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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2008年12月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他位于北京北四环边太极大厦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中国新时代》记者。华生待人热情，谈吐儒雅，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和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华生的履历显示，他195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经去农村插队、到工厂做工，1982年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国内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回国创业。
华生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生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和推动者之一，曾经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并著有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和《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等著作。
1979往事
1979年1月，26岁的华生在《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上，用笔名“戴群”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时至今日，华生读到这篇文章还是会有些惊讶，因为这篇文章所谈论的话题非常超前，重点论述了资金应该有偿使用，应当采取资金利润率去考核企业等问题。
看到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的文章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华生颇为兴奋。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事情被同学知道之后，在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极大地提高了华生的自信心和钻研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积极性。
当时，华生刚刚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政治经济学专业师资班，读大学一年级。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在工厂里写好并投寄的。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顶着“黑五类子弟”的帽子，文革开始的时候，华生连外出串联的资格都没有，他曾经和几个家庭出身也不好的同学一路步行，走了上千公里路到北京，要看毛主席。
1968年9月19日，年仅15岁的华生赴苏北淮安下乡插队。1972年，作为知青点上的最后一名知识青年，华生被招工进了当地的一家黄盆厂——用黄泥和水，做土水缸。黄盆厂采用非常原始的劳动方式，几千年来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变化，华生形容当时的工作条件是“一走进黄盆窑，就看到原始人”。
尽管只接受过初中二年级的正规教育，但华生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华生能够获得的仅有《马列全集》和《资本论》。华生经常坐在车间里、田梗上，手捧着这些厚书，聚精会神地阅读。支持华生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并且提笔开始撰写论文的，是不能沉沦下去和相信未来的信念。
1979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后，华生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还有缺陷，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很好，但英语极差，数学也不行。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华生开始恶补数学和英语，去数学系听数学，跟英语班学英语，贪婪地求知。
整个1979年，华生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去图书馆抢座位；假期也很少回家，而是留在学校里学习。那一年华生还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就是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经济学的前沿话题，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刊物是《经济研究》，华生每一期都会找来认真研读。
“开放”是1979年最重要的主题词，当年中美正式建交、在深圳等地开始试办经济特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开始频繁地出国访问，或者请国外的专家到中国来，华生在《经济研究》上也看到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的前沿观点，这为华生后来在推动价格双轨制、股权分置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对话华生】
《中国新时代》：您家庭出生不好，既下乡插过队，又当过工人，文革中您是否感到压抑？
华生：我15岁下乡，年龄很小，还算少年。刚去的时候想的不多，还不算压抑。我在农村劳动很积极，在插队的那个村里威信很高。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在农田里劳动，忽然病倒了，乡亲们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情景。
这几年我多次回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地方，并且在当地捐建了一所小医院。去农村和工厂有一个好处，就是了解中国底层的现状，让自己后来的研究能够更多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新时代》：您研究经济学是自己感兴趣还是受家人的启发？
华生：我研究经济和家人关系不大，因为我很小就离开家了。应该说是受当时年龄大一点的知识青年的影响要多一些。只不过其他人学了几天就不学了，而我则坚持坐在田埂上看马列全集，一直坚持学习。
《中国新时代》：1979年，中美建交、特区建设等大事件对您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华生：1976年之前，大家基本上读的是书本上的马列主义。1977年开始批评“两个凡是”，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了1978、1979年，国外的很多新知识、新理论被介绍进来，大家也看到了国外的现代化、工业化，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当时的人，思想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1979年是中国真正打开国门的一年，当时的农村承包制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还在酝酿当中，当年的主题词是“对外开放”，标志性的事件，包括中美建交和建设经济特区等等。当时，我们在大学里看了《庐山恋》、《牧马人》等电影，都讲到了有亲戚从海外归来的事情。在之前的政治宣传中，国民党都是坏人，而在电影里他们成了归国华侨。
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对国人的观念转变可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接下来的改革。
《中国新时代》：是什么机缘使您参与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华生：价格双轨制改革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大的突破，需要一些政策性建议，因而用征集论文的方式网罗人才参与。记得王岐山、马凯都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我因论文入选参会。
会议价格组围绕价格改革的思路展开辩论，吸引了其他各组前来助战。论战先是围绕以调为主(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田源、李剑阁为代表)，和以放为主(张维迎为代表)展开，争论没有结果，后来我和何家成、蒋跃等几个人，提出了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也不知道会议有什么背景，大家都毫无顾忌，满腔热情地为改革建言。时至今日，大家一提起莫干山，都记得当年挑灯夜战，挂牌辩论的场景。
《中国新时代》：后来是什么原因，使你开始研究中国股市，尤其是关注股权分置方面的改革？
华生：关注中国股市，与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卖股票。
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想着赚不赚钱，而是开始更多地研究中国股市的结构和制度问题。我之所以能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是因为做了不同市场之间的比较，发现中国的股市存在缺陷，这样才在1998年初发表了关于股权分置的文章，提出了改革这项制度缺陷的初步思路，后来我又更多参与了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探讨。
成就大事记
1984年，华生与同伴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
1986年，华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同年他提出了应该建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1998年2月，华生首次提出了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后来又陆续发表文章推动了这个问题在2007年基本得到解决。
