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时特别爱写作文。我的作文是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的。但小学的运气没有带到初中。
　　初中时，我每天都盼望作文课，会非常用心地去准备、去写。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写“买书”的作文的经历。那天，我从家里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书，正逢大雨，道路泥泞。我光着脚走在泥水中，淤泥从脚趾间冒出来。我冒着雨到了书店，然后如饥似渴地读书、选书，最后买了一本诗集。黑色压膜的封面，封面上印着一片金黄色的枫叶。
　　我把这次雨中买书的经历写成作文。“淤泥从脚趾间冒出”，这样的细节多棒。我很激动。作文交上去后，我依然激动不已。“下次作文课，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我想。
　　结果，我错了。初中三年，语文老师李老师从来没有表扬过我的作文。他有一次甚至在我的作文后面批注了类似“离题万里”这样的话。我有时候经过他住在一楼的家时，都想冲过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说真的，在写作文这件事上，初中三年，我真的好绝望，也觉得委屈，同时又觉得不甘心。李老师越是不表扬我的作文，我越是用心。我读很多优秀的作文，也尽可能地多读一些课外书，琢磨作文到底该怎么写。
　　我在不服气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我的高中是在县城里上的。
　　高中语文老师名字叫周波，是个大胡子，上课的时候不喜欢看台下的同学，就只盯着讲桌上的粉笔盒讲课。
　　我高中写诗，疯狂地写诗，几乎一天一首。诗句里的意象用得最多的是“太阳”“梦想”“麦子”（其实在湖南，我根本就没见过麦子）和“远方”。我那时候的笔名，一开始用的是“楚夫子”，后来用过“野枫”。
　　那个时候，有一项重要的文学赛事——“蓓蕾杯”全国中学生校园诗歌大奖赛，这是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主办方会从全国选50名获奖者到北戴河旅游，还会邀请很多重量级的作家给孩子们讲课。这项比赛，由当时学校的文学社组织参赛。大胡子周波老师是极喜欢我的。他把我的诗歌送去参赛，两届都获奖了，一次是佳作奖，一次是优秀奖。这两个奖项都不是大奖，我是不能去北戴河的。但我的心里还是高兴的，毕竟获得了全国性比赛的奖。
　　因为会写诗，我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会抄我的诗，班里的晚会上同学会念我的诗。班里有一个有点清高的漂亮女生，会找我聊写作和诗歌。还有一个家住县城的漂亮女生，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饭后，会提早半个小时到教室，给我带一块类似于鸡蛋饼的东西。现在想想，这些往事既纯真又好笑。
　　我不仅从写作中得到了好处，还获得了自信。這对于一个身高不高、体形瘦小的农村娃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满足。同时，在这个阶段，“作家”的概念在我心里似乎变得清晰一点了。
　　199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大学里更自由，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还是心系写作。于是我在不挂科、合格毕业的前提下，办刊物，搞活动;到报社实习，发表更多文章。大学毕业后，我当过警察，然后毅然辞职，随后考进报社当了记者，从此以文为业。新闻是写作，不是严格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工作之余，我开始创作小说、出书、获奖、交流，最后在人到四十这一年，离开报社，从事专职写作。
　　写作给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更给我带来了永不止步、永不松懈的动力。中学时代的写作梦、作家梦，我就这样一路坚持着，并一点点将它们变成现实。
　　（选自《读者·校园版》2020年第20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