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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荦的《筠廊偶笔》和《二笔》的创作受到他的宋氏家学影响，是随着生活的不断积累而渐渐形成的。《筠廊偶笔》成书于康熙壬子十一年，《二笔》成于康熙丙戌四十五年，成书以后的“筠廊”笔记流传至今又产生了诸多的版本。
关键词： 宋荦 《筠廊偶笔》 《二笔》 成书 版本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丘人。宋荦一生阅历丰富，才华卓越，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取得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其《筠廊偶笔》和《二笔》是最具代表性的笔记散文著作。
宋荦在清初创作的《筠廊偶笔》以及其晚年所作的《筠廊二笔》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极其重要的笔记散文著作，这两部书记载保存了不少民俗掌故、诗歌理论、考据辩证、书画鉴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后世对这部笔记的评价极高，在流传过程中亦产生了诸多版本。
一、“筠廊”笔记的创作
“筠廊”笔记的成书，必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自身背景。明确这些背景因素，对我们深入认知《筠廊偶筆》和《二笔》有着重要作用。
1.社会文化背景
宋荦处于一个动荡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代。“筠廊”笔记创作于清康熙王朝。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女真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封建王朝的更替，与先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但本质上却暴露了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尖锐矛盾。
清王朝是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一方面采取种种军事和政治措施，镇压汉族及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利用汉族的儒学、藏族、蒙古族的喇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竭力吸取并利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以服从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尽管如此，深受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影响的士大夫们潜意识中“华夷有别”的思想，使他们仍然无法容忍作为“蛮夷之族”的满族人成为博大中原的政权统治者。于是，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下定了不与新王朝妥协的决心。他们或投入到抗清队伍中，对清廷顽强抵抗；或甘愿隐匿，终身不仕，不同清廷合作；或“以身殉国”、杀身成仁，用这种极端方式表明对明朝的忠贞不贰和对清廷的强烈反抗；等等。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1］清政府“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读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2］因此，清朝统治者改变了先前的统治政策，在建国初就对广大知识分子实施高压政策，“编织严密的文网，大兴文字狱”，以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宋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字狱事件的白色恐怖氛围之下，知识分子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许多文人受到迫害，为了避免灾祸，他们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故纸堆里，“宁可关起门来钻牛角尖”。因此，考据学派风靡清初，史学成就相当显著。“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3］的乾嘉学派风靡一时。乾嘉学者们埋头于经史典籍的整理与考证之中，“脱离社会现实，不敢触及时事政治问题”。这种学风“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这便是清代笔记小说志怪多、志人少，杂名物考证多、记现实政事少的原因所在。有的作家明言：‘谈虚无胜于言时事’。”［4］这种文学创作观对宋荦的“筠廊”笔记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作者背景
宋荦《漫堂年谱》记载，他从小跟随父亲宦游各地，喜好搜集奇闻轶事。后出任黄州通判，虚心求学，与四方文人、贤士大夫相交往，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间，增长了不少见识，这些经历都成为他日后撰写“筠廊”笔记的素材。
