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春熙路。我捏着娃娃头雪糕，雪糕已经开始融化了，化了的浓汁要滴下来。我小心吮掉，不能让它掉在我的白裙子上。
　　这是我买的第二根娃娃头雪糕。
　　1987年，当时正流行娃娃头雪糕。我们都喜欢它的口味，更喜欢它独特的造型。但是3毛钱一根的价格，对正读高二的我来说，相当不便宜。平时，我哪舍得连着吃两根娃娃头雪糕呢。但此时，等待的焦虑已经让我忽视了价格。
　　这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前半个假期，我在等一封回信，此刻，我在等一次见面。
　　信寄出去了很久，但我没收到回信。
　　最后一封来信，是在放暑假前收到的。他跟我说，他得了全省物理竞赛第一名，8月会到成都领奖，能在成都多待一天，我们到时终于可以见上一面。
　　我马上回信给他，跟他约定，当天下午两点半，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会穿一条白裙子，手里拿一本杂志。
　　当时学校已经快要放假，但他家就住在学校里，信寄到学校他仍然收得到。我却没收到他的回信。7月，我每天都去收发室，等得心焦。
　　终于到了8月初约定的日子。
　　之前我为天气忐忑过，怕那天下雨或者降温，结果一切还好。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先到书店里逛了逛，很快就回到门口，在台阶上徘徊。
　　在那个通信极不方便的年代，我们与人相约都是这样，不见不散。
　　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确定他能认出我来。
　　我和他是笔友。
　　20世纪80年代的笔友有点像现在的网友。很多中学生都有笔友，有些人的笔友来自杂志上的征友广告，我的这名笔友来自“连环信”——他发出的给几所学校同年级的学习委员的“连环信”。
　　在最初的通信里，我们相互介绍，很惊喜地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喜欢一些小说和诗歌，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也都喜欢文学期刊。
　　认识一个人，抛出一些问题，问一问爱好，发现彼此相同，便觉得欣喜不已。在少年时，我们更是这样，特别希望找到可以引为同道的人。
　　他的信写得很好，笔迹清秀潇洒，文采也不错。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并不比他差。
　　他在重庆永川，信寄到成都要一周时间。一来一回，要半个月。很快，我们加了分量，改成每周都写一封信。我们在信中交流各种看法，相谈热烈，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觉得身边的同学都没有笔友能理解自己。
　　他寄过两张小小的照片，是他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黑白的，一群学生的合影。他没说哪一个是他，但两张照片有差别，我大致能猜出那个站在岩石上的和站在球场中间的人是他。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应该寄出一张自己的照片。我也有很好的合影，站在一群同学中间，照得很好看。但在少女时期，我经常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好看”这一点而害羞。这种心理，后来还时常泛起。我没寄出照片，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通信的趣味与热情。
　　1987年，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熟悉的商业场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成都的人，首要的事情就是逛这里。所以，我把这次见面的地点定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就算我们不见面，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走来走去，天热，紧张极了。下午五点半，我终于明白，我们不会见面了。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3小时。这个下午，我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吃掉了两根娃娃头雪糕，却没有等到笔友。
　　那是没有电话的时代，一场约会未果，却没办法知道原因。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听燕子说，收发室里有我的一封信。我去取的时候，信已经不见了。我写信给笔友，然后算着时间去收发室等信。
　　这一封来信总算收到了。原来，他并没有收到我在假期前写的回信。他的家长就是学校老师，觉得他已经进入高考备战时期，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通信上，所以，经常会去收发室取走他的信。
　　我也进入了丢信的时期。
　　我的信，经常在收发室里就莫名地消失了。
　　我疑心有人偷了，但问人没结果，有的也不想问。
　　我和笔友的通信，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回信对方没收到，对方只能算着时间另起头写信。渐渐地，这就不再像交流，而是对着空气说话。终于，我们放弃了，最后失去了联系。
　　两三年以后，我偶然打听到他很有名，考上清华大学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知道有关他的消息。
　　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只是没有认出对方。在一封信里，他说，高二那年暑假，他到成都领奖，第二天下午，他去了成都最大的新华书店——就是春熙路上的那家……
　　（從容摘自《食光机》/图 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