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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发展到极盛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伴随着农业经济的辉煌，商业贸易也在各地蓬勃开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以血缘宗族、同乡情谊、行业信义为纽带联系而成的跨区域大商帮。汾商作为晋商的一个支系，崛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前中期。由于汾阳与晋商核心发祥区域祁太平在地理上毗邻，受“敢为天下先”的晋商精神的带动与鼓舞，汾商成为晋商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汾商与祁太平商人把张家口作为中转站与根据地，主要经营食盐、茶叶、烟酒、皮货、票号、典当等生意，累积财富，富甲一方。除了贸易网络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外，汾商还在此基础上北上俄国，开辟国际性的贸易路线，从事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课题的宗旨在于通过对清代民国时期汾商史料的充分发掘和整理，揭示这一晋商特殊群体的活动轨迹、事迹与精神风貌，为山西地方文化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晋商;汾商;发展阶段;经营区域;经营项目;新晋商
1 汾商发展阶段
1.1 汾商的兴起
明清汾商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支系，兴起于明初，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明初实行的“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掌控着盐的生产和专卖权，可以根据国家的军事边防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召商，商人则需要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送至防卫所，换取盐引，然后到指定地区销售。正如万历朝绥巡抚涂宗浚称：“盐绥镇兵马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同时也正是由于食盐商品在古代王朝的这一特殊性，商人一旦获得专卖权，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汾州位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枢纽地带，趁地利之便，捷足先登，为汾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明初晋南地狭人稠，民多弃农为商，外出谋生。明末崇祯年间所修《山西通志》云：“府所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说明汾阳府商人颇多。①再有咸丰《汾阳县志》中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所需之物，皆从远省商贩而至。”从侧面体现出汾阳的人地关系紧张，农民被迫从商。②最后，汾阳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对汾商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汾商的发展
明末清初，汾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明中叶开中纳粟制遭到严重破坏，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即只需要纳银就可换取盐引，作为边商的汾商失去了原有竞争优势，便改变策略到全国各地贩卖北方边镇所需要的物资，这就加速了汾商向全国市场进军的步伐。清代前期，在明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发展生产、商业活动的政策，为汾商发展提供了政策优惠。第二，汾商在商业经营中利用地区、季节差价、囤积居奇、盘剥勒索粮食生产者以及放高利贷获取利息等手段获取的利润为其进一步扩大经营积累了资本。第三，经历过明初经济的恢复和明中叶经济的大发展，明末清初，社会商品经济较为繁荣，为汾商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第四，清代前期水路驿站干道迅速拓展，为山西商人占领北部、东北、西北广大市场提供了贩运贸易所需要的交通条件。
1.3 汾商的衰落
清末民初，汾商开始衰落。汾商衰落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一，政府腐败。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得以到中国内地通商，同时免征茶叶的半税，而汾商贩茶却受到清政府的限制，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所以恰克图贸易的汾商也日渐衰落。其二，汾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当清政府走向衰落时，汾商也必然走向衰落。汾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也束缚了其发展。
总之，汾商兴起到衰落的这一过程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汾商经营区域
汾阳人善经商，活动范围很广。明清时，汾商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两广地区，东至京、津、徐、济，西至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民国时期的《汾阳遗事》有记载汾商活动范围之广：“汾民善于经商，只身走出数千里经营者甚众。”
2.1 北边活动区域
汾商活动在北边主要是蒙俄边境的边贸市场。清朝时期，“关市议案，古独成之”“俺答封贡议起，四维交关高拱，款事遂成”①，中俄达成协议以后，恰克图成为贸易商埠，这为汾商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2.2 东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京、津地区的经营从明代便已开始。明代汾商以杂货、油行、绸缎、酱菜、酒业、纸张、盐业、颜料、烟草、铜铁冶制业等经营为主。入清以后，有的商人经营票号、钱庄、当铺。汾商在湖南、湖北以至福建、江西一带以经营茶叶为主，汾商销往恰克图的茶叶绝大部分取自此地且数量巨大。扬州因“扬州，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山右次之”“西北商徙家于淮，以便盐”②的特殊地理条件，也成了汾商主要活动区域，使汾商可以通过盐业进入淮扬市场。汾商在山东地区形成各个商帮，有其各自的商路和经营地区。东北汾商的业务涉及土特产、杂货、粮食、铁、盐、酿酒、榨油、当铺、颜料等行业，也有商号兼营放贷业务。
2.3 南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西南区域积极利用当地特色产品开展商贸活动。随着川、贵、滇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與外地贸易量的增加，晋商在四川出资经营的烟草庄、铁器庄、颜料庄、茶叶庄、布匹号等开始兼营一些汇兑业务，委托代收，异地支取。汾商在两广地区经营商品交易、办企业、立学号、建房舍，进行海外贸易等活动，还收购当地茶叶运往印度等南洋地区。各地运往广州的进出口货物、异地之间的结算，均利用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来汇兑，山西票号以此为重要条件不断在广州发展起来。
