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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然而，欧盟目前承诺的中期减排值只有20％，日本是8％，美国只有4％。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回避中期减排义务，这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
根据2007年底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今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协议草案，应当在12月7日至18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即所谓“哥本哈根大会”)上通过，然后送交各国议会批准，争取在3年时间内走完全部生效程序，从而在2012年底前“取代”届时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无缝对接。
为保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成功，今年共有5轮预备谈判，前三轮分别于3月、6月和8月在“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德国波恩举办，后两轮将分别于9月、11月移师泰国曼谷、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新协议草案的“初稿”已于波恩第二轮会议上亮相，当中规定，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基本恢复到1990年水平。后三轮谈判将对“初稿”进行修订，目前看来，谈判进度不容乐观。
9月4日。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发起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闭幕。与1979年和1990年召开的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大会不再聚焦气候变化本身，而把适应气候变化当作一项技术手段来追求。这也预示着哥本哈根大会可能不会在减缓气候变化上取得科学家们所期待的谈判成果，而必须将部分精力用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即重点向那些比较穷的国家提供紧急支持。发达国家“偷工减料”。
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减排目标(平均5，2％)的近5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2020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
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只及科学家们所设想目标的一半左右。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歐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减排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阻力。
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规定的“美国7％”还少3个百分点。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议院否决的前景。
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碳减排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所规定阿“日本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
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所规定的“加拿大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
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
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属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作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
中国“软磨”，印度“死撑”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队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
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幅为108.3％，印度为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引用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
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袂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
面对压力，中国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于8月中旬由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出面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量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份文件公布的立场相比，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5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
如何加大援助成难题
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1997年签署到2005年生效，用去了8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议会批准的时间也只剩3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只是本次大会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更全面、更有力的方案。
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产生2亿“气候难民”，低地、海洋岛屿国家及贫困的非洲地区将率先成为受害者。他们总体排放量微乎其微，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是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0.5％～1％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的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自然不愿点头，它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筹集渠道也应多元化。
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術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
在今年的前三轮预备谈判中，围绕上述两个议题的博弈虽贯穿始终，但一直未有太大突破，技术转让尤其难以破题。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起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曼谷11天，巴塞罗纳4天)的谈判时间。”
根据2007年底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今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协议草案，应当在12月7日至18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即所谓“哥本哈根大会”)上通过，然后送交各国议会批准，争取在3年时间内走完全部生效程序，从而在2012年底前“取代”届时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无缝对接。
为保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成功，今年共有5轮预备谈判，前三轮分别于3月、6月和8月在“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德国波恩举办，后两轮将分别于9月、11月移师泰国曼谷、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新协议草案的“初稿”已于波恩第二轮会议上亮相，当中规定，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基本恢复到1990年水平。后三轮谈判将对“初稿”进行修订，目前看来，谈判进度不容乐观。
9月4日。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发起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闭幕。与1979年和1990年召开的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大会不再聚焦气候变化本身，而把适应气候变化当作一项技术手段来追求。这也预示着哥本哈根大会可能不会在减缓气候变化上取得科学家们所期待的谈判成果，而必须将部分精力用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即重点向那些比较穷的国家提供紧急支持。发达国家“偷工减料”。
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减排目标(平均5，2％)的近5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2020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
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只及科学家们所设想目标的一半左右。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歐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减排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阻力。
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规定的“美国7％”还少3个百分点。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议院否决的前景。
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碳减排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所规定阿“日本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
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所规定的“加拿大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
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
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属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作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
中国“软磨”，印度“死撑”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队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
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幅为108.3％，印度为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引用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
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袂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
面对压力，中国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于8月中旬由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出面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量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份文件公布的立场相比，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5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
如何加大援助成难题
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1997年签署到2005年生效，用去了8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议会批准的时间也只剩3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只是本次大会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更全面、更有力的方案。
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产生2亿“气候难民”，低地、海洋岛屿国家及贫困的非洲地区将率先成为受害者。他们总体排放量微乎其微，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是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0.5％～1％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的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自然不愿点头，它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筹集渠道也应多元化。
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術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
在今年的前三轮预备谈判中，围绕上述两个议题的博弈虽贯穿始终，但一直未有太大突破，技术转让尤其难以破题。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起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曼谷11天，巴塞罗纳4天)的谈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