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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是1956年提出的，1956年提出能源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的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所谓的高级社就是以乡为单位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济，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目标，当年1956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的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是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的。所以1956年在农业现代化提出的当年，中国实现了以乡为单位数万亩土地规模经营的这种经营形式，同期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其实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重工业化的工业，在中国开始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我们知道中国成批量地使用拖拉机是1955年。由于工业各个部门生产出的拖拉机不能被农民所接受，因此当时工业各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让工业品能下乡，所以这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而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当年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官员、学者几乎不加思索地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搬到我们所有的政策报告和学术文章中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件工作，没有去索引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想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自己去考虑它到底怎么回事儿。
当前，其实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了，特别是以中国为例，我们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今天，人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业是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研讨会，也没有见到谁把这两者做结合分析的。殊不知，其实在三、四十年之前，中国农业还是一个正外部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是因和自然性状直接结合，是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因此叫正外部性。尽管农业自身没有收益，但是它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同时此前我们说农业的第二重正外部性是它创造食品安全，那时候几乎听不到有今天这样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叫食品质量事件。
尽管农业过去可能有所谓“不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现在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污染，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应该说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农业，这是第一重负外部性。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除了利益使然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点我也不多强调，只是告诉大家农业从原来创造双重正外部性，现在变成了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为什么农业的污染，就是农业作为源污染超过城市和工业生活，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原因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都过剩。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现在各地政府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招商引资，高喊着一个口号——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资本毫无疑问是要追逐利润的，那么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呢？人们很少做这样的讨论，特别是我们农业界的人士，包括农业院校的教授，我看了大量的论文，几乎没有哪一位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奶产业遭受了摧毁性的打击，也知道连带发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现在无论政府怎么出面说“我的奶业没问题了”，老百姓就是不信。这样严重的问题，谁也想不到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拿到这笔热钱的那位著名企业家，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做奶产业了，去改做公益了，于是乎，坊间有一个段子：你不做奶产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大家知道热钱现在横行于世，热钱横行于世为什么会影响农业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欢呼着某个玩儿热钱的大型投行，要玩儿中国的猪，要在中国建猪厂了等等，所有媒体都几乎在那儿欢呼。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是如何摧毁中国奶产业的。那就是拿到一笔钱根本不用，因为热钱要求短期回报，是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的培养、奶站的建设、加工企业以及宣传推广等整套产业的投资，是需要多少年不断地投入才能形成的。但是热钱会怎么样呢？掐终端。
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请领导人来看这叫农业现代化，但是有谁算过这一个加工车间的产量和这个企业总销量之间的关系？大概连它的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90%哪儿来的呢？抢奶站的奶源，只要抬价就行了，因为反正有一笔热钱，这样一抢购奶源，就把整个奶业市场搞乱了，那些辛辛苦苦培育草场，帮助农户上奶牛，甚至帮他贷款、帮他担保来养奶牛的那些企业全完了，于是乎大家一起跟着三聚氰氨造假，奶产业毁了。这个人赚得盆满钵满，被我们媒体一捧捧成了企业家明星，现在转行做慈善了。
