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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两岁时，乘警卫员吃饭之机，把他的美制M-1卡宾枪鼓捣得走了火，差点没出人命。后来长大了一些更是每日都得玩会儿枪，也惹了不少祸。父亲爱枪如命，战斗中缴获的好枪他都收藏着，全是世界名牌。从袖珍手枪到长有1米带消音器的美国无声手枪。“文革”前，我们家一共上交了两箱子各种枪支。到现在父亲曾用的左轮枪还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
上中学时，我又迷上了武术，1959年时，妈妈所在单位中组部请了一位全国太极拳冠军来教拳，其间，我拜他为师。一见面我就问太极拳能打人得练几年，他说至少要苦练十年二十年以上的功夫才成。我不相信，就偷着给了他一拳，没想到他身子往后一缩，拳头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我不由得退了好几步。我不服气向前一冲，给他来个“双响炮”。只见他灵活地一侧身，我双拳走空，他一托我的肘部，我立刻仆倒在地。他把我扶起来，对我说，“我若脚下使绊，你早就摔出老远了”。当时，我着实被他镇住。可是练功是件苦差事，我每天都得劈叉、压腿、弯腰的，结果练了一个多月，我就不干了。离别时，我对师傅说：“以后咱爷俩闹翻了，我用手枪对付你”这当然是小孩的玩笑话了，不过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位武艺高强的师傅的音信。
其实不光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陈家祖上也是行伍出身。父亲的老家湖南湘乡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湘军发祥地，民风剽悍，尚武之风盛行。从乡间坊里到近代中国素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这些“挽清廷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清末干国重臣都是湘乡人。我的曾祖父十二岁投身曾国荃的湘军，从伙夫当起，一直积功至花翔副将，退伍前封“建威将军”从二品武官(相当于现在师长一级的高级军官)。打过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后来看见清廷腐败无法挽救了，“黄鼠狼变猫，变也变不高”，三十多岁就解甲归田。用作战勇敢所得赏赐和战利品，在老家湖南湘乡置了几百亩地，盖了远近闻名的陈家大屋，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本来曾祖父是抱定不让儿孙再练武从军了。但是，我的继曾祖母原来是当地著名的侠女，功夫极好，后投到我曾祖父的帐下当了骑士。我的亲曾祖母在生下我祖父兄弟俩后去世了。曾祖父就续娶这位年轻美貌、侠肝义胆的奇女子为妻。她以后一直也没有孩子，但曾祖父对她很好。她对祖父们也是疼爱有加，胜如己出，教儿孙们舞枪弄棒。家中那时还有专练臂力的八十斤生铁大刀和曾祖父上阵时的“陈字认军大旗”，另外还有曾国藩、曾国荃给我曾祖父的题词墨宝，这三样是我们老陈家的“三宝”。陈家那时虽然富甲一方，但却怜老惜贫，家中专门盖有几间养老屋，同族或外姓的孤寡老人，曾祖父就把他们接到家中，为他们养老送终。他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持赞同态度。湖南闹农民运动时，我的祖母还是当地的农会主席。地主婆亲自当农会主席，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吧。毛泽东在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时曾到过湘乡，住在陈家大屋。毛主席的母亲文氏也是湘乡人，湘乡离湘潭不远。毛主席以后到湘乡著名的东山学堂读书也是沾了他母亲的光，因为东山学堂是不收外乡人入读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在这种行武世家环境影响下，父亲哥几个都先后投身革命。我们兄弟也都先后参军，出了三位少将。
1964年我从北京四中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我一直以为校方是看在父亲是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的面子上“破格”录取的，后来才知道我完全是凭成绩考进去的。
在哈军工我学的是飞航式导弹遥控遥测专业。这个专业在哈军工是最好的专业之一。但我却不太喜欢，我原来一直想当个飞机设计师，当个空军英雄。那时我最羡慕的就是苏联功勋试飞员契卡洛夫，他曾驾驶飞机从列宁格勒涅瓦河的桥洞里钻了过去。
