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的选题，生根于四五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段时间我还是个大四学生，热衷于改变世界与投身各种创变青年实践项目，机缘巧合，在某次沙龙活动里认识了一名热情满满的实干家陈露。
　　露总创办了一个网站叫CAPE，全球青年实践网络，把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创变者的故事发在网站上。网站缺后台编辑人手，毛遂自荐的我就这样混进了CAPE这个四人编辑小团队。所有工作都是在云端和远程进行的，自那次沙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露总已经完全不记得我长什么样了。
　　但我偶尔还能在朋友圈刷到露总的动态：依然满怀热情，谈了一个阳光漂亮的女朋友，见家长，结婚领证。这些都是常规，但最让我始终难忘的一条是——他居然回自己的家乡浙江舟山，组织起了本地青年的沙龙活动。
　　露总显然是相当认真地在推进这件事，那年年底，CAPE编辑部的选题就是“返乡青年”。除了舟山外，还有其他人在潮汕、在各种N线小城做着类似的事情，露总希望这些事情被更多人看到，也如星星之火点燃更多人。
　　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故事确实点燃了当时的我。
　　这辈子我最害怕的事就是当众演讲，但那年寒假回家，我竟然主动联系了高中语文老师，在寒暄了近一小时后问她：我想组织一个分享活动，可不可以去你班上演讲？
　　老师求之不得，我至今记得那句掷地有声、语带欣喜的“当然好啊”，十分痛快干脆。我甚至拉上了另一名高中校友，美其名曰“感受分享与传递的力量”。
　　事后也证明，这是我有生以来演讲最畅快淋漓的一次。我当然没有分享什么高分学习经验，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面对这些眼里还有光的高中生，我只说了一件事：找到你的热情，再为了你的热爱，从结果反推当下。
　　说起来我不过是借花献佛——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从CAPE的经历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这次小小的返乡实践结束后，我就像完成一个大任务般把它放下了，重新回到厦门、回到北京——我竟自然而然打下了“回”字。
　　但我爸很羡慕他身边有孩子留在家乡的朋友，不时忧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也在电话里问过我好几次：“你考不考虑回家发展？”
　　每次我都斩钉截铁不假思索：“我回去做什么？”

　　直到几个月前，我偶然关注到《嵩口模式》的新书分享活动。四五年前那些热情的小火苗，一瞬间又重新汇聚起来，同时，好奇也强烈地攫住了我：这些回村镇呆了三四年的年轻人，会不会和我忧虑的一样，也有面对大环境的无力和寂寞？
　　嵩口很幸运，这群年轻人不是孤立无援，他们有鲍书记，有愿意自上而下推动乡村变革的实干又开明的领导。但，这是否也正意味着嵩口无法复制、也无法成为一种“模式”？那天的观众提问环节，我问谢方玲和许灵怡：“如果一个小地方，没有这样的领导、没有自上而下的改造，年轻人就算有返乡意愿，他们能呆得住吗？能呆多久？”
　　两个人给我的回答并不算乐观。况且，哪怕是嵩口古镇，前途也是未卜。宏观地去评价返乡近乎武断，毕竟，历史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编织成的长河，如何选择、幸不幸福、值不值得这件事，也只能交给每个个体自己去判断和感受了。
　　只是每次舆论一波又一波地为“逃离北上广”而焦虑时，我会觉得有点可笑：如果一个地方你不喜欢，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呆在那里，还要硬给城市扣上压力大的帽子？扪心自问，能聊得来的朋友、喜欢的工作机会和发展平台、各种文艺活动，难道不都集中在你想逃离的大城市？当然可以选择离开，但所谓的“逃离”论调，消极得令人生厌。
　　我只希望，如果有选择，那些走出芒果街的人，回头望时，但愿除了心酸，也有拥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