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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农抑商”自商鞅时提出，几近延续到封建王朝彻底灭亡，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贯彻的主流经济指导思想。但是抑商却并非如此，抑商之说开始于战国，其后在漫长的中国帝制时代里，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是在不断调整商业政策。
[关键词] 重农 抑商 经济思想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6-0013-02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生产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农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历代统治者及其政治家、思想家都很重视农业生产，倡导重农思想和理论。因此学界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1]
然而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笼统。“重农抑商”理论形成于战国，首次由商鞅明确提出，贯穿整个封建时期。笔者觉得应该拆为两部分——重农和抑商——来看。重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贯彻的主流经济思想。但是抑商却并非如此，抑商与否及其程度如何，是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各阶层力量对比相关联。抑商之说开始于战国，其后在漫长的中国帝制时代里，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是在不断调整经济政策，除了“重农抑商”政策外，也推行重农而不抑商，甚至重农而又恤商的政策。
1 重农思想发源
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根主线，其发源可追溯到三代时期，此时期我国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人民依赖农业而生存与生活，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论语？宪问》载“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夏禹和后稷亲自参加田间劳作，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获得民众的拥护而成为一国领导者，这也成为后来历代天子躬耕的滥觞。商代同样注重农业，在一些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甲骨卜辞中不难看出商代对农业丰歉的重视。
到了周代，统治者更是将农业生产活动摆在显要的位置上。周公将农业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作《无逸》以劝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君王懂得耕种之苦才会体恤百姓，才会励精图治，而农业丰收百姓温饱才得以有保障，天下才会一片祥和。西周还设置了一系列发展农业事务的官吏，如“稻人”、“草人”、“司稼”等。此外，西周还举行较为隆重的农事仪式——藉礼。这是每年春耕、耨耘、收获时，天子、公卿百官为鼓励耕种而举行的重要仪式。所以当周宣王不行藉礼时虢文公明确反对，他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国语·周语上》）。这段论述充分地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农业基础性及重要性的最高认识。“民以食为天”，食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吃饭问题，是民族生存的基础，作用不可谓不大；此外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教化等都以农业发展为坚强后盾，地位不可谓不重。如果说夏只是重农思想的萌芽，那么到了商周，“特别是西周，从思想到国家政策所表现出的重农意识已有较完整的形态，是我国‘重本’思想和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它为战国和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2]。
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关键期。战国前期，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倡导发展农业，其主张中虽然只有农业没有商业，但是已经具有重农抑商的雏形了。商鞅继承和发展了李悝的重农思想，进一步指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并以此为准则提出和颁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与法令。因此商鞅成为明确提出“重农抑商”并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性措施的首倡者。其后，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则更加极力倡导重本抑末，不同于商鞅从经济上抑商的做法，韩非进一步提出从政治上抑商，主张重农并排斥一切非农行业。应该说，战国时期重农思想进一步拓展为重农抑商思想，为秦汉及之后历朝历代的重农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重农原因探析
那么为什么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都如此重视农业呢？笔者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了解重农的具体措施，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重视农业发展的原因。
纵观各历史时期的重农政策，其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农为本，实行耕织结合，耕战结合，实现富国强兵。当然这是商鞅在秦变法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实施的，虽并不具有共性，但的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带动秦国经济及军事发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二，从社会地位加以区别并突出农业的重要地位，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奖励耕织，将农业看做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本源，重农而抑工商。例如商鞅宣扬“事本”而“禁末”；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的“崇本而祛末”等。此外还从政治上打压商人，轻视商人，尤以西汉最为突出。因为农业为本业，只有固本国家基石才会更加坚实，社会统治才更加稳固，所以不管上位者对待商业的态度如何变化，农业始终是被放在首位的。第三，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举行隆重的农事仪式祈福，甚至天子躬耕以作示范。这也是重农政策的一大表现。为了调动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统治者往往会在灾荒或战乱后减轻或减免赋税徭役，以此缓解人民疾苦，凝聚民心，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将农民与土地加以捆绑，当然不同时期户籍限制的力度不一。我国地大物博，向来注重精耕细作，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需要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如果人口流动频繁必然导致田间耕作的劳力有所流失，而且若是耽误农时则无法保证农业耕作的正常进行，这必然会影响作物收成，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第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耕地面积，稳定农业生产，维护农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富商大贾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外逃他乡，不利于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第六，从社会风气及文化氛围入手，从思想文化上加以灌输重农意识，例如各个时期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天子履发劝农诏等。 从上述重农措施中笔者将重农原因大致总结为两大点。