虽然不爱学，但也要服从分配，在导弹工程系学习了五年之后，毕业了。哈军工也被“四马分尸”了。一个国防和军队建设非常需要的学校就这样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了。父亲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兼政委，为学院的创立呕心沥血，倾付了巨大的心血。
陈少将讲到这里，点上一支烟，望着挂在北墙上的陈赓大将彩照，半天没有讲话……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沈阳军区三局，主要从事技侦和无线电装备的修理工作。在这期间我还有幸参加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组织的“优选法”推广分队。先后到过辽宁、吉林两省的70多个工厂。厂子里那些老工人师傅、大工匠的绝技让我至今难忘。一件好的产品，无论是汽车，飞机还是一支手枪一门火炮，最终都来自基层工人师傅之手。当前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这样的实干人才了，只说不干“大忽悠”，是我深痛恶绝的。后来我在总参兵员局当局长时，就要求下面参谋们必须会打枪，而且要打得准。为了方便，我找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借了汽手枪在屋里练。下部队有机会我就让同志们学习驾驶坦克、操炮和实弹射击，会点总比一点不会强得多吧。
在沈阳军区工作几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总参三部技术部队干了几年。根据军委的精神，需要一批具有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到一线野战部队去。我坚决要求去。在下部队之前，我们先到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被分配到昆明军区14军40师任副参谋长兼在120团代理团长。40师是我到任前20天刚从老山防御作战的战场上下来，这令我大失所望。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渴望到战场上，到血与火的前线建功立业，“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现在机会又没赶上!抱怨归抱怨，但作为一团之长，工作还是必须干好的。14军120团是擅长丛林战的部队，是建国后打仗最多的部队。
当时部队的情况不太好，纪律有些松懈。那些日子，每到晚上8点钟以后，我最怕团部值班室的电话响，因为这当口儿来电话，八成又是谁“惹事”了。有时弄得我都有点焦头烂额了。还有就是有些基层班排连的干部老来找你“诉苦”。中心只有一条，自己应该得到的没得到，动不动就要不干了，要求转业，有些骨干也这样。后来父亲的一位三八式(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警卫员来看我。我对老人感情至深，他不仅久经沙场，而且把我从延安挑到山西。建国以后他不计较得失，放着派出所指导员不干，而去车站当了一个行李员。老人一来，我心中一动，何不让这位老英雄老功臣为我“压阵脚”。再有人找，我就说：“你们拍拍自己共产党员的良心，比比这位身上伤痕累累的老革命，你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当然，我也体谅一些同志的具体困难，在自己的职权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必要时也走一点“后门”，毕竟14军是父亲当年二野4兵团的老部队。
在处理好指战员思想问题的同时，我也经常到连队进行有关老山防御作战的调研。老山作战是很艰难的，老山底部的坡度有六十多度，到山顶高达八十多度，在这样的地形你连站都站不住，但 我们战士手抓藤条还要开枪!而且通往主峰到处都长满刺竹和丛林。一套新军装，爬50米就碎成一条条的。老山是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听我们师长讲，攻上主峰以后他随即上山，到了山顶以后，发现被划破的军裤上到处都沾满了战士们的血!师长抱着阵亡战士的遗体失声痛哭。