2008年12月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他位于北京北四环边太极大厦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中国新时代》记者。华生待人热情，谈吐儒雅，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和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华生的履历显示，他195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经去农村插队、到工厂做工，1982年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国内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回国创业。
华生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生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和推动者之一，曾经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并著有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和《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等著作。
1979往事
1979年1月，26岁的华生在《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上，用笔名“戴群”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时至今日，华生读到这篇文章还是会有些惊讶，因为这篇文章所谈论的话题非常超前，重点论述了资金应该有偿使用，应当采取资金利润率去考核企业等问题。
看到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的文章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华生颇为兴奋。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事情被同学知道之后，在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极大地提高了华生的自信心和钻研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积极性。
当时，华生刚刚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政治经济学专业师资班，读大学一年级。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在工厂里写好并投寄的。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顶着“黑五类子弟”的帽子，文革开始的时候，华生连外出串联的资格都没有，他曾经和几个家庭出身也不好的同学一路步行，走了上千公里路到北京，要看毛主席。
1968年9月19日，年仅15岁的华生赴苏北淮安下乡插队。1972年，作为知青点上的最后一名知识青年，华生被招工进了当地的一家黄盆厂——用黄泥和水，做土水缸。黄盆厂采用非常原始的劳动方式，几千年来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变化，华生形容当时的工作条件是“一走进黄盆窑，就看到原始人”。
尽管只接受过初中二年级的正规教育，但华生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华生能够获得的仅有《马列全集》和《资本论》。华生经常坐在车间里、田梗上，手捧着这些厚书，聚精会神地阅读。支持华生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并且提笔开始撰写论文的，是不能沉沦下去和相信未来的信念。
1979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后，华生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还有缺陷，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很好，但英语极差，数学也不行。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华生开始恶补数学和英语，去数学系听数学，跟英语班学英语，贪婪地求知。
整个1979年，华生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去图书馆抢座位；假期也很少回家，而是留在学校里学习。那一年华生还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就是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经济学的前沿话题，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刊物是《经济研究》，华生每一期都会找来认真研读。
“开放”是1979年最重要的主题词，当年中美正式建交、在深圳等地开始试办经济特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开始频繁地出国访问，或者请国外的专家到中国来，华生在《经济研究》上也看到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的前沿观点，这为华生后来在推动价格双轨制、股权分置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对话华生】
《中国新时代》：您家庭出生不好，既下乡插过队，又当过工人，文革中您是否感到压抑？
华生：我15岁下乡，年龄很小，还算少年。刚去的时候想的不多，还不算压抑。我在农村劳动很积极，在插队的那个村里威信很高。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在农田里劳动，忽然病倒了，乡亲们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情景。
这几年我多次回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地方，并且在当地捐建了一所小医院。去农村和工厂有一个好处，就是了解中国底层的现状，让自己后来的研究能够更多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新时代》：您研究经济学是自己感兴趣还是受家人的启发？
华生：我研究经济和家人关系不大，因为我很小就离开家了。应该说是受当时年龄大一点的知识青年的影响要多一些。只不过其他人学了几天就不学了，而我则坚持坐在田埂上看马列全集，一直坚持学习。
《中国新时代》：1979年，中美建交、特区建设等大事件对您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华生：1976年之前，大家基本上读的是书本上的马列主义。1977年开始批评“两个凡是”，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了1978、1979年，国外的很多新知识、新理论被介绍进来，大家也看到了国外的现代化、工业化，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当时的人，思想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1979年是中国真正打开国门的一年，当时的农村承包制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还在酝酿当中，当年的主题词是“对外开放”，标志性的事件，包括中美建交和建设经济特区等等。当时，我们在大学里看了《庐山恋》、《牧马人》等电影，都讲到了有亲戚从海外归来的事情。在之前的政治宣传中，国民党都是坏人，而在电影里他们成了归国华侨。
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对国人的观念转变可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接下来的改革。
《中国新时代》：是什么机缘使您参与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华生：价格双轨制改革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大的突破，需要一些政策性建议，因而用征集论文的方式网罗人才参与。记得王岐山、马凯都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我因论文入选参会。
会议价格组围绕价格改革的思路展开辩论，吸引了其他各组前来助战。论战先是围绕以调为主(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田源、李剑阁为代表)，和以放为主(张维迎为代表)展开，争论没有结果，后来我和何家成、蒋跃等几个人，提出了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也不知道会议有什么背景，大家都毫无顾忌，满腔热情地为改革建言。时至今日，大家一提起莫干山，都记得当年挑灯夜战，挂牌辩论的场景。
《中国新时代》：后来是什么原因，使你开始研究中国股市，尤其是关注股权分置方面的改革？
华生：关注中国股市，与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卖股票。
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想着赚不赚钱，而是开始更多地研究中国股市的结构和制度问题。我之所以能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是因为做了不同市场之间的比较，发现中国的股市存在缺陷，这样才在1998年初发表了关于股权分置的文章，提出了改革这项制度缺陷的初步思路，后来我又更多参与了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探讨。
成就大事记
1984年，华生与同伴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
1986年，华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同年他提出了应该建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1998年2月，华生首次提出了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后来又陆续发表文章推动了这个问题在2007年基本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