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我8岁，哥哥10岁。那时，我们家还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上有太奶奶、爷爷、奶奶，下有哥哥、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九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而母亲因为干活儿慢，只记半个工。每年秋天，我们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钱），而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口粮。
　　因为粮食不够吃，我们兄妹每天放学后就挎着竹篮满山遍野地挖野菜，回来后妈妈和上少量的玉米面包菜团子吃，有时也做菜粥喝。父亲看到一家老小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心如刀割。万般无奈，他开始实施心中酝酿已久的“拾粪换粮”计划———父子三人一起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事先，父亲召集我和哥哥开了一个小会，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爱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吗？”我和哥哥点着头说：“当然爱了。”父亲又说：“你们忍心看到他们挨饿吗？”我和哥哥晃着脑袋说：“不忍心。”“那我们家里的三个男人是不是该想办法让我们所爱的家人吃饱饭呢？”我和哥哥点头说：“嗯哪。”“那我们从明天早晨起就去拾粪，用粪换粮食……”
　　那時候，北方的冬天嘎嘎冷，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穿上棉袄、棉裤，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闷子（手套），脚上穿着胶皮乌来鞋，挎着粪筐，手握铁锹，走街串巷到处拾牛、马、猪、狗等动物的粪便，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上学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三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上很疼，但为了能吃饱，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后来，父亲看到我挎着粪筐走路踉踉跄跄的样子，很是心疼，便给我和哥哥做了一个小爬犁，让我和哥哥团结合作，我拉爬犁，哥哥拿着铁锹往粪筐里拾粪。有了小爬犁，我和哥哥轻省了许多。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得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生产队长派一些社员和生产队的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生产队的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标准计算，60个工分能分60块钱或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子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转过年的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田里没打多少粮食出来，到秋后一核算，生产队每个工分只相当于一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或2斤小米。
　　那年，那粪，那粮，以及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永远地沉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