战区山高路险坡度大，除了军师属的远程火炮之外，迫击炮是最常用的步兵支援火力了。由于丛林到处都是厚达半米多的落叶和腐殖质土，情况紧急，往往来不及清理，就得架炮开火，而且射速快，所以一边打，一边底钣就往下陷，到最后，炮口差不多与地平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由于炮管底部得不到及时冷却，造成超口径了，战士们管这种情况叫“下鼓肚”炮，这种炮会严重影响火炮的射击精度。但有时又来不及更换，只能继续使用。不过战士们也摸索出射击窍门儿来了，往往打得还蛮准的。有一次我到连队调研，找了几个战士想考考他们。战士们很爽快地说，团长你就甭考别的知识，指个目标。我随意指了个目标，结果他们果然一炮即中。当然，这些炮以后还是都报废了。
讲到与越南的关系，我就不能不提到父亲的一些事。
1949年我父亲率二野4兵团13、14、15三个军南下作战时，曾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把缴获的武器装备都带走，不许遗留在地方。对此父亲很不理解，因为带看许多装备会大大加重部队的负担，影响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后来在广州他见到了胡志明，才知道了中央的真实意图。
胡志明向毛泽东点名要父亲去帮助他们。当时越共的军队非常简陋，他们来到中国培训时，几乎赤手空拳。由我们训练装备成军后，父亲指挥了边界战役，初步让他们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中央派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而父亲是中央代表。胡志明非常信任我父亲，于是我军向越南军队部队都派了我军的干部担任顾问，直接参与作战指挥训练。纠正了越军的怯战思想，树立起必胜信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
父亲和胡志明主席私人交情也很深。胡志明早年来到中国投身革命时就认识了父亲。他的中文很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并且还能写中国的古体诗，他曾赠我父亲多首用中文写的诗，其中第一首是“当年逢君一青年，如今统兵握帅权。雄兵百万悉听令，捍卫革命固滇边”。他还送给我一张他的签名照片，背面用中文写着“小建侄儿存念”。
从1984年到1992年我在14军干了近8年(从代理团长到14军副参谋长)，后来又到总参军务部干了五年局长，后又到重庆警备区任副司令员。2003年退休回京。回首往事，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也绝对是问心无愧——因为自己的言行没有给父亲的脸上“抹黑”。
49年前，刚过完58岁生日的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那是1961年3月16日上午，我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中。父亲的秘书陈克勤突然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告诉我父亲病危，要我们兄妹立即随他飞往上海。我先是一惊，随后在飞机上我想到，我那神奇的父亲，一生打败了无数凶恶的敌人，经历了无数艰险，已经两次挺住了心肌梗塞的打击，这次是绝不会被小小的心脏病打倒的。但是，一下飞机，却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块黑纱，……当我们扑到父亲身上时，他的胸口还是热的!
后来我得知，当时中央军委要求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每人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为此，他特别兴奋，接连数日，始终处于亢奋状态，那颗已经十分脆弱的心脏终于支撑不住，仅仅口授了一个提纲和序言就诱发了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抱撼而去。
父亲的英年早逝，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还不满16岁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口授亲传。此后，我要想了解父亲，只能从资料和别人的回忆中去寻找。我多么羡慕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从长寿的父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在父亲指挥过的主力师
步兵第40师走上领导岗位之时，对此倍感痛切!也就是在那时，弟弟陈知庶寄来了父亲的“作战经验总结”。我以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之后，更是撕心裂肺的痛切：“老天不公!为什么只是一个序言?哪怕再多给他一点点时间，他就能写完!”