宋荦的祖先宋氏家族是河南商丘的世家大族，据宋荦自撰《漫堂年谱》：“宋氏微子之苗裔，世居于宋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也。”其家庭明清时代为当地巨姓望族，其曾、祖辈多人在明代位至高官。族曾祖父宋勳历官至吏部尚书，祖父宋沾官山东福山知县，叔祖宋治官至刑部郎中，父宋权崇祯末年为顺天巡抚。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却给这个世家大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宋荦父权《文康公年谱》记载：“春三月，寇李自成破宋。先文康负母丁太夫人避寇渡河，寓于曹。长子焞亡。”《西陂类稿》卷二十六《记壬午脱难始末》：“明末，李寇披猖中州，大河以南无乐土……予时年九岁，随乳母仓皇走匿民舍三日。”［5］宋荦九岁时就经历了战乱带来的家破人亡，虽然最后得以幸存，可这残酷的现实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家族的影响，童年的遭遇，加上文网的严酷，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这种思想性格必然会影响到他的笔记创作。“筠廊”笔记虽然内容驳杂，但绝少论及时事，而多为历史掌故、考辨名物等。采用这些题材的写作与清初文网的严密和作者的谨慎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筠廊”笔记的成书
康熙九年，宋荦三十七岁。是年因生母去世，辞官返里奔丧，《漫堂年谱》卷一载：“正月，奔丧归里。”［6］春末夏初，筑筠廊，读书其中。溽暑，荦偃仰筠廊之中，追思其生平所见所闻，始撰《筠廊偶笔》。历经两年至康熙十一年，荦撰《筠廊偶笔》成。据《漫堂年谱》卷一：“十一年壬子，余三十九岁。正月，服阙，著《筠廊偶笔》成。”这一年也是先生为其生母赵夫人丁忧服丧之第三年。康熙三年，宋荦应授湖广黄州通判，直至康熙九年奔生母丧，归里，此后直到康熙十一年，宋荦都居于乡里。从三十岁宋荦入都至今，十年的人生岁月中，宋荦多半时间都在外任职，这一次的回乡丁忧给宋荦漂泊在外的心灵提供了一个最美好的栖息家园。先生回乡后，居于祖宅西陂筠廊处。筠廊是宋荦读书的地方，其弟炘序《筠廊偶笔》云：“庚戌，余兄自楚黄归，读礼之暇，因撤去垣墙，易以梁构，而廊始成；翦其蒙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修竹显对之，翛翛有远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风雨，其上可以望云物，……時方溽暑，门无客扰，余兄偃仰其下，凉风四至，爽如清秋。”如此美景赐予先生创作的灵感，《筠廊偶笔》在这样一种幽静雅致的环境中完成，让先生能静下心来认真整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 成书后，其友陈维崧、弟宋炘为《筠廊偶笔》撰序。维崧序云：“《筠廊偶笔》若干则，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撰著。事皆幽奇环丽，上补輶轩、册府所未备，下亦可征得失、稽谣俗焉。语则遒峭整洁，不名一体，大约在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伯仲间，非余子能仿佛也。”炘序云：“或志怪如《齐谐》，或滑稽如曼倩；或广征物类，或附载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子宁可以稗官小史视之也？”此书曾一度流传于友朋之间，题跋颇多，如康熙本后附有徐作肃跋曰：“右小品百许则，即事写来，波折自具，散散着笔，遒健天成，殆短长肥瘠，各有度与。奇事佳文，当急布之以供世赏。”叶封跋曰：“何氏《语林》、焦氏《类林》皆补《世说》所未备，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见记近事者，有朱氏《涌幢小品》，颇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简而赅、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编之可传也。”可见，《筠廊偶笔》在当时极为盛行，具有丰富的文学史价值，受到许多文人雅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宋荦继《筠廊偶笔》之后在晚年又创作了他的第二部笔记《筠廊二笔》。《筠廊二笔》成书于康熙丙戌四十五年，时宋荦七十三岁，在吏部尚书任上。按《漫堂年谱》载：“四十五年丙戌，余七十三岁。四月十五日，男至授翰林院编修，余撰《筠廊二笔》成。”这部笔记是其四十岁以后至七十余岁间所作。从地方官员至一方大吏，再至当朝吏部尚书，身份、阅历、文学素养的变化，《二笔》与早年成书之《偶笔》比较有很大不同，内容上少了灵怪之事，多记晚明与前清贤哲之逸文轶事，尤富于文献史料价值。
成书后，陈廷敬为之作序，云：“余老而失学，……牧仲先生见示《筠廊二笔》，……余独能读之终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学术为吏治，两开府于东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则益覃精古学，著书满家，《筠廊偶笔》其一也。……得先生所为筠廊之三笔及四五笔不已者，坐卧读之，抛午枕之书，饱残年之饭，乐而忘忧，不知其老之至也，则余所得于先生者，不其多哉？”《筠廊二笔》盛行于世，许多有识之士为之作跋。吴陈琰跋曰：“本朝杂纪诸书，推孙益都《南征纪略》、王新城《皇华纪闻》、宋商丘《筠廊偶笔》，久已鼎峙中原。今新城续刊《池北偶谈》，而商丘復有《筠廊二笔》，微言绪论，多发人所未发。海内并称王宋二公，岂虚誉哉？”又吴士玉跋曰：“《筠廊二笔》萧然出尘，而名论间起，大耐研味。当在《东坡志林》《荣斋随笔》之间，此小品之必传者。”李必恒跋曰：“小品以简韵胜，然亦有不得略者，或庄语或微言，是编各极其妙，不衫不履，故自寝处有山泽间仪。”由此可知，宋荦晚年所作的《筠廊二笔》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颇受文人学者的赏识。
三、“筠廊”笔记的流传版本
康熙五十年宋荦编纂一生总集《西陂类稿》时，将这两部笔记收进了本书的第四十三至四十六卷。这以后或单行，或以总集行，或被收入康熙以来的各种丛书，版本颇多。主要有内府藏康熙间精刻本、清德堂抄本、《西陂类稿》本、《绵津山人诗集》本、民国六年宋恪寀重刻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蒋文仙校点本)等。目前，民国六年宋恪寀重刻本较为完备，多通用此本。
综上所述，《筠廊偶笔》和《二笔》成书后在民间广泛流传，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版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90.