这个故事我想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没有任何研究机构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作为一个个案提交给你们，有没有研究呢？有，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总是有选择地使用研究材料，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出了多少文件解决不了。类似的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第二，当我们说到产业资本过剩的时候，应该知道那比金融过剩还要早，中国什么时候发生产业过剩的呢？是1998年，当时是由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给中央写报告，说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已经表现出生产过剩的问题。什么是生产过剩？只要上过高中就应该懂，高中政治课本都写着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不用重复课本了，只是告诉大家生产过剩发生会怎么样。当然也就在1998年，在生产过剩发生的当年，中国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在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工业产业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之前，大家很少听到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1998年以后短短十几年过去，大概也就是15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以黄浦江飘猪为例，我们看到多少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它的上游浙江某个地方，那儿据说是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那正常死亡率在规模养殖条件下是多少？最低是3%，700万头、3%是什么概念？一年有21万头猪死掉，农业部的官员一拍脑袋发展工业养殖，卫生部官员另外一拍脑袋要搞焚烧和填埋处理。 如果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56万头，那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请问卫生部的官员，你让他上哪儿填、上哪儿烧？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贵得多，一年烧56万头猪吗？所以政府官员脑袋拍扁了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人从根本上找原因。当政策理论界，至少在工业领域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乃至于1998年、1999年发生了生产过剩，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引发危机，我们这十几年是以远期过剩来掩盖当期过剩，那就是要继续扩大投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连续增长十几年。
当然我们可以说现在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一枝独秀，我们继续保持着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我可以微笑着说这些话，但是内心深处能笑得出来吗？当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难道不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吗？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一份联合国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做的粮农组织报告的时候，我们又是有选择地借鉴，我们让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在中国有动静。全世界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农业产出过剩三分之一，之所以还有饥饿国家、饥饿人群，那是制度不合理，有谁说过农业过剩吗？
那好，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世界上80%的大棚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中国种植出多少蔬菜呢？全球67%的蔬菜是中国人种植，人口却只有世界的19%，那你消费世界上多少蔬菜呢？至少是平均规模的三倍半以上，真的能消费那么多吗？不，浪费一半。有必要吗？
再说生猪，中国养殖了世界上一半的猪，19%的人口、50%以上的猪，有必要吗？还有果品，大概苹果的50%、柑橘的40%。我们各地的干部还嫌调结构不够，直到菜贱伤农，逼得菜农自杀，我们还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有谁讲过中国也出现农业过剩？农业部似乎永远讲的是安全与否。所以说，假如政策理论界在1998年、1999年就已经发现了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当然这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未必那么让人满意，某种程度上是尴尬的。那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在我们发生工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十年之后，其实有人早已经指出农业也存在生产过剩，只不过我们不接受。对中国来说，农业难道不同样存在生产过剩吗？
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过剩，因此我们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因商业资本过剩，而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契约关系，只要是有理性思考的人，就会明白，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当然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于是乎，我们所谓的污染问题，当然就得靠国家战略调整。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强调，我们要发展的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型农业，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转型，其实转型也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如果我们把大农业口径做一个区别，你会发现最早实现转型的是大农业中的山区林业，尤其是南方山区林业。从1999年国家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强调了退耕还林、造林种草，1999年到现在，整个山区的植被恢复，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山区的森林经济乃至于制度创新，除了经济创新之外，组织制度创新也在大量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和资源环境相对而言比较亲和的，大致有条件朝向可持续方向，向生态化方向走的是山区林业。第二大块儿就是平原农业，但目前来看，恐怕越这样投麻烦越大。
以北京地区为例，我曾经在北京的领导面前提过，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的华北，华北几乎大面积都变成大棚，假如说你把设施农业放在华北大平原上，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地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仍然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继续这么干，包括大城市郊区，这是严重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农业因为原来的思路没改，不像1999年那次西部大开发，就严格地要求所有15度以上全部退掉，然后国家拿补贴，这样才促使整个山区林业发生了相对而言比较正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开始出现正外部性了，而农业还没有，所以说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破坏性就不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而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再这样搞下去，大多数中产阶级移民的倾向可能会越来越强，因为担心子孙后代没有安全感。
