作上；而采访、撰稿仍是没有酬劳的。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必须有其他个人的“兼职”，或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形下工作。这势必难以持久，造成苦劳网的记者流动率高，内部基本问题的沟通成本也增大。
而这个“资源分配”与“内部沟通”的过程，也反映出媒体独立之路的另一个核心课题，那就是它内部的民主性。苦劳网在内部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老板”的裁决者角色，也没有外部的压力源，而参与工作者的“志愿性”相对较高，必须通过共议共决，而非传统媒体结合“劳雇关系”与“科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来运作。
这样的工作伦理，在这个媒体资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日后如果有一天它的资源足够养活所有的工作者时，要想仍然能够维持内部民主的形式，这个过程至为重要。
独立媒体如何做到“独立”，也可以比照香港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编采团队的组成，是以近年在香港传统组织（如工会或环保、人权等倡议团体）之外的“非组织性社运”的参与者为主，跟苦劳网的记者相较，他们的成员更加接近“运动倡议者”、“专业者”，而不是“记者”。在组织的长相上，它们更接近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下的媒体组织。
由于组织形态的不同，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的生产是在各自倡议工作的一环，并不会往苦劳网“专职记者”这样的目标发展。反映在工作强度上，香港独立媒体的特约记者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内容比较分散，苦劳网的采编每周开会、分工与凝聚共识是最主要的内容。而香港独立媒体只需要一位负责联系与举办培训活动的专职编辑就可以运作。因此，虽然2010年香港独立媒体的募款与苦劳网相当，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样的资源已经足够支付现有工作人员所需。
相比苦劳网，香港独立媒体的这种“弱联结”架构，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个人/公民新闻”平台方向的修正，这种相对“去中心”的组织形式，同样可以避免前面说的媒体受到外部、内部因素影响，而丧失其独立性；但是，由于香港独立媒体成员本来就具有集体的运作方式，又与开放性的“公民新闻平台”也不同。
生存
在台湾，从2007年起，公共电视台曾经推动成立一个名为Peopo的公民新闻平台（www.peopo.org），虽然主要操作者花了很大工夫与各地社区合作，做了许多教育训练以及推动公民新闻的工作，目前成为部分“公民记者”的重要发表平台，不过这些公民记者之间的联结性太弱，也缺乏组织与采编机制，使得Peopo与一般博客、影音串流平台的距离其实仍不太远，不能称为一个媒体。
有趣的现象是，类似香港独立媒体这种“弱联结”的架构，在台湾还没有太成功的例子，比较接近的或许是“南方电子报”与“小地方新闻网”，其中1995年成立的“南方电子报”，是鉴于当时媒体商业化倾向环境下，集合在报纸版面上造到排挤的副刊写手，利用电子报的形式运作的老牌网络媒体做成的。但是近年在原有的写手逐渐散失，又没有培养新的作者群的状况下，呈现出冷清运作的状态；而“小地方新闻网”则是政府计划资助的媒体，曾经发展出许多社区的写手，不过由于政府部门变动而失去计划补助之后，于2010年年底暂停运作。
苦劳网在2007年改版，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希望以“公共论坛”、“新闻你来搞（个别写手或社运组织的自产报导）”，以及“博客来搞”等尝试web2.0的架构，不过三年多的运作经验后，也是不成功，来稿量少，不稳定且品质不佳。从独立媒体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弱联结”的组织，也需要花力气去经营，这几年苦劳网的力气都花在自产的报导上，而没有在这方面着力经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讯来源由传统媒体转为网络，商业媒体通过切割版面与时段以广告获利的模式受到损害，传统大媒体的运作模式备受威胁。在商业媒体产生问题的时候，诉诸“社会支持”的非商业性小型独立媒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而如何超越大媒体的限制、创造独立的空间与永续生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挑战。
自1987年开放报禁后，台湾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多重扭曲下，近年来“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及商业介入媒体的宝剑，台湾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低落。
面对大媒体的政治、商业垄断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架设网站、经营独立媒体。这种独立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拒绝政治与商业的“置入性营销”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台湾的独立媒体从早期针对主流媒体不足这样的问题意识，逐渐面临自我“生存”与“主体性”的问题。
说起独立媒体一词的出现，许多人会想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WTO示威中，透过网络，大量传递场外抗议信息的Independent Media Center。不过早在此之前，在网络平台上全球各地就已经有各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在运作。
而随着各种博客平台服务的普及化，一股被描述为“草根媒体”、“公民记者”的风潮，大约从2004年开始也席卷全球；到2008年之后，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使这个传播形式变得更简便也更个人化。
中文的“独立媒体”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在这里谈到的“独立媒体”，是指起码具有一定的编审机制与团体运作的媒体组织，与较具有个人或平台色彩的“公民新闻”作一个区分。