［4］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
［5］［6］宋荦.西陂类稿［M］.民国六年刻本.
关键词： 宋荦 《筠廊偶笔》 《二笔》 成书 版本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丘人。宋荦一生阅历丰富，才华卓越，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取得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其《筠廊偶笔》和《二笔》是最具代表性的笔记散文著作。
宋荦在清初创作的《筠廊偶笔》以及其晚年所作的《筠廊二笔》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极其重要的笔记散文著作，这两部书记载保存了不少民俗掌故、诗歌理论、考据辩证、书画鉴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后世对这部笔记的评价极高，在流传过程中亦产生了诸多版本。
一、“筠廊”笔记的创作
“筠廊”笔记的成书，必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自身背景。明确这些背景因素，对我们深入认知《筠廊偶筆》和《二笔》有着重要作用。
1.社会文化背景
宋荦处于一个动荡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代。“筠廊”笔记创作于清康熙王朝。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女真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封建王朝的更替，与先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但本质上却暴露了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尖锐矛盾。
清王朝是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一方面采取种种军事和政治措施，镇压汉族及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利用汉族的儒学、藏族、蒙古族的喇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竭力吸取并利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以服从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尽管如此，深受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影响的士大夫们潜意识中“华夷有别”的思想，使他们仍然无法容忍作为“蛮夷之族”的满族人成为博大中原的政权统治者。于是，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下定了不与新王朝妥协的决心。他们或投入到抗清队伍中，对清廷顽强抵抗；或甘愿隐匿，终身不仕，不同清廷合作；或“以身殉国”、杀身成仁，用这种极端方式表明对明朝的忠贞不贰和对清廷的强烈反抗；等等。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1］清政府“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读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2］因此，清朝统治者改变了先前的统治政策，在建国初就对广大知识分子实施高压政策，“编织严密的文网，大兴文字狱”，以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宋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字狱事件的白色恐怖氛围之下，知识分子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许多文人受到迫害，为了避免灾祸，他们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故纸堆里，“宁可关起门来钻牛角尖”。因此，考据学派风靡清初，史学成就相当显著。“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3］的乾嘉学派风靡一时。乾嘉学者们埋头于经史典籍的整理与考证之中，“脱离社会现实，不敢触及时事政治问题”。这种学风“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这便是清代笔记小说志怪多、志人少，杂名物考证多、记现实政事少的原因所在。有的作家明言：‘谈虚无胜于言时事’。”［4］这种文学创作观对宋荦的“筠廊”笔记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作者背景
宋荦《漫堂年谱》记载，他从小跟随父亲宦游各地，喜好搜集奇闻轶事。后出任黄州通判，虚心求学，与四方文人、贤士大夫相交往，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间，增长了不少见识，这些经历都成为他日后撰写“筠廊”笔记的素材。
宋荦的祖先宋氏家族是河南商丘的世家大族，据宋荦自撰《漫堂年谱》：“宋氏微子之苗裔，世居于宋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也。”其家庭明清时代为当地巨姓望族，其曾、祖辈多人在明代位至高官。族曾祖父宋勳历官至吏部尚书，祖父宋沾官山东福山知县，叔祖宋治官至刑部郎中，父宋权崇祯末年为顺天巡抚。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却给这个世家大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宋荦父权《文康公年谱》记载：“春三月，寇李自成破宋。先文康负母丁太夫人避寇渡河，寓于曹。长子焞亡。”《西陂类稿》卷二十六《记壬午脱难始末》：“明末，李寇披猖中州，大河以南无乐土……予时年九岁，随乳母仓皇走匿民舍三日。”［5］宋荦九岁时就经历了战乱带来的家破人亡，虽然最后得以幸存，可这残酷的现实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家族的影响，童年的遭遇，加上文网的严酷，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这种思想性格必然会影响到他的笔记创作。“筠廊”笔记虽然内容驳杂，但绝少论及时事，而多为历史掌故、考辨名物等。采用这些题材的写作与清初文网的严密和作者的谨慎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筠廊”笔记的成书