再看干旱草原牧业，本来就是每况愈下，照搬了农区的家庭承包制，而把本来具有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公共性的干旱草原牧区，变成了牧业产业，也要追求干旱草原地区的牧业产业化，这个口号后患无穷，再不调整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抓紧调，就像林区那种调整，战略方向性调整，还来得及，否则污染的问题、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将会越来越难以缓解，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接着还得提醒各位做农商的，想在农业领域中打造自己的产业的朋友，世界农业本来就是三分天下，你们所追求的一般大规模产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比如荷兰的人均耕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所以荷兰也不能搞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大农场农业。欧洲其实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所以我们说第一类大农场的规模化大农场农业，只规模存在于殖民地条件下，所以看，北美洲是两个白人国家有大农业，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美国，原住民哪儿去了呢？加拿大和美国的原住民下降到不到2%，因此有外来人把土地资源占领，真就有了大农业，麻烦就是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跑到美国、加拿大一看，说那里的大农场真棒、真漂亮，表面看是不错，但你有本事把中国的原住民送进太平洋你才搞得起，否则没有大农业。
南美洲也有两个国家有大农业：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也是原住民人口下降到了5%以下，在这种条件下，你有可能实现大农场农业，否则老老实实发展。欧洲是小农场，因为没法跟那农场竞争，所以欧盟财政的40%是补贴给农业的。想像欧盟这样干吗？拿高补贴吧。平均每个欧盟农场一年要得到1.8万到2万美元左右的补贴，这就是客观事实。并且还得有一系列的壁垒，除了一般的贸易壁垒之外，还得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甚至社会壁垒。比如说讲牛权、猪权、鸡权，如果你的国家不给牛以牛权、猪以猪权、鸡以鸡权，你不符合我的社会标准，你不能出口。就是我不进口你的东西，类似的各种各样的壁垒，欧盟国家因农业规模小，且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用大量的各种壁垒来保护自己本国农业，这是普遍现象，这是常识，谁都知道。 亚洲小农经济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印度叫资本主义、日本叫资本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但是亚洲小农长期就是小农，改得了吗？你让印度人、日本人改改，日本现在农业人口剩5%，你们有人说把中国人70%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听不懂。因为说老实话，你再梦也顶多梦到日本，但是日本只剩下500多万人民人口，那还不照样是户均2公顷左右的小农吗？改了吗？
且不说改不了，看看整个亚洲地区，就是因为亚洲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外来的殖民者没把亚洲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反而增加了，那结果就是亚洲农业就是小农农业，小农农业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和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都包装进综合性农协，农民才能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中获取收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否则当我们大家都说到粮食安全的时候怎么办？我跟媒体的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不抗旱，农民巴不得你旱得再重点儿，然后我坐着没吃的你给我送，反正你得保我，地方政府也不抗旱、企业也不抗旱，真到抗旱的时候就是媒体跟着总理报道一下中国大旱了，他没有道理帮你抗旱。有机制吗？请问地方政府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农民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媒体抗旱、总理抗旱，为什么？现在农民的收入靠农业是不可能的，无论把农业怎么绣出花来，让农民的收入增加，靠农业来增收，这一条已经被事实证明，已经在10年以上的时间反复证明过多少次，我们的官员就是不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得跟事实对着干，所以现在实际上不要再想让农民靠农业增收，农民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非农领域增收，因此农业主要干什么？既然农民作为生产主体，不能再以农业作为自己收入增加的一个领域，那农业是什么？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所以我们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第一条叫合作农业，农民不合作，搞不得经营主体。第二条是农村，农村是什么呢？叫做稳定农村，或者说可持续农村。第三条是农业，农业叫安全农业。
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那是过去的发展主义追求GDP的老三农概念。
其实只要我们注重东亚小农社会的理性，我们的发展仍然还是有条件的，这点我不多说，大家可以查我的文章，这都是理论。
我们现在做的实践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鼓励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而这其实应该说在日韩、包括中国台湾、乃至在欧洲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趋势，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现在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亚行的数字比这个更高，折衷大约有5亿多的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说叫去城市化。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更应关注这个趋势，因为这个趋势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比如说中小资本的中小企业，中小资本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流向农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政策建议，希望开放非转农，我们的政策主流是促进农转非，让城市放开户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让农村放开户口，促进市民下乡，非转农，这样的话城乡之间的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将会带来农村新的发展机会。
