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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我党法制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开创者，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成功审理了著名的黄克功案件。
上海社科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成立的全国首家社科院，1956年9月成立之始的首任院长为雷经天、首任党委书记为李培南。他俩都是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党员、老红军和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
雷经天（1904—1959），原名荣璞，号经天。其父雷在汉是南宁辛亥革命的元勋。雷经天是五四时期南宁学生运动领袖，曾在上海通过恽代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大革命初期按党的指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之后，他亲历我党发动的“三大暴动”即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其中在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在百色起义中参与缔造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我党法制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开创者，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成功审理了著名的黄克功案件。他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战后期的对日作战和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则率领“两广纵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两广战役，建国初期曾任广西政府副主席。
以下是访谈雷经天之子雷柄坚的部分记录。雷柄坚，1952年生;系雷经天和吴树琴同志的幼子。吴树琴原是上海进步学生，在抗战之初因向往革命而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培训后入边区高等法院工作并结识雷经天同志，她离休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长征中没有党籍的战士
问：您父亲在您年仅7岁时便离世了，在您仅存的记忆之中，父亲留给了您什么样的印象？
雷柄坚：7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基本的记忆应该已经有了，但我和我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是很短暂的。对父亲的印象，一方面是许多亲人、战友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对他的一些记忆。从外形上来讲，他是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人，这些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事业上，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只会工作的工作狂，他对家庭对子女还是很关心、爱护的。
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有空闲的时候也会带我出去玩。在我比较小还没有读书的时候，他也曾经把我抱在怀里，一边抽着烟，这个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烟灰不小心掉到我身上，烫了我一下。
另外，他也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他会打扬琴，这个扬琴一直在我们家里保存着。他还会烧菜，当然平时也没时间烧。他的战友、开国中将莫文骅的回忆文章中就写到他烧过狗肉。因为两广人都爱吃狗肉，据说烧出来的味道还不错，不过我没吃过。我吃过他做的马蹄糕，就是天热时候的冷饮，像点心一样的，做得还是挺有味道的。父亲讲的主要是长征时非常艰苦的条件，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皮带也会拿来吃，这是真的事情。因为皮带它是牛皮做的嘛，红军就把它弄成一小段一小段地煮着吃。长征期间父亲是一个没有党籍的战士。政治上背着黑锅，而身上还背了一口炊事员的大铁锅。在很多人的眼中，他是个犯了错误的人。
信念支撑下走过逆境
问：您父亲好像曾三次被开除过党籍吧？
雷柄坚：应该是三次。第一次对他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广州起义以后，当时他在某一个地方参加战斗，后来整个大部队都打散了，他不得已隐蔽在当地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等白色恐怖稍微缓一些后，他想办法通过化装，在一个宗教界人士的帮助下，把他作为随从带出去了。他参加广州起义也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而广东省委说他是临阵逃脱，就这样给开除了党籍。后来周恩来赶到父亲所在的部队，说明情况后把处分取消了，所以没有承认这个处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在立三路线影响下红七军攻打大城市时，他不同意，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父亲仍旧跟着队伍走，实际当时中央也已经在纠正立三路线，后来也慢慢地把这个案件给“翻”过来了。这次虽然恢复了党籍，但是领导职务并没有恢复，只是做着一般的宣传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编了一本《火炉》的刊物。父亲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是搞宣传工作的，他是恽代英介绍入党的，恽代英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早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杰出的青年运动领袖。国共合作期间，恽代英在国民党那里做宣传工作，但他主要还是为共产党办事。父亲就是在他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教导父亲怎么做宣传，再加上我父亲是大学生，相对来说比革命队伍里其他战士文化水平要高。
到了江西根据地以后，遇到肃反扩大化。有人说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差点被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三次把党籍给开除了。负责审他的邓发，是中央红军里面专门管肃反的，巧的是邓发的爱人和我的父亲是很熟悉的，知道我父亲在广西革命时期的情况。所以邓发就把父亲给保下来了。但这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党籍的，在邓发手下做一些基本的工作。之后长征开始，整个红军开始转移，父亲当时是没有职务、没有党籍的。他是1925年入党的，这么老的资历却是一个没有党籍的老兵，父亲一直维持着这个身份跟着部队打仗。和他差不多资历的人，都是指挥员了，包括莫文骅。莫文骅参加革命比父亲要晚些，他是1929年百色起义的时候才参加的，而且年纪又比我父亲小。而父亲参加了百色起义前面的南昌、广州两次大起义;还在黄埔军校待过，做过政治部的宣传科长。
问：那么，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他这一路走下来的？
雷柄坚：我父亲最初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青年，能够成长为共产党员，是恽代英对他的教育。恽代英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在南京雨花台。父亲在5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怀念恽代英，他是父亲的人生导师。父亲在参加长征的时候，恽代英虽然已经牺牲了，但父亲就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往大处讲，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同时也要坚持对革命的信念，还要坚定必胜的信心，所以他才能够并且愿意忍受一时的委屈。其实长征时很多人都劝他别跟着大部队走了，说他留在广西也是一样搞革命。但是他说，我不能这样做。信仰，信念，信心，始终支撑着他。（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汇中学“少年中国梦孵化基地”）