康熙九年，宋荦三十七岁。是年因生母去世，辞官返里奔丧，《漫堂年谱》卷一载：“正月，奔丧归里。”［6］春末夏初，筑筠廊，读书其中。溽暑，荦偃仰筠廊之中，追思其生平所见所闻，始撰《筠廊偶笔》。历经两年至康熙十一年，荦撰《筠廊偶笔》成。据《漫堂年谱》卷一：“十一年壬子，余三十九岁。正月，服阙，著《筠廊偶笔》成。”这一年也是先生为其生母赵夫人丁忧服丧之第三年。康熙三年，宋荦应授湖广黄州通判，直至康熙九年奔生母丧，归里，此后直到康熙十一年，宋荦都居于乡里。从三十岁宋荦入都至今，十年的人生岁月中，宋荦多半时间都在外任职，这一次的回乡丁忧给宋荦漂泊在外的心灵提供了一个最美好的栖息家园。先生回乡后，居于祖宅西陂筠廊处。筠廊是宋荦读书的地方，其弟炘序《筠廊偶笔》云：“庚戌，余兄自楚黄归，读礼之暇，因撤去垣墙，易以梁构，而廊始成；翦其蒙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修竹显对之，翛翛有远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风雨，其上可以望云物，……時方溽暑，门无客扰，余兄偃仰其下，凉风四至，爽如清秋。”如此美景赐予先生创作的灵感，《筠廊偶笔》在这样一种幽静雅致的环境中完成，让先生能静下心来认真整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 成书后，其友陈维崧、弟宋炘为《筠廊偶笔》撰序。维崧序云：“《筠廊偶笔》若干则，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撰著。事皆幽奇环丽，上补輶轩、册府所未备，下亦可征得失、稽谣俗焉。语则遒峭整洁，不名一体，大约在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伯仲间，非余子能仿佛也。”炘序云：“或志怪如《齐谐》，或滑稽如曼倩；或广征物类，或附载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子宁可以稗官小史视之也？”此书曾一度流传于友朋之间，题跋颇多，如康熙本后附有徐作肃跋曰：“右小品百许则，即事写来，波折自具，散散着笔，遒健天成，殆短长肥瘠，各有度与。奇事佳文，当急布之以供世赏。”叶封跋曰：“何氏《语林》、焦氏《类林》皆补《世说》所未备，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见记近事者，有朱氏《涌幢小品》，颇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简而赅、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编之可传也。”可见，《筠廊偶笔》在当时极为盛行，具有丰富的文学史价值，受到许多文人雅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宋荦继《筠廊偶笔》之后在晚年又创作了他的第二部笔记《筠廊二笔》。《筠廊二笔》成书于康熙丙戌四十五年，时宋荦七十三岁，在吏部尚书任上。按《漫堂年谱》载：“四十五年丙戌，余七十三岁。四月十五日，男至授翰林院编修，余撰《筠廊二笔》成。”这部笔记是其四十岁以后至七十余岁间所作。从地方官员至一方大吏，再至当朝吏部尚书，身份、阅历、文学素养的变化，《二笔》与早年成书之《偶笔》比较有很大不同，内容上少了灵怪之事，多记晚明与前清贤哲之逸文轶事，尤富于文献史料价值。
成书后，陈廷敬为之作序，云：“余老而失学，……牧仲先生见示《筠廊二笔》，……余独能读之终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学术为吏治，两开府于东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则益覃精古学，著书满家，《筠廊偶笔》其一也。……得先生所为筠廊之三笔及四五笔不已者，坐卧读之，抛午枕之书，饱残年之饭，乐而忘忧，不知其老之至也，则余所得于先生者，不其多哉？”《筠廊二笔》盛行于世，许多有识之士为之作跋。吴陈琰跋曰：“本朝杂纪诸书，推孙益都《南征纪略》、王新城《皇华纪闻》、宋商丘《筠廊偶笔》，久已鼎峙中原。今新城续刊《池北偶谈》，而商丘復有《筠廊二笔》，微言绪论，多发人所未发。海内并称王宋二公，岂虚誉哉？”又吴士玉跋曰：“《筠廊二笔》萧然出尘，而名论间起，大耐研味。当在《东坡志林》《荣斋随笔》之间，此小品之必传者。”李必恒跋曰：“小品以简韵胜，然亦有不得略者，或庄语或微言，是编各极其妙，不衫不履，故自寝处有山泽间仪。”由此可知，宋荦晚年所作的《筠廊二笔》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颇受文人学者的赏识。
三、“筠廊”笔记的流传版本
康熙五十年宋荦编纂一生总集《西陂类稿》时，将这两部笔记收进了本书的第四十三至四十六卷。这以后或单行，或以总集行，或被收入康熙以来的各种丛书，版本颇多。主要有内府藏康熙间精刻本、清德堂抄本、《西陂类稿》本、《绵津山人诗集》本、民国六年宋恪寀重刻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蒋文仙校点本)等。目前，民国六年宋恪寀重刻本较为完备，多通用此本。
综上所述，《筠廊偶笔》和《二笔》成书后在民间广泛流传，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版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90.
［4］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
［5］［6］宋荦.西陂类稿［M］.民国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