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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是“两弹一星”元勋，却鲜有人知道他可爱的一面。他在世的时候，当有人问他高寿，他会精确地告诉对方“我今天90.35岁了”；我们都看到他荣誉满载、成就卓著，但却很少关注到他常常以“小学生”的姿态面对新知识、年长者；很多人想象老人的晚年应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王大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在不停地学习。
王大珩的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流利地回答。王大珩有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即“五个W”——what（何事）、why（何故）、where（何地）、when（何时）以及who（何人），而科学要做的就是解决这“五个W”的问题——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理解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要解答这个基本概念呢？王大珩在耄耋之年依旧无时不刻地关注着我国科学领域的动态，他关注到我国的科普工作成效不突出，一直在强调科学事实，而忽略了对科学精神的解读。因此，他在2003年撰写了《什么是科学精神》，并在起笔中自谦道：“自己很胆怯，也许谈出来的观点不够科学精神，还请大家批评指教，我甘当这方面的小学生。” 这篇文章于2007年在《北京日报》刊登并被多家媒体转载。
在这篇文章当中，王大珩总结了六点科学的特征，以这六条特征来看今天的科技界，仍然十分受用。如，在解释科学的同一性，即严密性时，王大珩以中西医为例，中西医的“对决”也是2014年微博的热门话题，他这样解释道：中西医各有一套理论说法，而且在实践上都见成效，终究这两种理论会统一起来，舍弃当中不确切的地方，补充应当补充的部分，这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途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与文化同等的包容性，“求同存异”不仅是一项国策，更是我们对待不同思想领域的不同事物时应具备的态度。这一点，王大珩的“同一性”一语中的。
王大珩先生所列举的一些非科学的表现形式，我们也能够在2014年找到相似的案例。譬如发生在山东招远的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常爆出的高校教授论文造假事件，以及披着科普的外衣传播“伪科学”等事件，都是他所列举的应该嗤之以鼻的非科学行为，这些行为带来的危害殃及全社会，同时也从侧面说明“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所需要的，而是全体公民都应该树立的”。
行文最后，王大珩意味深长地讲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经过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的话，大家的认识就容易一致。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我们最容易形成共识，最容易团结在一起。”
撰写这篇文章时，王大珩已经88岁高龄，视力严重下降，因此只能依靠本人口述、助手打字的方式来完成文稿。但他仍要保持每天“读”报、“听”国家大事的习惯。“当王老的秘书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因为不仅要每天挑选他可能感兴趣的新闻读给他听，他还会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热点话题。”曾担任过王大珩助手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王大珩常常一个人戴着耳机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有什么创新的建议，他还会直接反馈给中央领导。王大珩的每一天都在为国家、为科学殚精竭虑。
王大珩的可敬之处
“我们走进季羡林先生的病房，王老就像是一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季先生的桌子旁边，直到季老说‘你坐吧’，王老才落座。”这一个情景给王大珩的助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时的王大珩也已过鲐背之年。虽然是学习不同专业，但王大珩仍然尊称季羡林为学长，加之王大珩十分尊师重道，因此，即使是面对只是大其几岁的学长，也同样敬爱有加。
晚年时候的王大珩虽然视力下降，但思维仍十分灵敏，他会把圆周率π背诵到小数点后100多位。而他锻炼思维的方法也着实新颖，那就是每一天都计算自己的年龄，用一年当中度过的天数除以全年的天数，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这样，他每一天的年龄都是不一样的。王大珩就是这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让自己不断地思考，他从不耽于已经掌握的知识，在他看来，“已知”的东西也终将会落后、老化。因此，他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听新闻，让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
为了更好地看书读报，王大珩还专门制作了一个放大镜，时常挂在自己的胸前，以方便阅读。这个放大镜造型十分独特，整体类似于碗形的设计，精巧而方便。“碗底”就是放大镜的透镜，看书的时候只要将“碗”倒扣在书面上，就可以避免手持放大镜的抖动问题，同时还能够自然对焦，非常实用。