上海社科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成立的全国首家社科院，1956年9月成立之始的首任院长为雷经天、首任党委书记为李培南。他俩都是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党员、老红军和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
雷经天（1904—1959），原名荣璞，号经天。其父雷在汉是南宁辛亥革命的元勋。雷经天是五四时期南宁学生运动领袖，曾在上海通过恽代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大革命初期按党的指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之后，他亲历我党发动的“三大暴动”即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其中在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在百色起义中参与缔造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我党法制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开创者，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成功审理了著名的黄克功案件。他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战后期的对日作战和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则率领“两广纵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两广战役，建国初期曾任广西政府副主席。
以下是访谈雷经天之子雷柄坚的部分记录。雷柄坚，1952年生;系雷经天和吴树琴同志的幼子。吴树琴原是上海进步学生，在抗战之初因向往革命而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培训后入边区高等法院工作并结识雷经天同志，她离休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长征中没有党籍的战士
问：您父亲在您年仅7岁时便离世了，在您仅存的记忆之中，父亲留给了您什么样的印象？
雷柄坚：7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基本的记忆应该已经有了，但我和我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是很短暂的。对父亲的印象，一方面是许多亲人、战友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对他的一些记忆。从外形上来讲，他是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人，这些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事业上，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只会工作的工作狂，他对家庭对子女还是很关心、爱护的。
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有空闲的时候也会带我出去玩。在我比较小还没有读书的时候，他也曾经把我抱在怀里，一边抽着烟，这个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烟灰不小心掉到我身上，烫了我一下。
另外，他也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他会打扬琴，这个扬琴一直在我们家里保存着。他还会烧菜，当然平时也没时间烧。他的战友、开国中将莫文骅的回忆文章中就写到他烧过狗肉。因为两广人都爱吃狗肉，据说烧出来的味道还不错，不过我没吃过。我吃过他做的马蹄糕，就是天热时候的冷饮，像点心一样的，做得还是挺有味道的。父亲讲的主要是长征时非常艰苦的条件，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皮带也会拿来吃，这是真的事情。因为皮带它是牛皮做的嘛，红军就把它弄成一小段一小段地煮着吃。长征期间父亲是一个没有党籍的战士。政治上背着黑锅，而身上还背了一口炊事员的大铁锅。在很多人的眼中，他是个犯了错误的人。
信念支撑下走过逆境
问：您父亲好像曾三次被开除过党籍吧？
雷柄坚：应该是三次。第一次对他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广州起义以后，当时他在某一个地方参加战斗，后来整个大部队都打散了，他不得已隐蔽在当地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等白色恐怖稍微缓一些后，他想办法通过化装，在一个宗教界人士的帮助下，把他作为随从带出去了。他参加广州起义也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而广东省委说他是临阵逃脱，就这样给开除了党籍。后来周恩来赶到父亲所在的部队，说明情况后把处分取消了，所以没有承认这个处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在立三路线影响下红七军攻打大城市时，他不同意，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父亲仍旧跟着队伍走，实际当时中央也已经在纠正立三路线，后来也慢慢地把这个案件给“翻”过来了。这次虽然恢复了党籍，但是领导职务并没有恢复，只是做着一般的宣传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编了一本《火炉》的刊物。父亲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是搞宣传工作的，他是恽代英介绍入党的，恽代英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早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杰出的青年运动领袖。国共合作期间，恽代英在国民党那里做宣传工作，但他主要还是为共产党办事。父亲就是在他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教导父亲怎么做宣传，再加上我父亲是大学生，相对来说比革命队伍里其他战士文化水平要高。
到了江西根据地以后，遇到肃反扩大化。有人说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差点被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三次把党籍给开除了。负责审他的邓发，是中央红军里面专门管肃反的，巧的是邓发的爱人和我的父亲是很熟悉的，知道我父亲在广西革命时期的情况。所以邓发就把父亲给保下来了。但这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党籍的，在邓发手下做一些基本的工作。之后长征开始，整个红军开始转移，父亲当时是没有职务、没有党籍的。他是1925年入党的，这么老的资历却是一个没有党籍的老兵，父亲一直维持着这个身份跟着部队打仗。和他差不多资历的人，都是指挥员了，包括莫文骅。莫文骅参加革命比父亲要晚些，他是1929年百色起义的时候才参加的，而且年纪又比我父亲小。而父亲参加了百色起义前面的南昌、广州两次大起义;还在黄埔军校待过，做过政治部的宣传科长。
问：那么，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他这一路走下来的？
雷柄坚：我父亲最初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青年，能够成长为共产党员，是恽代英对他的教育。恽代英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在南京雨花台。父亲在5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怀念恽代英，他是父亲的人生导师。父亲在参加长征的时候，恽代英虽然已经牺牲了，但父亲就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往大处讲，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同时也要坚持对革命的信念，还要坚定必胜的信心，所以他才能够并且愿意忍受一时的委屈。其实长征时很多人都劝他别跟着大部队走了，说他留在广西也是一样搞革命。但是他说，我不能这样做。信仰，信念，信心，始终支撑着他。（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汇中学“少年中国梦孵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