以后，我多次梦见在交趾城见到父亲双手扶杖坐在一个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请教对40师老山战斗的评价，他笑嘻嘻地说：“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了一点……”醒来时，已泪湿枕巾。交趾城，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老山脚下的一个边境小村。据《陈赛日记》记载，1950年7月18日，父亲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党中央派遣赴越南参加越北战役，此地为在境内休息的最后一站。1984年老山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40师炮兵指挥部即设于此处。战后我任40师副参谋长和副师长时曾多次到过这里，每次均有无限感慨：若越军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记得小时候，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之日，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父亲封了个什么将?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居然调侃着说，自己不是什么上将、中将，而是个“辣椒酱”。这种幽默背后显示出的是他对荣誉和名利的淡泊。他深知，和他那些曾经生死与共却为国捐躯的战友们相比，能够把生命延续到全国解放，已经是人生的大幸：而胜利之后奢谈战功，那是对这些无名英雄、对死难烈士的亵渎。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知建将军对记者说：“他最喜欢‘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句，每次读到它，写到它，都会有无限的遐想，有无穷的回味。”记者出了陈家的大门，已是夕阳西下，晚霞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镀上了一层炫目的金黄色，犹如满心的思绪，飞扬且光芒。
上中学时，我又迷上了武术，1959年时，妈妈所在单位中组部请了一位全国太极拳冠军来教拳，其间，我拜他为师。一见面我就问太极拳能打人得练几年，他说至少要苦练十年二十年以上的功夫才成。我不相信，就偷着给了他一拳，没想到他身子往后一缩，拳头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我不由得退了好几步。我不服气向前一冲，给他来个“双响炮”。只见他灵活地一侧身，我双拳走空，他一托我的肘部，我立刻仆倒在地。他把我扶起来，对我说，“我若脚下使绊，你早就摔出老远了”。当时，我着实被他镇住。可是练功是件苦差事，我每天都得劈叉、压腿、弯腰的，结果练了一个多月，我就不干了。离别时，我对师傅说：“以后咱爷俩闹翻了，我用手枪对付你”这当然是小孩的玩笑话了，不过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位武艺高强的师傅的音信。
其实不光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陈家祖上也是行伍出身。父亲的老家湖南湘乡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湘军发祥地，民风剽悍，尚武之风盛行。从乡间坊里到近代中国素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这些“挽清廷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清末干国重臣都是湘乡人。我的曾祖父十二岁投身曾国荃的湘军，从伙夫当起，一直积功至花翔副将，退伍前封“建威将军”从二品武官(相当于现在师长一级的高级军官)。打过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后来看见清廷腐败无法挽救了，“黄鼠狼变猫，变也变不高”，三十多岁就解甲归田。用作战勇敢所得赏赐和战利品，在老家湖南湘乡置了几百亩地，盖了远近闻名的陈家大屋，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本来曾祖父是抱定不让儿孙再练武从军了。但是，我的继曾祖母原来是当地著名的侠女，功夫极好，后投到我曾祖父的帐下当了骑士。我的亲曾祖母在生下我祖父兄弟俩后去世了。曾祖父就续娶这位年轻美貌、侠肝义胆的奇女子为妻。她以后一直也没有孩子，但曾祖父对她很好。她对祖父们也是疼爱有加，胜如己出，教儿孙们舞枪弄棒。家中那时还有专练臂力的八十斤生铁大刀和曾祖父上阵时的“陈字认军大旗”，另外还有曾国藩、曾国荃给我曾祖父的题词墨宝，这三样是我们老陈家的“三宝”。陈家那时虽然富甲一方，但却怜老惜贫，家中专门盖有几间养老屋，同族或外姓的孤寡老人，曾祖父就把他们接到家中，为他们养老送终。他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持赞同态度。湖南闹农民运动时，我的祖母还是当地的农会主席。地主婆亲自当农会主席，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吧。毛泽东在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时曾到过湘乡，住在陈家大屋。毛主席的母亲文氏也是湘乡人，湘乡离湘潭不远。毛主席以后到湘乡著名的东山学堂读书也是沾了他母亲的光，因为东山学堂是不收外乡人入读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在这种行武世家环境影响下，父亲哥几个都先后投身革命。我们兄弟也都先后参军，出了三位少将。
1964年我从北京四中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我一直以为校方是看在父亲是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的面子上“破格”录取的，后来才知道我完全是凭成绩考进去的。
