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

　　讲座一开始，CCTV新大楼的设计者、德国籍建筑师奥雷·舍人就好像知道观众要质疑他什么，放起了应对的幻灯片。
　　这里是2006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观众质疑：你们作为一个前卫的思想进步的建筑师事务所，为什么要给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设计这样风格夸张、尺寸庞大的建筑？这是奥雷·舍人常被问的。西方人倾向认为，权力集中的国家，通常应该有着保守的建筑语言，至少是恒定的、控制的。
　　奥雷·舍人放的幻灯片是1958年至1959年，中国大跃进期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北京用10个月时间修的十大建筑。他想以此解释，中国修如此的巨型建筑不是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传统。
　　他接下来的话给台下听讲座的中国建筑师、哥大在读博士朱涛带来强烈的刺痛感：“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都从一个千年古都转变成现代化城市，这种魄力和速度对外国人来说不可想象。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我们欧洲人没有，是什么呢？不后悔，不管干了什么事绝不后悔。”
　　朱涛一直不喜欢那些连中文都不懂的外国建筑师趁着中国热潮点评中国建筑。“每个人都抢着诠释中国。很多人从来没去过中国的，Google几下，就来开个讲座讲三峡什么的。他们真的关心改善中国吗？关心中国存在的问题吗？还是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中国的资源？你看那些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外国学者，有没有可能不懂中文？可搞建筑的基本都不懂中文。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深入研究中国？”
　　但这一次的刺痛，8年后仍让朱涛记得。之所以那么痛，是因为觉得奥雷·舍人说对了。“你常觉得，他们说得差，很幼稚，你反过来想，我们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连十大建筑的历史都没有，都说不清楚它们怎么修出来的。”
　　朱涛决定搞清楚这段历史，博士论文写“国庆工程十大建筑”。
　　在耗费巨资调动举国之力修建十大建筑的同时，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后来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朱涛采访了近二十位当时参与工程的老建筑师和工程师。他好奇地问每个人：当时有没有听说过大饥荒？只有一个人知道，因为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党组书记，工作内容之一是拦住暑假探亲回来的学生，不让他们说出来，否则算学生思想有问题。
　　“中国社会怎么会到了那么隔绝的一种状态？”朱涛感慨。他翻遍了现有的社会史和建筑史，只有一句话同时提到了这两件事。那是顾准的日记。在河南信阳亲历大饥荒惨剧的顾准，回到北京，看到了壮美的国庆建筑，写道：“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
　　朱涛渐渐觉得，只写十大建筑不够了，他想回溯1949-1959年的中国建筑史，发现中心人物是梁思成，梁联结了新中国10年的建筑发展和政治运动。而梁思成写的一系列思想检讨是中心的文本材料。
　　于是，在博士论文之外，他先写了《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称“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这不是一件讨巧的事，许多人会评论“人艰不拆”。而朱涛说：“任何事情是有来源的，如果今天它还是问题，看到它的来源，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另类的做法。