2.4 西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也开展了商贸活动。据载，“贸易于新疆者多汾晋人”③，在新疆贸易的人主要是汾商。汾商在甘肃、青海经营皮毛，销往外地，操纵着当时的皮毛出口市场。随着营业量的增加，在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了羊毛、毛皮贸易中心。
总之，汾商的活动区域遍布全国，其经营范围甚广，影响也甚为深远。在全国的商贸活动为汾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开拓市场，寻求利益，在商業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汾商经营项目
3.1 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山西票号主要从事存放汇业务，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山西票庄考略》记载：“无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储票庄。上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远各省丁糟等，下而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不存票庄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可谓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④山西票号以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势力最大。而不少汾阳人也参与了票号的经营，《汾阳遗事》载：“咸同以远，票号全盛时，继祁、太、平之后而执票业牛耳者，亦大有人在。其次茶庄、帐庄、商界巨子不一而足。”
3.2 汾酒
汾民多弃本逐末经营汾酒作坊。据史料记载，当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已发展到72家，酿造工艺更趋成熟，纯度也大为提高。山西省汾阳杏花村有1500年的酿造历史，“汾州属专做白酒贩卖”“宋张能臣酒名记有汾州甘露堂”，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全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汾商对汾酒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谚语称“会做山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且使汾酒的酿造工艺大行于天下，如贵州茅台酒、陕西西凤酒、西宁的青稞烧酒、新疆的代酒等都与汾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明清时期，汾酒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俄罗斯和西欧各国。
3.3 茶叶
山西茶商从明代开始发展，清代不断壮大，形成了著名的茶叶商帮。汾阳人对喝酒、喝茶很重视，有“茶七饭八酒满”的说法，而汾商远赴千里贩茶。清朝时晋商基本垄断了中俄恰克图贸易，晋商中汾阳商人前往恰克图贸易者居多，茶叶贸易居贸易首位。“‘祥发永’茶庄，由城内指挥街王某开设，总号设在张家口，向俄国推销中国名茶。”①
3.4 食盐
明初开中制实行，山西商人抓住机遇，大肆收粮贩盐。明朝涂宗浚言：“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滩、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②汾商作为晋商的一支，也经营着食盐的贸易，《明穆宗实录》卷35载隆庆时，汾州“许行私盐，每盐百斤，纳银三分，乃听转贩于荷岚、保德、河曲等处”。
4 汾商经营
4.1 汾商的地位与作用
汾商作为晋商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汾阳作为山西西部的一大商业重地，商业十分发达。明中后期，汾商已在北部边镇地区等多地进行商贸，清雍正五年（1727）签订《中俄恰克图贸易条约》后，汾商不断发展，经营以汾酒为主的多种商品的贸易，并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对其进行商业贸易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汾商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开辟了通往各方的多条贸易路线，促进沿途各城镇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汾商的商业活动对其故乡以及其进行商业活动的城镇的繁荣兴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敬筹晋·省积储疏》有言：“平汾为山西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商业贸易通常伴随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汾商的商业活动也不曾例外。《云中郡志·卷2》言：“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汾商贸易到某一地方后在此地扎根，将汾阳的文化习俗带到此地，影响着本地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的发展。
4.2 汾商发展对新晋商发展的启示
现如今，汾商虽已没落，但汾商的精神一直存在。第一，经商以诚信为本，汾阳人勤劳俭朴、诚信待人、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是汾商兴起的重要原因。第二，汾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虽为商贾，但也注重读书，故有“汾商多儒”这一说法。大多数汾商精明善算，也能够学习技能提升自我，比如清末有不少汾阳商人精通俄语，这就使汾商相较于其他商人更具有竞争力。第三，汾商们即使身处逆境依旧有坚定的信念。经商创业是一个有极大挑战性的过程，如果不具备异于常人的毅力，是无法发展壮大的，汾商的发展壮大则印证了这一群体具有非凡的意志。第四，汾商能够抓住机遇，敢于创新。商人经商时，抢占先机是十分重要的，汾商在恰克图的发展直接印证了时机的重要性。汾商成功的诸多美好品质与方式都给新晋商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值得去学习借鉴。
5 结语