2.1 政治经济因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代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又决定了重农思想的表现形式”[3]。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农业一直都是支撑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此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很低，直到春秋末战国初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及推广带来了农业的变革，井田制逐步瓦解，并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而随着封建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小农阶层逐步成为社会基础。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不仅是衣食之源，民富之本，强兵之基，还是国家财富与财政收入的源泉，更重要的是，农业繁荣，百姓衣食方有保障，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会安定和谐，统治才能长久，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很重视农业发展，以农为天下之本。
2.2 文化宗教因素
2.2.1深厚的思想积淀
历朝历代思想家们的主张也是重农思想形成与完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三代时期是重农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系统，此时期“农本论”名噪一时，儒道墨法等家基本都提倡重农。“孔子重农是实在的，其重农思想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仁政礼治之中，并以服务政治为宗旨，国家安宁为归宿”[4]。孟子提出“仁政”思想，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注重工商业的发展，而荀子认为商人多重利轻义，因此主张以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倡导重义轻利，为推行重农抑商奠定了思想基础。除了儒家，法家则是重农抑商思想的极力推崇者与实践者，商鞅韩非便是杰出代表。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深化与影响。汉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农本论”，进一步崇尚重农思想和理论，倡导了农工商各有本末论，将重农思想和理论推向新的高峰；魏晋南北朝创始了“国本民天”的重农思想和理论；唐宋元时期重点倡导“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思想和理论；明代太祖成祖也论述重农的必要；清代更是把重农提到“国家久安长治”的高度，屡发劝农诏。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主张，重农思想才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
2.2.2农业宗教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以农业文化为主体，这种农业文化大抵可溯源至原始时期人类的早期宗教崇拜，诸如农业祭祀、膜拜、禁忌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仪式。宗教崇拜是人类早期从事农业活动的反映，千百年来，农业祭祀的内容、形式不断分合、变化、更新，并总是影随人类生产、生活而变，随人类思维发展及对事物的认识的深入而变，有学者总结早期农业宗教不外乎农业对象、天体自然、土地和劳动神崇拜四类。农业时代，每种作物以及与作物生长相关的土地、气候、人等都有神灵，先民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敬仰各路神明，对征服自然的先祖亦是加以神化崇拜，农神崇拜便是其中一个大系，而农神崇拜尤以神农为主。神农尝百草，教民播百谷，是我国古代最重要也是最受崇拜的农神，后世为祈求丰收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农业宗教体现的是重农思想，农业宗教的盛起，给农本思想的形成以良好的群众基础；而农本思想同时又使农业宗教活动向着更有利于重农的方向发展，突出五谷与土地，使农祭活动内容简单而意义深远”[5]。这些早期的宗教崇拜成为我国农业文化的一个构成，也是重农思想构成的一个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杜车别.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一）[J/OL].（2007-03-26）
[2015-04-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07ef.html
[2]黄显功.论战国“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影响[J].中国农史，1985（03）：12-23.
[3]郭文韬，陈仁端.中国农业经济史论纲[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1.
[4]刘兴林.孔子重农的特色[J].古今农业，1996（01）：7-12.
[5]刘兴林.先秦农业宗教初探[A]//刘兴林.历史与考古：农史研究新视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李惠（1990-），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
[关键词] 重农 抑商 经济思想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6-0013-02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生产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农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历代统治者及其政治家、思想家都很重视农业生产，倡导重农思想和理论。因此学界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1]
然而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笼统。“重农抑商”理论形成于战国，首次由商鞅明确提出，贯穿整个封建时期。笔者觉得应该拆为两部分——重农和抑商——来看。重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贯彻的主流经济思想。但是抑商却并非如此，抑商与否及其程度如何，是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各阶层力量对比相关联。抑商之说开始于战国，其后在漫长的中国帝制时代里，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是在不断调整经济政策，除了“重农抑商”政策外，也推行重农而不抑商，甚至重农而又恤商的政策。
1 重农思想发源
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根主线，其发源可追溯到三代时期，此时期我国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人民依赖农业而生存与生活，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论语？宪问》载“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夏禹和后稷亲自参加田间劳作，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获得民众的拥护而成为一国领导者，这也成为后来历代天子躬耕的滥觞。商代同样注重农业，在一些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甲骨卜辞中不难看出商代对农业丰歉的重视。
到了周代，统治者更是将农业生产活动摆在显要的位置上。周公将农业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作《无逸》以劝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君王懂得耕种之苦才会体恤百姓，才会励精图治，而农业丰收百姓温饱才得以有保障，天下才会一片祥和。西周还设置了一系列发展农业事务的官吏，如“稻人”、“草人”、“司稼”等。此外，西周还举行较为隆重的农事仪式——藉礼。这是每年春耕、耨耘、收获时，天子、公卿百官为鼓励耕种而举行的重要仪式。所以当周宣王不行藉礼时虢文公明确反对，他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国语·周语上》）。这段论述充分地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农业基础性及重要性的最高认识。“民以食为天”，食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吃饭问题，是民族生存的基础，作用不可谓不大；此外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教化等都以农业发展为坚强后盾，地位不可谓不重。如果说夏只是重农思想的萌芽，那么到了商周，“特别是西周，从思想到国家政策所表现出的重农意识已有较完整的形态，是我国‘重本’思想和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它为战国和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2]。
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关键期。战国前期，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倡导发展农业，其主张中虽然只有农业没有商业，但是已经具有重农抑商的雏形了。商鞅继承和发展了李悝的重农思想，进一步指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并以此为准则提出和颁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与法令。因此商鞅成为明确提出“重农抑商”并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性措施的首倡者。其后，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则更加极力倡导重本抑末，不同于商鞅从经济上抑商的做法，韩非进一步提出从政治上抑商，主张重农并排斥一切非农行业。应该说，战国时期重农思想进一步拓展为重农抑商思想，为秦汉及之后历朝历代的重农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重农原因探析