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所有的沟全都被有钱的人包光了，现在到北京找一条沟很难，十年前还有，这十年期间，北京的富人大量增加，他们的钱投向哪儿？房地产，很多人都已经买了很多套了。投哪儿的房地产了呢？往山沟里投了，只要这个沟系有水，这个沟口一卡，整个沟系生态化。就是在整个生态化的农村改造中，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以1999年林区的改造为例，不知几千亿资本流向林区，为什么呢？很多人问我说投资往哪儿投？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南方的林区林木的增值率至少8%，比搞一般制造业要强得多，南方投快林子，那投资就保险了，别老觉得买股票不行、买房地产不行、买金子也不行，农业领域中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去城市化这个趋势，适应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它本身对于山区林业、牧区、草原，乃至于一般有点儿资源环境条件的那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机会。
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官员、学者几乎不加思索地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搬到我们所有的政策报告和学术文章中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件工作，没有去索引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想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自己去考虑它到底怎么回事儿。
当前，其实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了，特别是以中国为例，我们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今天，人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业是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研讨会，也没有见到谁把这两者做结合分析的。殊不知，其实在三、四十年之前，中国农业还是一个正外部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是因和自然性状直接结合，是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因此叫正外部性。尽管农业自身没有收益，但是它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同时此前我们说农业的第二重正外部性是它创造食品安全，那时候几乎听不到有今天这样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叫食品质量事件。
尽管农业过去可能有所谓“不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现在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污染，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应该说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农业，这是第一重负外部性。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除了利益使然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点我也不多强调，只是告诉大家农业从原来创造双重正外部性，现在变成了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为什么农业的污染，就是农业作为源污染超过城市和工业生活，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原因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都过剩。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现在各地政府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招商引资，高喊着一个口号——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资本毫无疑问是要追逐利润的，那么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呢？人们很少做这样的讨论，特别是我们农业界的人士，包括农业院校的教授，我看了大量的论文，几乎没有哪一位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奶产业遭受了摧毁性的打击，也知道连带发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现在无论政府怎么出面说“我的奶业没问题了”，老百姓就是不信。这样严重的问题，谁也想不到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拿到这笔热钱的那位著名企业家，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做奶产业了，去改做公益了，于是乎，坊间有一个段子：你不做奶产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大家知道热钱现在横行于世，热钱横行于世为什么会影响农业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欢呼着某个玩儿热钱的大型投行，要玩儿中国的猪，要在中国建猪厂了等等，所有媒体都几乎在那儿欢呼。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是如何摧毁中国奶产业的。那就是拿到一笔钱根本不用，因为热钱要求短期回报，是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的培养、奶站的建设、加工企业以及宣传推广等整套产业的投资，是需要多少年不断地投入才能形成的。但是热钱会怎么样呢？掐终端。
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请领导人来看这叫农业现代化，但是有谁算过这一个加工车间的产量和这个企业总销量之间的关系？大概连它的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90%哪儿来的呢？抢奶站的奶源，只要抬价就行了，因为反正有一笔热钱，这样一抢购奶源，就把整个奶业市场搞乱了，那些辛辛苦苦培育草场，帮助农户上奶牛，甚至帮他贷款、帮他担保来养奶牛的那些企业全完了，于是乎大家一起跟着三聚氰氨造假，奶产业毁了。这个人赚得盆满钵满，被我们媒体一捧捧成了企业家明星，现在转行做慈善了。
这个故事我想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没有任何研究机构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作为一个个案提交给你们，有没有研究呢？有，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总是有选择地使用研究材料，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出了多少文件解决不了。类似的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第二，当我们说到产业资本过剩的时候，应该知道那比金融过剩还要早，中国什么时候发生产业过剩的呢？是1998年，当时是由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给中央写报告，说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已经表现出生产过剩的问题。什么是生产过剩？只要上过高中就应该懂，高中政治课本都写着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不用重复课本了，只是告诉大家生产过剩发生会怎么样。