晋商这一群体从明清之际的百年辉煌到清末民国的迅速衰落，不禁令人唏嘘感叹。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商帮凭借省内丰富的物产、官府的照拂以及精明的才干，在皇权特许下借助传统农业经济将中国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到一个高潮繁荣期。但是也正因为商帮的经济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自然经济体系，融入已有的官府结构，无法走上开辟之路。直到清末民初之际，列强侵华，外国势力强行打断了我国古代经济独立演变的进程，进而使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崩溃重组。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国家实力对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虽然以晋商为代表的商帮群体伴随旧时代的王朝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但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昔日的商帮虽然消亡，但其为商诚信、回馈于民的种种美德依然流传。
关键词：晋商;汾商;发展阶段;经营区域;经营项目;新晋商
1 汾商发展阶段
1.1 汾商的兴起
明清汾商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支系，兴起于明初，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明初实行的“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掌控着盐的生产和专卖权，可以根据国家的军事边防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召商，商人则需要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送至防卫所，换取盐引，然后到指定地区销售。正如万历朝绥巡抚涂宗浚称：“盐绥镇兵马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同时也正是由于食盐商品在古代王朝的这一特殊性，商人一旦获得专卖权，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汾州位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枢纽地带，趁地利之便，捷足先登，为汾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明初晋南地狭人稠，民多弃农为商，外出谋生。明末崇祯年间所修《山西通志》云：“府所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说明汾阳府商人颇多。①再有咸丰《汾阳县志》中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所需之物，皆从远省商贩而至。”从侧面体现出汾阳的人地关系紧张，农民被迫从商。②最后，汾阳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对汾商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汾商的发展
明末清初，汾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明中叶开中纳粟制遭到严重破坏，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即只需要纳银就可换取盐引，作为边商的汾商失去了原有竞争优势，便改变策略到全国各地贩卖北方边镇所需要的物资，这就加速了汾商向全国市场进军的步伐。清代前期，在明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发展生产、商业活动的政策，为汾商发展提供了政策优惠。第二，汾商在商业经营中利用地区、季节差价、囤积居奇、盘剥勒索粮食生产者以及放高利贷获取利息等手段获取的利润为其进一步扩大经营积累了资本。第三，经历过明初经济的恢复和明中叶经济的大发展，明末清初，社会商品经济较为繁荣，为汾商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第四，清代前期水路驿站干道迅速拓展，为山西商人占领北部、东北、西北广大市场提供了贩运贸易所需要的交通条件。
1.3 汾商的衰落
清末民初，汾商开始衰落。汾商衰落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一，政府腐败。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得以到中国内地通商，同时免征茶叶的半税，而汾商贩茶却受到清政府的限制，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所以恰克图贸易的汾商也日渐衰落。其二，汾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当清政府走向衰落时，汾商也必然走向衰落。汾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也束缚了其发展。
总之，汾商兴起到衰落的这一过程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汾商经营区域
汾阳人善经商，活动范围很广。明清时，汾商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两广地区，东至京、津、徐、济，西至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民国时期的《汾阳遗事》有记载汾商活动范围之广：“汾民善于经商，只身走出数千里经营者甚众。”
2.1 北边活动区域
汾商活动在北边主要是蒙俄边境的边贸市场。清朝时期，“关市议案，古独成之”“俺答封贡议起，四维交关高拱，款事遂成”①，中俄达成协议以后，恰克图成为贸易商埠，这为汾商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2.2 东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京、津地区的经营从明代便已开始。明代汾商以杂货、油行、绸缎、酱菜、酒业、纸张、盐业、颜料、烟草、铜铁冶制业等经营为主。入清以后，有的商人经营票号、钱庄、当铺。汾商在湖南、湖北以至福建、江西一带以经营茶叶为主，汾商销往恰克图的茶叶绝大部分取自此地且数量巨大。扬州因“扬州，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山右次之”“西北商徙家于淮，以便盐”②的特殊地理条件，也成了汾商主要活动区域，使汾商可以通过盐业进入淮扬市场。汾商在山东地区形成各个商帮，有其各自的商路和经营地区。东北汾商的业务涉及土特产、杂货、粮食、铁、盐、酿酒、榨油、当铺、颜料等行业，也有商号兼营放贷业务。
2.3 南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西南区域积极利用当地特色产品开展商贸活动。随着川、贵、滇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與外地贸易量的增加，晋商在四川出资经营的烟草庄、铁器庄、颜料庄、茶叶庄、布匹号等开始兼营一些汇兑业务，委托代收，异地支取。汾商在两广地区经营商品交易、办企业、立学号、建房舍，进行海外贸易等活动，还收购当地茶叶运往印度等南洋地区。各地运往广州的进出口货物、异地之间的结算，均利用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来汇兑，山西票号以此为重要条件不断在广州发展起来。
2.4 西边活动区域 汾商在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也开展了商贸活动。据载，“贸易于新疆者多汾晋人”③，在新疆贸易的人主要是汾商。汾商在甘肃、青海经营皮毛，销往外地，操纵着当时的皮毛出口市场。随着营业量的增加，在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了羊毛、毛皮贸易中心。