被任意性的潮流挟裹

　　“你学的是工程技术，批判了艺术的一半，还留下工程的一半，至少还留下一半‘本钱’。我却是连根拔掉，一切从新学起。要讲痛苦，我比你痛得多，苦得多。但为了人民，这又算什么呢？”1959年，梁思成发表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中，这样写下哲学家金岳霖对他说的话。大概在1958年，金岳霖说：“我一定要在10年内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哲学家。”然后，“一切从头重新学起。”
　　建筑比哲学还难从头学起。“因为当权者没有明确的建筑理念。不像斯大林、希特勒，甚至美国的杰弗逊，他们心里都有特别明确的建筑语言。杰弗逊觉得我要创立民主的美国，就古希腊风格，那是共和政体的先锋，也是欧洲文化代表，那么我设计的校园都是古希腊的神庙。斯大林说要俄罗斯的传统，洋葱头，高层建筑也全挂上古典的这些东西。希特勒就是雅利安那种古典传统，大柱廊一排一排。但毛泽东对这些专业不懂，他通过改造思想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需要这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思想观念都是旧时代的，要通过写检讨、政治运动把他们改造好，之后他们就能推出来正确的专业观，会设计出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建筑和城市。但建筑语言得靠慢慢演化，建筑师可以应付你，甚至可以真诚地写检讨，但你让他再推出新的建筑语言，很难的。所以最后可以选择的其实不多。”朱涛说。
　　梁思成努力调整自己紧跟时代潮流，从1950年开始就频繁地写检查，“接受系里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的各种批判。”在建筑上，他批判了自己1930至1940年代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启发，也否定了来自欧美的布杂古典主义。
　　1952年，“方盒子、大玻璃窗的结构主义作品”被苏联专家批判为“中了资本主义社会流毒太深”。梁思成和建筑师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建筑理论困惑中。
　　之后，梁思成努力探索“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向苏联学习理念，给“头顶着一堆政治口号，却普遍不知该如何下笔的建筑师们”示范如何把中国古建筑的元素譯成中国当代建筑的民族形式。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4年11月，赫鲁晓夫在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迂回地批评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苏联建筑权威莫尔德维诺夫曾给梁思成讲解何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此时，他被赫鲁晓夫当面指责片面追求建筑艺术和浪费。 　　此事传到中国，1955年催生了一场席卷中国建筑界的“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梁思成和他的“民族形式”是中心批判对象。尽管这是他费了极大努力彻底改造自己后，响应苏联号召确立的建筑形式。一直“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的梁思成，被批为一个“缺乏发展的观点”的“复古主义者”。
　　在此之前，梁思成觉得：“党就是不懂建筑……我想‘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怎样认识建筑学，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此之后，他更加检讨自己：“更加认识到党的英明、伟大、正确，党对一切工作，包括科学、技术工作都能够领导，而且能够领导得很好。我决心要争取入党。”（《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
　　梁思成一直力劝政府保留北京古城墙，留有名言：“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现实是，北京的1952年就开始陆续拆除外城城墙。1957年3月，政府宣布要根本性改造旧城，“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此时正是风气开放的“百家争鸣”时期，梁思成跟来访的记者抱怨说：“我现在不愿意‘鸣’。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你‘鸣’了又有何用？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了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曾与梁思成共同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在“争鸣”时谴责过现行设计院体制扼杀建筑师创造力。常与陈占祥观点不同的建筑师华揽洪也在“争鸣”时批评党看不起技术人员，批评各城市不重视居住区建设，只顾盖高标准的公共建筑和机关办公楼……此时，他俩被打成“陈华反党联盟”。华揽洪被降级，幸因妻子是法国专家，生活未受太大冲击。陈占祥则被下放北京郊区劳改5年多。
　　清华大学学生蒋维泓在“争鸣”中发文呼吁《我们要现代建筑》，给中央进“万字书”批评统治集权。被打为右派后，到北大荒劳改多年，“文革”时又被专政，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1970年初，蒋从干校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梁思成站在了“左派”阵营中，躲过了反右一劫。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初期，他又被打倒，被指控为“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多次受到审问、批斗。最终于1972年逝世。
　　朱涛评论说：“全心追赶时代的梁，自以为一直在‘拼命向前’”， 但实际经常被任意的潮流挟裹。某个瞬间，侥幸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却在下一个瞬间，被反向的浪潮拍倒。……不停地紧跟任意性的政治风潮，任意地否定自己，直到完全丧失专业信念，甚至社会信念的内在连续性，才是真正痛苦难忍的。这种痛苦不是梁思成独有的，而是新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共同经验，它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影响深远。”