当然也就在1998年，在生产过剩发生的当年，中国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在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工业产业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之前，大家很少听到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1998年以后短短十几年过去，大概也就是15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以黄浦江飘猪为例，我们看到多少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它的上游浙江某个地方，那儿据说是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那正常死亡率在规模养殖条件下是多少？最低是3%，700万头、3%是什么概念？一年有21万头猪死掉，农业部的官员一拍脑袋发展工业养殖，卫生部官员另外一拍脑袋要搞焚烧和填埋处理。 如果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56万头，那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请问卫生部的官员，你让他上哪儿填、上哪儿烧？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贵得多，一年烧56万头猪吗？所以政府官员脑袋拍扁了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人从根本上找原因。当政策理论界，至少在工业领域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乃至于1998年、1999年发生了生产过剩，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引发危机，我们这十几年是以远期过剩来掩盖当期过剩，那就是要继续扩大投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连续增长十几年。
当然我们可以说现在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一枝独秀，我们继续保持着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我可以微笑着说这些话，但是内心深处能笑得出来吗？当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难道不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吗？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一份联合国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做的粮农组织报告的时候，我们又是有选择地借鉴，我们让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在中国有动静。全世界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农业产出过剩三分之一，之所以还有饥饿国家、饥饿人群，那是制度不合理，有谁说过农业过剩吗？
那好，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世界上80%的大棚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中国种植出多少蔬菜呢？全球67%的蔬菜是中国人种植，人口却只有世界的19%，那你消费世界上多少蔬菜呢？至少是平均规模的三倍半以上，真的能消费那么多吗？不，浪费一半。有必要吗？
再说生猪，中国养殖了世界上一半的猪，19%的人口、50%以上的猪，有必要吗？还有果品，大概苹果的50%、柑橘的40%。我们各地的干部还嫌调结构不够，直到菜贱伤农，逼得菜农自杀，我们还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有谁讲过中国也出现农业过剩？农业部似乎永远讲的是安全与否。所以说，假如政策理论界在1998年、1999年就已经发现了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当然这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未必那么让人满意，某种程度上是尴尬的。那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在我们发生工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十年之后，其实有人早已经指出农业也存在生产过剩，只不过我们不接受。对中国来说，农业难道不同样存在生产过剩吗？
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过剩，因此我们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因商业资本过剩，而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契约关系，只要是有理性思考的人，就会明白，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当然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于是乎，我们所谓的污染问题，当然就得靠国家战略调整。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强调，我们要发展的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型农业，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转型，其实转型也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如果我们把大农业口径做一个区别，你会发现最早实现转型的是大农业中的山区林业，尤其是南方山区林业。从1999年国家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强调了退耕还林、造林种草，1999年到现在，整个山区的植被恢复，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山区的森林经济乃至于制度创新，除了经济创新之外，组织制度创新也在大量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和资源环境相对而言比较亲和的，大致有条件朝向可持续方向，向生态化方向走的是山区林业。第二大块儿就是平原农业，但目前来看，恐怕越这样投麻烦越大。
以北京地区为例，我曾经在北京的领导面前提过，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的华北，华北几乎大面积都变成大棚，假如说你把设施农业放在华北大平原上，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地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仍然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继续这么干，包括大城市郊区，这是严重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农业因为原来的思路没改，不像1999年那次西部大开发，就严格地要求所有15度以上全部退掉，然后国家拿补贴，这样才促使整个山区林业发生了相对而言比较正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开始出现正外部性了，而农业还没有，所以说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破坏性就不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而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再这样搞下去，大多数中产阶级移民的倾向可能会越来越强，因为担心子孙后代没有安全感。