在哈军工我学的是飞航式导弹遥控遥测专业。这个专业在哈军工是最好的专业之一。但我却不太喜欢，我原来一直想当个飞机设计师，当个空军英雄。那时我最羡慕的就是苏联功勋试飞员契卡洛夫，他曾驾驶飞机从列宁格勒涅瓦河的桥洞里钻了过去。
虽然不爱学，但也要服从分配，在导弹工程系学习了五年之后，毕业了。哈军工也被“四马分尸”了。一个国防和军队建设非常需要的学校就这样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了。父亲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兼政委，为学院的创立呕心沥血，倾付了巨大的心血。
陈少将讲到这里，点上一支烟，望着挂在北墙上的陈赓大将彩照，半天没有讲话……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沈阳军区三局，主要从事技侦和无线电装备的修理工作。在这期间我还有幸参加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组织的“优选法”推广分队。先后到过辽宁、吉林两省的70多个工厂。厂子里那些老工人师傅、大工匠的绝技让我至今难忘。一件好的产品，无论是汽车，飞机还是一支手枪一门火炮，最终都来自基层工人师傅之手。当前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这样的实干人才了，只说不干“大忽悠”，是我深痛恶绝的。后来我在总参兵员局当局长时，就要求下面参谋们必须会打枪，而且要打得准。为了方便，我找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借了汽手枪在屋里练。下部队有机会我就让同志们学习驾驶坦克、操炮和实弹射击，会点总比一点不会强得多吧。
在沈阳军区工作几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总参三部技术部队干了几年。根据军委的精神，需要一批具有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到一线野战部队去。我坚决要求去。在下部队之前，我们先到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被分配到昆明军区14军40师任副参谋长兼在120团代理团长。40师是我到任前20天刚从老山防御作战的战场上下来，这令我大失所望。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渴望到战场上，到血与火的前线建功立业，“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现在机会又没赶上!抱怨归抱怨，但作为一团之长，工作还是必须干好的。14军120团是擅长丛林战的部队，是建国后打仗最多的部队。
当时部队的情况不太好，纪律有些松懈。那些日子，每到晚上8点钟以后，我最怕团部值班室的电话响，因为这当口儿来电话，八成又是谁“惹事”了。有时弄得我都有点焦头烂额了。还有就是有些基层班排连的干部老来找你“诉苦”。中心只有一条，自己应该得到的没得到，动不动就要不干了，要求转业，有些骨干也这样。后来父亲的一位三八式(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警卫员来看我。我对老人感情至深，他不仅久经沙场，而且把我从延安挑到山西。建国以后他不计较得失，放着派出所指导员不干，而去车站当了一个行李员。老人一来，我心中一动，何不让这位老英雄老功臣为我“压阵脚”。再有人找，我就说：“你们拍拍自己共产党员的良心，比比这位身上伤痕累累的老革命，你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当然，我也体谅一些同志的具体困难，在自己的职权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必要时也走一点“后门”，毕竟14军是父亲当年二野4兵团的老部队。
在处理好指战员思想问题的同时，我也经常到连队进行有关老山防御作战的调研。老山作战是很艰难的，老山底部的坡度有六十多度，到山顶高达八十多度，在这样的地形你连站都站不住，但 我们战士手抓藤条还要开枪!而且通往主峰到处都长满刺竹和丛林。一套新军装，爬50米就碎成一条条的。老山是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听我们师长讲，攻上主峰以后他随即上山，到了山顶以后，发现被划破的军裤上到处都沾满了战士们的血!师长抱着阵亡战士的遗体失声痛哭。
战区山高路险坡度大，除了军师属的远程火炮之外，迫击炮是最常用的步兵支援火力了。由于丛林到处都是厚达半米多的落叶和腐殖质土，情况紧急，往往来不及清理，就得架炮开火，而且射速快，所以一边打，一边底钣就往下陷，到最后，炮口差不多与地平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由于炮管底部得不到及时冷却，造成超口径了，战士们管这种情况叫“下鼓肚”炮，这种炮会严重影响火炮的射击精度。但有时又来不及更换，只能继续使用。不过战士们也摸索出射击窍门儿来了，往往打得还蛮准的。有一次我到连队调研，找了几个战士想考考他们。战士们很爽快地说，团长你就甭考别的知识，指个目标。我随意指了个目标，结果他们果然一炮即中。当然，这些炮以后还是都报废了。
讲到与越南的关系，我就不能不提到父亲的一些事。
1949年我父亲率二野4兵团13、14、15三个军南下作战时，曾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把缴获的武器装备都带走，不许遗留在地方。对此父亲很不理解，因为带看许多装备会大大加重部队的负担，影响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后来在广州他见到了胡志明，才知道了中央的真实意图。