那么为什么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都如此重视农业呢？笔者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了解重农的具体措施，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重视农业发展的原因。
纵观各历史时期的重农政策，其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农为本，实行耕织结合，耕战结合，实现富国强兵。当然这是商鞅在秦变法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实施的，虽并不具有共性，但的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带动秦国经济及军事发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二，从社会地位加以区别并突出农业的重要地位，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奖励耕织，将农业看做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本源，重农而抑工商。例如商鞅宣扬“事本”而“禁末”；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的“崇本而祛末”等。此外还从政治上打压商人，轻视商人，尤以西汉最为突出。因为农业为本业，只有固本国家基石才会更加坚实，社会统治才更加稳固，所以不管上位者对待商业的态度如何变化，农业始终是被放在首位的。第三，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举行隆重的农事仪式祈福，甚至天子躬耕以作示范。这也是重农政策的一大表现。为了调动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统治者往往会在灾荒或战乱后减轻或减免赋税徭役，以此缓解人民疾苦，凝聚民心，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将农民与土地加以捆绑，当然不同时期户籍限制的力度不一。我国地大物博，向来注重精耕细作，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需要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如果人口流动频繁必然导致田间耕作的劳力有所流失，而且若是耽误农时则无法保证农业耕作的正常进行，这必然会影响作物收成，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第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耕地面积，稳定农业生产，维护农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富商大贾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外逃他乡，不利于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第六，从社会风气及文化氛围入手，从思想文化上加以灌输重农意识，例如各个时期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天子履发劝农诏等。 从上述重农措施中笔者将重农原因大致总结为两大点。
2.1 政治经济因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代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又决定了重农思想的表现形式”[3]。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农业一直都是支撑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此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很低，直到春秋末战国初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及推广带来了农业的变革，井田制逐步瓦解，并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而随着封建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小农阶层逐步成为社会基础。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不仅是衣食之源，民富之本，强兵之基，还是国家财富与财政收入的源泉，更重要的是，农业繁荣，百姓衣食方有保障，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会安定和谐，统治才能长久，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很重视农业发展，以农为天下之本。
2.2 文化宗教因素
2.2.1深厚的思想积淀
历朝历代思想家们的主张也是重农思想形成与完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三代时期是重农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系统，此时期“农本论”名噪一时，儒道墨法等家基本都提倡重农。“孔子重农是实在的，其重农思想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仁政礼治之中，并以服务政治为宗旨，国家安宁为归宿”[4]。孟子提出“仁政”思想，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注重工商业的发展，而荀子认为商人多重利轻义，因此主张以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倡导重义轻利，为推行重农抑商奠定了思想基础。除了儒家，法家则是重农抑商思想的极力推崇者与实践者，商鞅韩非便是杰出代表。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深化与影响。汉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农本论”，进一步崇尚重农思想和理论，倡导了农工商各有本末论，将重农思想和理论推向新的高峰；魏晋南北朝创始了“国本民天”的重农思想和理论；唐宋元时期重点倡导“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思想和理论；明代太祖成祖也论述重农的必要；清代更是把重农提到“国家久安长治”的高度，屡发劝农诏。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主张，重农思想才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
2.2.2农业宗教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以农业文化为主体，这种农业文化大抵可溯源至原始时期人类的早期宗教崇拜，诸如农业祭祀、膜拜、禁忌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仪式。宗教崇拜是人类早期从事农业活动的反映，千百年来，农业祭祀的内容、形式不断分合、变化、更新，并总是影随人类生产、生活而变，随人类思维发展及对事物的认识的深入而变，有学者总结早期农业宗教不外乎农业对象、天体自然、土地和劳动神崇拜四类。农业时代，每种作物以及与作物生长相关的土地、气候、人等都有神灵，先民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敬仰各路神明，对征服自然的先祖亦是加以神化崇拜，农神崇拜便是其中一个大系，而农神崇拜尤以神农为主。神农尝百草，教民播百谷，是我国古代最重要也是最受崇拜的农神，后世为祈求丰收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农业宗教体现的是重农思想，农业宗教的盛起，给农本思想的形成以良好的群众基础；而农本思想同时又使农业宗教活动向着更有利于重农的方向发展，突出五谷与土地，使农祭活动内容简单而意义深远”[5]。这些早期的宗教崇拜成为我国农业文化的一个构成，也是重农思想构成的一个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杜车别.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一）[J/OL].（2007-03-26）
[2015-04-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07ef.html
[2]黄显功.论战国“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影响[J].中国农史，1985（03）：12-23.
[3]郭文韬，陈仁端.中国农业经济史论纲[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1.
[4]刘兴林.孔子重农的特色[J].古今农业，1996（01）：7-12.
[5]刘兴林.先秦农业宗教初探[A]//刘兴林.历史与考古：农史研究新视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李惠（1990-），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