白纸还是古国

　　1958年9月，准备修国庆十大建筑时，每种建筑风格都被批判过了。噤若寒蝉的建筑师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政治正确”的建筑风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鼓励大家：“过去曾经反对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因此形成了一些条条框框，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
　　“那个时代很严苛，有时候又很宽松。”朱涛说：“你甚至分不清哪些人是加镣铐的，哪些人是戴镣铐的。毛泽东从来不对建筑直面发言，大家都在猜他喜欢什么，在运动里迎合。到最后，谁也不一定真觉得哪种是反动的，都是跟风嘛，斯大林说好就好，赫鲁晓夫批我也跟着批。”
　　十大建筑里，民族饭店、华侨饭店和工人体育场采用了现代主义，这在1952-1954年在苏联专家影响下批判过；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采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在1954年被赫鲁晓夫批判为复古、矫饰和浪费；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和钓鱼台国宾馆都采用了“大屋顶”民族形式，这在1955年被毛泽东当作“复古主义”批判；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采用西方新古典柱廊式，这是梁思成很不理解的“西而古”形式。
　　在一次讨论会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不同意朱涛对十大建筑的批评：“十大建筑里有3个复古屋顶。1990年代陈希同时代北京满大街的亭子，就完全达不到40年前的水平。十大建筑的建筑师，调动了自己所有的专业能量，甚至超出了他们原有水平，在政治夹缝中把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水平。”
　　朱涛后来对此回答：“我的意思是这盘棋，确实每个局部的棋子都很精心，修养很高。但在更大的棋盘里，规则是没有的。而且你的形式和你的需要与愿景之间没太大关系。比如人民大会堂是劳动人民来商量大事的，讨论如何迈向共产主义的，你居然用了文艺复兴最复古的样式。人民大会堂是开人代会的，每年人代会有多少人？不超过3000。加上旁听、外国使节、保安，最多6000人。你仔细看每次开幕的时候，第三层全空的，到闭幕的时候，第二层也全空了。有时候很难堪，要请人来把二楼坐满。那为什么还要建万人礼堂？可能因为毛泽东喜欢‘万’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立下宏愿，革命胜利了，建个万人大礼堂。你看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声学上、视觉上都不好解决，离那么远，还怎么讨论？怎么议政？”
　　领导任意化的趣味优先，一直延续至今。陈希同时代的口号是“夺回古都风貌”。朱涛讲：“陈希同有个助手，参加各个北京高层建筑的评标，等专家评完一等奖中标方案后，他就会拎个小提箱冲过去，说这个中标方案很好，打开那个提箱，拎出几个小亭子，说如果再放上这个会更好，往屋顶上一放。就这样机械地处理高层建筑。”
　　相关的事情还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1979年回到中国，有领导人请他在长安街设计一个高层旅馆，他拒绝了，改去远离城区的地方设计了香山饭店。他自豪的不是香山饭店的设计，而是说服北京政府在故宫周边不要修高楼。
　　甚至还有颇受争议的官员耿彦波，自称遵循保护旧城、修建新城的“梁陈方案”，要在大同修一个新城，再修一个旧城，整个街区修回明清的样子，被称为“拆迁市长”。“这是梁先生要的吗？梁先生是要保护古城，不是重修一座古城。”朱涛说。
　　“今天的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还跟全球的资本任意化结合起来了。”朱涛总结，“官员提升是靠GDP和形象化展示，你把钱投在教育上可能十几年都看不出明显效果，投在建筑上，一眼就看出来了。很多偏远县城也会这样胡搞，高新产业园，总部基地，因为每个地方都想以建筑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推动发展。资本也一样，他才不管你当地就业、教育什么的，短期最大限度拿利润走人。很讽刺的是，现在风格是失控的。以前北京修人民大会堂，全国抄人民大会堂，政治上保险嘛。现在一个小县城可以修天安门、白宫、国会山。成都可以聘请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设计行政中心。这样的国际明星到哪，都会强行催发出一批地标建筑，相当于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放到世界的版图里，来拉动它的品牌、旅游、经济。而在这种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的时候，其他国家修大房子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老外现在觉得中国好神奇呀！到处都是实验场地，可以随便设计。有时候你碰准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建筑，有时候碰不准，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结果。扎哈·哈迪德说：中国是一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白纸，可以做最大胆的实验。但中国不是白纸呀，中国是五千年的古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