胡志明向毛泽东点名要父亲去帮助他们。当时越共的军队非常简陋，他们来到中国培训时，几乎赤手空拳。由我们训练装备成军后，父亲指挥了边界战役，初步让他们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中央派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而父亲是中央代表。胡志明非常信任我父亲，于是我军向越南军队部队都派了我军的干部担任顾问，直接参与作战指挥训练。纠正了越军的怯战思想，树立起必胜信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
父亲和胡志明主席私人交情也很深。胡志明早年来到中国投身革命时就认识了父亲。他的中文很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并且还能写中国的古体诗，他曾赠我父亲多首用中文写的诗，其中第一首是“当年逢君一青年，如今统兵握帅权。雄兵百万悉听令，捍卫革命固滇边”。他还送给我一张他的签名照片，背面用中文写着“小建侄儿存念”。
从1984年到1992年我在14军干了近8年(从代理团长到14军副参谋长)，后来又到总参军务部干了五年局长，后又到重庆警备区任副司令员。2003年退休回京。回首往事，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也绝对是问心无愧——因为自己的言行没有给父亲的脸上“抹黑”。
49年前，刚过完58岁生日的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那是1961年3月16日上午，我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中。父亲的秘书陈克勤突然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告诉我父亲病危，要我们兄妹立即随他飞往上海。我先是一惊，随后在飞机上我想到，我那神奇的父亲，一生打败了无数凶恶的敌人，经历了无数艰险，已经两次挺住了心肌梗塞的打击，这次是绝不会被小小的心脏病打倒的。但是，一下飞机，却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块黑纱，……当我们扑到父亲身上时，他的胸口还是热的!
后来我得知，当时中央军委要求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每人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为此，他特别兴奋，接连数日，始终处于亢奋状态，那颗已经十分脆弱的心脏终于支撑不住，仅仅口授了一个提纲和序言就诱发了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抱撼而去。
父亲的英年早逝，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还不满16岁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口授亲传。此后，我要想了解父亲，只能从资料和别人的回忆中去寻找。我多么羡慕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从长寿的父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在父亲指挥过的主力师
步兵第40师走上领导岗位之时，对此倍感痛切!也就是在那时，弟弟陈知庶寄来了父亲的“作战经验总结”。我以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之后，更是撕心裂肺的痛切：“老天不公!为什么只是一个序言?哪怕再多给他一点点时间，他就能写完!”
以后，我多次梦见在交趾城见到父亲双手扶杖坐在一个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请教对40师老山战斗的评价，他笑嘻嘻地说：“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了一点……”醒来时，已泪湿枕巾。交趾城，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老山脚下的一个边境小村。据《陈赛日记》记载，1950年7月18日，父亲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党中央派遣赴越南参加越北战役，此地为在境内休息的最后一站。1984年老山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40师炮兵指挥部即设于此处。战后我任40师副参谋长和副师长时曾多次到过这里，每次均有无限感慨：若越军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记得小时候，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之日，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父亲封了个什么将?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居然调侃着说，自己不是什么上将、中将，而是个“辣椒酱”。这种幽默背后显示出的是他对荣誉和名利的淡泊。他深知，和他那些曾经生死与共却为国捐躯的战友们相比，能够把生命延续到全国解放，已经是人生的大幸：而胜利之后奢谈战功，那是对这些无名英雄、对死难烈士的亵渎。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知建将军对记者说：“他最喜欢‘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句，每次读到它，写到它，都会有无限的遐想，有无穷的回味。”记者出了陈家的大门，已是夕阳西下，晚霞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镀上了一层炫目的金黄色，犹如满心的思绪，飞扬且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