除了每天“读”报，王大珩的兴趣爱好也十分广泛。他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音乐，也常常会听国粹京剧，怡情的时候还会写诗作词。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这是王大珩在70岁时所作的词。人说七十古来稀，本可以致事闲赋，颐养天年，但王老暮年，壮心不已，仍时刻准备着为祖国振兴而鞠躬尽瘁。
王大珩的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流利地回答。王大珩有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即“五个W”——what（何事）、why（何故）、where（何地）、when（何时）以及who（何人），而科学要做的就是解决这“五个W”的问题——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理解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要解答这个基本概念呢？王大珩在耄耋之年依旧无时不刻地关注着我国科学领域的动态，他关注到我国的科普工作成效不突出，一直在强调科学事实，而忽略了对科学精神的解读。因此，他在2003年撰写了《什么是科学精神》，并在起笔中自谦道：“自己很胆怯，也许谈出来的观点不够科学精神，还请大家批评指教，我甘当这方面的小学生。” 这篇文章于2007年在《北京日报》刊登并被多家媒体转载。
在这篇文章当中，王大珩总结了六点科学的特征，以这六条特征来看今天的科技界，仍然十分受用。如，在解释科学的同一性，即严密性时，王大珩以中西医为例，中西医的“对决”也是2014年微博的热门话题，他这样解释道：中西医各有一套理论说法，而且在实践上都见成效，终究这两种理论会统一起来，舍弃当中不确切的地方，补充应当补充的部分，这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途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与文化同等的包容性，“求同存异”不仅是一项国策，更是我们对待不同思想领域的不同事物时应具备的态度。这一点，王大珩的“同一性”一语中的。
王大珩先生所列举的一些非科学的表现形式，我们也能够在2014年找到相似的案例。譬如发生在山东招远的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常爆出的高校教授论文造假事件，以及披着科普的外衣传播“伪科学”等事件，都是他所列举的应该嗤之以鼻的非科学行为，这些行为带来的危害殃及全社会，同时也从侧面说明“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所需要的，而是全体公民都应该树立的”。
行文最后，王大珩意味深长地讲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经过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的话，大家的认识就容易一致。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我们最容易形成共识，最容易团结在一起。”
撰写这篇文章时，王大珩已经88岁高龄，视力严重下降，因此只能依靠本人口述、助手打字的方式来完成文稿。但他仍要保持每天“读”报、“听”国家大事的习惯。“当王老的秘书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因为不仅要每天挑选他可能感兴趣的新闻读给他听，他还会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热点话题。”曾担任过王大珩助手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王大珩常常一个人戴着耳机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有什么创新的建议，他还会直接反馈给中央领导。王大珩的每一天都在为国家、为科学殚精竭虑。
王大珩的可敬之处
“我们走进季羡林先生的病房，王老就像是一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季先生的桌子旁边，直到季老说‘你坐吧’，王老才落座。”这一个情景给王大珩的助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时的王大珩也已过鲐背之年。虽然是学习不同专业，但王大珩仍然尊称季羡林为学长，加之王大珩十分尊师重道，因此，即使是面对只是大其几岁的学长，也同样敬爱有加。
晚年时候的王大珩虽然视力下降，但思维仍十分灵敏，他会把圆周率π背诵到小数点后100多位。而他锻炼思维的方法也着实新颖，那就是每一天都计算自己的年龄，用一年当中度过的天数除以全年的天数，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这样，他每一天的年龄都是不一样的。王大珩就是这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让自己不断地思考，他从不耽于已经掌握的知识，在他看来，“已知”的东西也终将会落后、老化。因此，他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听新闻，让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
为了更好地看书读报，王大珩还专门制作了一个放大镜，时常挂在自己的胸前，以方便阅读。这个放大镜造型十分独特，整体类似于碗形的设计，精巧而方便。“碗底”就是放大镜的透镜，看书的时候只要将“碗”倒扣在书面上，就可以避免手持放大镜的抖动问题，同时还能够自然对焦，非常实用。
除了每天“读”报，王大珩的兴趣爱好也十分广泛。他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音乐，也常常会听国粹京剧，怡情的时候还会写诗作词。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这是王大珩在70岁时所作的词。人说七十古来稀，本可以致事闲赋，颐养天年，但王老暮年，壮心不已，仍时刻准备着为祖国振兴而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