再看干旱草原牧业，本来就是每况愈下，照搬了农区的家庭承包制，而把本来具有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公共性的干旱草原牧区，变成了牧业产业，也要追求干旱草原地区的牧业产业化，这个口号后患无穷，再不调整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抓紧调，就像林区那种调整，战略方向性调整，还来得及，否则污染的问题、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将会越来越难以缓解，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接着还得提醒各位做农商的，想在农业领域中打造自己的产业的朋友，世界农业本来就是三分天下，你们所追求的一般大规模产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比如荷兰的人均耕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所以荷兰也不能搞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大农场农业。欧洲其实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所以我们说第一类大农场的规模化大农场农业，只规模存在于殖民地条件下，所以看，北美洲是两个白人国家有大农业，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美国，原住民哪儿去了呢？加拿大和美国的原住民下降到不到2%，因此有外来人把土地资源占领，真就有了大农业，麻烦就是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跑到美国、加拿大一看，说那里的大农场真棒、真漂亮，表面看是不错，但你有本事把中国的原住民送进太平洋你才搞得起，否则没有大农业。
南美洲也有两个国家有大农业：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也是原住民人口下降到了5%以下，在这种条件下，你有可能实现大农场农业，否则老老实实发展。欧洲是小农场，因为没法跟那农场竞争，所以欧盟财政的40%是补贴给农业的。想像欧盟这样干吗？拿高补贴吧。平均每个欧盟农场一年要得到1.8万到2万美元左右的补贴，这就是客观事实。并且还得有一系列的壁垒，除了一般的贸易壁垒之外，还得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甚至社会壁垒。比如说讲牛权、猪权、鸡权，如果你的国家不给牛以牛权、猪以猪权、鸡以鸡权，你不符合我的社会标准，你不能出口。就是我不进口你的东西，类似的各种各样的壁垒，欧盟国家因农业规模小，且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用大量的各种壁垒来保护自己本国农业，这是普遍现象，这是常识，谁都知道。 亚洲小农经济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印度叫资本主义、日本叫资本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但是亚洲小农长期就是小农，改得了吗？你让印度人、日本人改改，日本现在农业人口剩5%，你们有人说把中国人70%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听不懂。因为说老实话，你再梦也顶多梦到日本，但是日本只剩下500多万人民人口，那还不照样是户均2公顷左右的小农吗？改了吗？
且不说改不了，看看整个亚洲地区，就是因为亚洲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外来的殖民者没把亚洲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反而增加了，那结果就是亚洲农业就是小农农业，小农农业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和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都包装进综合性农协，农民才能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中获取收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否则当我们大家都说到粮食安全的时候怎么办？我跟媒体的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不抗旱，农民巴不得你旱得再重点儿，然后我坐着没吃的你给我送，反正你得保我，地方政府也不抗旱、企业也不抗旱，真到抗旱的时候就是媒体跟着总理报道一下中国大旱了，他没有道理帮你抗旱。有机制吗？请问地方政府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农民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媒体抗旱、总理抗旱，为什么？现在农民的收入靠农业是不可能的，无论把农业怎么绣出花来，让农民的收入增加，靠农业来增收，这一条已经被事实证明，已经在10年以上的时间反复证明过多少次，我们的官员就是不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得跟事实对着干，所以现在实际上不要再想让农民靠农业增收，农民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非农领域增收，因此农业主要干什么？既然农民作为生产主体，不能再以农业作为自己收入增加的一个领域，那农业是什么？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所以我们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第一条叫合作农业，农民不合作，搞不得经营主体。第二条是农村，农村是什么呢？叫做稳定农村，或者说可持续农村。第三条是农业，农业叫安全农业。
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那是过去的发展主义追求GDP的老三农概念。
其实只要我们注重东亚小农社会的理性，我们的发展仍然还是有条件的，这点我不多说，大家可以查我的文章，这都是理论。
我们现在做的实践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鼓励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而这其实应该说在日韩、包括中国台湾、乃至在欧洲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趋势，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现在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亚行的数字比这个更高，折衷大约有5亿多的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说叫去城市化。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更应关注这个趋势，因为这个趋势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比如说中小资本的中小企业，中小资本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流向农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政策建议，希望开放非转农，我们的政策主流是促进农转非，让城市放开户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让农村放开户口，促进市民下乡，非转农，这样的话城乡之间的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将会带来农村新的发展机会。
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所有的沟全都被有钱的人包光了，现在到北京找一条沟很难，十年前还有，这十年期间，北京的富人大量增加，他们的钱投向哪儿？房地产，很多人都已经买了很多套了。投哪儿的房地产了呢？往山沟里投了，只要这个沟系有水，这个沟口一卡，整个沟系生态化。就是在整个生态化的农村改造中，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以1999年林区的改造为例，不知几千亿资本流向林区，为什么呢？很多人问我说投资往哪儿投？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南方的林区林木的增值率至少8%，比搞一般制造业要强得多，南方投快林子，那投资就保险了，别老觉得买股票不行、买房地产不行、买金子也不行，农业领域中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去城市化这个趋势，适应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它本身对于山区林业、牧区、草原，乃至于一般有点儿资源环境条件的那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