台湾的“独立媒体”，大致可分为商业媒体及非商业媒体两个类型。其中“商业媒体”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出资（筹款）者、形式上采取“卖广告”的商业模式生存，但是由于这种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些媒体目前都是处于“烧钱”状态。此外，也有从属于某一组织、公共电视，或者靠政府计划的生存模式。
商业模式会受到出资者、广告主的影响，而从属性的媒体，则会受到组织的政策、需求、计划存续的影响，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这些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除了那些有市场和国家（政党）背景的媒体之外，给个别工作者提供可以发挥的独立空间及资源。
长相
苦劳网是台湾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独立媒体，与其他类似媒体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出资者”，以非营利的方式经营，近年则以分布式的小额募款的生存方式为其维持独立。
以2011年为例，在218万余（新台币）的总收入中，分散在200多位捐款者的募款金额171万余，占总收入比约78%，在维持“财务独立”的结构上来说，尚称健康；不过在扣除一般支出、一位行政人员的薪资之后，要支付约七到八位记者、相当于三到五个全职人员工作量的薪资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资源下，苦劳网拨出一笔一年48万新台币的基金（在台湾约相当于一个全职主流媒体记者再多一点点的薪水），交给参与核心工作的记者，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其分配方式。最后的决定是将这笔钱花在由记者轮流担任的“轮值主编”的工作上；而采访、撰稿仍是没有酬劳的。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必须有其他个人的“兼职”，或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形下工作。这势必难以持久，造成苦劳网的记者流动率高，内部基本问题的沟通成本也增大。
而这个“资源分配”与“内部沟通”的过程，也反映出媒体独立之路的另一个核心课题，那就是它内部的民主性。苦劳网在内部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老板”的裁决者角色，也没有外部的压力源，而参与工作者的“志愿性”相对较高，必须通过共议共决，而非传统媒体结合“劳雇关系”与“科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来运作。
这样的工作伦理，在这个媒体资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日后如果有一天它的资源足够养活所有的工作者时，要想仍然能够维持内部民主的形式，这个过程至为重要。
独立媒体如何做到“独立”，也可以比照香港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编采团队的组成，是以近年在香港传统组织（如工会或环保、人权等倡议团体）之外的“非组织性社运”的参与者为主，跟苦劳网的记者相较，他们的成员更加接近“运动倡议者”、“专业者”，而不是“记者”。在组织的长相上，它们更接近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下的媒体组织。
由于组织形态的不同，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的生产是在各自倡议工作的一环，并不会往苦劳网“专职记者”这样的目标发展。反映在工作强度上，香港独立媒体的特约记者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内容比较分散，苦劳网的采编每周开会、分工与凝聚共识是最主要的内容。而香港独立媒体只需要一位负责联系与举办培训活动的专职编辑就可以运作。因此，虽然2010年香港独立媒体的募款与苦劳网相当，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样的资源已经足够支付现有工作人员所需。
相比苦劳网，香港独立媒体的这种“弱联结”架构，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个人/公民新闻”平台方向的修正，这种相对“去中心”的组织形式，同样可以避免前面说的媒体受到外部、内部因素影响，而丧失其独立性；但是，由于香港独立媒体成员本来就具有集体的运作方式，又与开放性的“公民新闻平台”也不同。
生存
在台湾，从2007年起，公共电视台曾经推动成立一个名为Peopo的公民新闻平台（www.peopo.org），虽然主要操作者花了很大工夫与各地社区合作，做了许多教育训练以及推动公民新闻的工作，目前成为部分“公民记者”的重要发表平台，不过这些公民记者之间的联结性太弱，也缺乏组织与采编机制，使得Peopo与一般博客、影音串流平台的距离其实仍不太远，不能称为一个媒体。
有趣的现象是，类似香港独立媒体这种“弱联结”的架构，在台湾还没有太成功的例子，比较接近的或许是“南方电子报”与“小地方新闻网”，其中1995年成立的“南方电子报”，是鉴于当时媒体商业化倾向环境下，集合在报纸版面上造到排挤的副刊写手，利用电子报的形式运作的老牌网络媒体做成的。但是近年在原有的写手逐渐散失，又没有培养新的作者群的状况下，呈现出冷清运作的状态；而“小地方新闻网”则是政府计划资助的媒体，曾经发展出许多社区的写手，不过由于政府部门变动而失去计划补助之后，于2010年年底暂停运作。
苦劳网在2007年改版，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希望以“公共论坛”、“新闻你来搞（个别写手或社运组织的自产报导）”，以及“博客来搞”等尝试web2.0的架构，不过三年多的运作经验后，也是不成功，来稿量少，不稳定且品质不佳。从独立媒体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弱联结”的组织，也需要花力气去经营，这几年苦劳网的力气都花在自产的报导上，而没有在这方面着力经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讯来源由传统媒体转为网络，商业媒体通过切割版面与时段以广告获利的模式受到损害，传统大媒体的运作模式备受威胁。在商业媒体产生问题的时候，诉诸“社会支持”的非商业性小型独立媒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而如何超越大媒体的限制、创造独立的空间与永续生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