总之，汾商的活动区域遍布全国，其经营范围甚广，影响也甚为深远。在全国的商贸活动为汾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开拓市场，寻求利益，在商業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汾商经营项目
3.1 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山西票号主要从事存放汇业务，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山西票庄考略》记载：“无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储票庄。上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远各省丁糟等，下而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不存票庄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可谓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④山西票号以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势力最大。而不少汾阳人也参与了票号的经营，《汾阳遗事》载：“咸同以远，票号全盛时，继祁、太、平之后而执票业牛耳者，亦大有人在。其次茶庄、帐庄、商界巨子不一而足。”
3.2 汾酒
汾民多弃本逐末经营汾酒作坊。据史料记载，当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已发展到72家，酿造工艺更趋成熟，纯度也大为提高。山西省汾阳杏花村有1500年的酿造历史，“汾州属专做白酒贩卖”“宋张能臣酒名记有汾州甘露堂”，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全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汾商对汾酒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谚语称“会做山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且使汾酒的酿造工艺大行于天下，如贵州茅台酒、陕西西凤酒、西宁的青稞烧酒、新疆的代酒等都与汾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明清时期，汾酒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俄罗斯和西欧各国。
3.3 茶叶
山西茶商从明代开始发展，清代不断壮大，形成了著名的茶叶商帮。汾阳人对喝酒、喝茶很重视，有“茶七饭八酒满”的说法，而汾商远赴千里贩茶。清朝时晋商基本垄断了中俄恰克图贸易，晋商中汾阳商人前往恰克图贸易者居多，茶叶贸易居贸易首位。“‘祥发永’茶庄，由城内指挥街王某开设，总号设在张家口，向俄国推销中国名茶。”①
3.4 食盐
明初开中制实行，山西商人抓住机遇，大肆收粮贩盐。明朝涂宗浚言：“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滩、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②汾商作为晋商的一支，也经营着食盐的贸易，《明穆宗实录》卷35载隆庆时，汾州“许行私盐，每盐百斤，纳银三分，乃听转贩于荷岚、保德、河曲等处”。
4 汾商经营
4.1 汾商的地位与作用
汾商作为晋商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汾阳作为山西西部的一大商业重地，商业十分发达。明中后期，汾商已在北部边镇地区等多地进行商贸，清雍正五年（1727）签订《中俄恰克图贸易条约》后，汾商不断发展，经营以汾酒为主的多种商品的贸易，并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对其进行商业贸易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汾商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开辟了通往各方的多条贸易路线，促进沿途各城镇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汾商的商业活动对其故乡以及其进行商业活动的城镇的繁荣兴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敬筹晋·省积储疏》有言：“平汾为山西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商业贸易通常伴随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汾商的商业活动也不曾例外。《云中郡志·卷2》言：“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汾商贸易到某一地方后在此地扎根，将汾阳的文化习俗带到此地，影响着本地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的发展。
4.2 汾商发展对新晋商发展的启示
现如今，汾商虽已没落，但汾商的精神一直存在。第一，经商以诚信为本，汾阳人勤劳俭朴、诚信待人、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是汾商兴起的重要原因。第二，汾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虽为商贾，但也注重读书，故有“汾商多儒”这一说法。大多数汾商精明善算，也能够学习技能提升自我，比如清末有不少汾阳商人精通俄语，这就使汾商相较于其他商人更具有竞争力。第三，汾商们即使身处逆境依旧有坚定的信念。经商创业是一个有极大挑战性的过程，如果不具备异于常人的毅力，是无法发展壮大的，汾商的发展壮大则印证了这一群体具有非凡的意志。第四，汾商能够抓住机遇，敢于创新。商人经商时，抢占先机是十分重要的，汾商在恰克图的发展直接印证了时机的重要性。汾商成功的诸多美好品质与方式都给新晋商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值得去学习借鉴。
5 结语
晋商这一群体从明清之际的百年辉煌到清末民国的迅速衰落，不禁令人唏嘘感叹。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商帮凭借省内丰富的物产、官府的照拂以及精明的才干，在皇权特许下借助传统农业经济将中国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到一个高潮繁荣期。但是也正因为商帮的经济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自然经济体系，融入已有的官府结构，无法走上开辟之路。直到清末民初之际，列强侵华，外国势力强行打断了我国古代经济独立演变的进程，进而使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崩溃重组。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国家实力对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虽然以晋商为代表的商帮群体伴随旧时代的王朝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但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昔日的商帮虽然消亡，但其为商诚信、回馈于民的种种美德依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