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新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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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邋遢”受糟蹋
  
  清末著名书画家蒲华(1832-1911年),字作英、竹英,号胥山野史,浙江嘉兴人。咸丰三年(1853年)考取秀才,耽吟咏,嗜书画。早年学王画于同邑周闲,后追青藤(徐渭)、白阳(陈淳)、子久(黄公望)、仲圭(吴镇),下笔有奇气。工山水、花卉,最喜画竹,人称“蒲竹”。擅草书,自谓效仙人吕洞宾()、白玉蟾(葛长庚),其实从学习“二王”入手,更学苏东坡,而后自成一家。妻缪晓花,也善书画,伉俪情深。1863年,妻病故,翌年即笔出游。
  一般画史只称蒲华“侨寓上海”。其实,他于1864年出游是先到台州(临海)一带当幕僚、卖书画,收入微薄。1881年曾至日本卖书画,倍受彼邦人士赞赏,称他的作品“天马行空”。他曾绘《海天长啸图》以纪怀。回国后仍孑然一身,卖画杭、甬、台、温,乃至沪、宁、苏、常。直到1894年始定居上海登瀛里(今汉口路、西藏路间),与吴昌硕、吴秋农、高邕之、张鸣珂等交游。他为人随和,要他写字、绘画,哪怕是伙计、妓女,也都有求必应。卖字鬻画,也从不计较价格,以致作品充斥市场,被人戏称为“蒲邋遢”。
  蒲华讳言老,问他年龄,年年都说“五十岁”。平时身体健康,步履轻盈。一夜醉归寓所,翌日闭户不出。别人破门探望,始知假牙落入喉管,气闭而死,年已八十二岁。
  有些书画家,活着时名气很大,死后却日益湮没,但蒲华活着时被人戏称“蒲邋遢”,死后却名气越来越大。1985年,浙江美术出版社筹出大型书画专集《蒲华》,称他为“晚清杰出的书画家”。早年,我收藏过七幅蒲华的画轴,经过天灾人祸,到出版社向我征集藏品制版时,只剩一幅《供茶图》。大约这一题材的作品较少,出版社特为之制成彩色版(图48)。
  1904年,吴昌硕以《倚篷人影出菰芦》为题,请蒲华作画。蒲华尽心画了幅山水中堂《图49),层次分明,笔墨酣畅,吴昌硕感叹:“焚香默读,何修得此?”
  蒲华画得最多的是竹子,随意题诗。如题《竹石图》:“昨自西湖烂醉归,沿山密乱牵衣。摇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风在翠微。”(图50)竹子龙飞,题诗凤舞,真个诗、书、画“三绝”。
  蒲华的草书,如条幅《论诗》:“陶靖节(渊明)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图51)令人越看越好,深觉清末无人能与匹敌。我曾为之写长诗《蒲作英是今怀素》,有句:“盘曲犹似千古藤,弹张疑是钢铁铸。断钗屋漏真功夫,坠石崩云胜脱兔。”“胸罗万象何萧森,一朝喷薄若鲸怒。”我愿为之大声呼:“蒲作英是今怀素”。
  现代的造假书画者,心情比较浮躁,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好好享乐一下。蒲华的草书条幅,字较密,行较紧,造假者就把条幅放松为大中堂,因为书画以平方尺论价,大中堂更值钱呀!
  大约蒲华的画构图较简,落笔较粗,很适合造假者的胃口,遂至死已百年的蒲华,成了“被造假”的重灾户。有的拍卖公司,每期都会抛出几件“蒲华”的书画,都纸色如新,“品相很好”。假的总是假的,这些书画犹似被阉割过、被放过血的牛犊,有形无神,奄奄一息。如一七言联:“种树如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图52)一笔笔都是描出来的,神气不相连贯。又如画竹《劲节高风》(图53),石头似垒沙,支撑不牢,形将倒塌。竹枝、竹叶,特别是下面的一丛,形似枯草,毫无生气。哪里称得上“劲节高风”,只能称“蓑草披靡”。
  “蒲邋遢”当年的作品确实很多,但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天灾人祸,已是所剩无多,远远不能满足今日收藏大军的需求。于是,假货充斥市场。“蒲邋遢”受糟蹋,其最大祸害是使得今日之收藏者、鉴赏者会受到“假货”的误导,从而认为:“蒲华的艺术水平不过如此!”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报刊、杂志,应该多登一些真伪对比的打假文稿、图片,使得造假者无所遁形。当然,也要给善于临摹者一碗饭吃,但要标明是临摹本,也只能收临摹本的价钱,不要以高价蒙人、坑人!
  
  余绍宋讲实话写题跋被“搁浅”
  
  古人有个陋习,就是相信大官,相信名家,特别是京城里的大官,京城里的名家。即便是鉴定书画,也复如此。有一幅北宋郭忠恕临摹唐王维的《辋川图卷》,拖尾有一段元李珏辉的题跋:“携上天京(首都),名公相一见。赏识鉴定,价增十倍。”他的话讲得很露骨,也讲得很实在。
  因此,古书画的诗堂、边绫、拖尾上,往往有大官、名家的题跋、观款。题跋、观款多的书画,也就特别值钱。清朝杭州人魏锡曾(?-1882年),字稼孙,收藏到四种唐人写经,装潢成册,于同治二年(1863年)请吴让之题扉页:“唐贤写经遗墨,稼孙先生藏。吴让之题。”以后,又请章钰、赵之谦、陆恢等题跋、画佛像。民国十一年(1922年),此册归陈汉第(1874-1949年),他附上自己原藏唐人写经,请吴昌硕、金城等题跋、画佛像。抗日战争时,此册归浙江永嘉人方约(1913-1951年),字节庵,年轻力壮,东奔西走,广求题跋。自1945年至1949年,先后请吴徵、叶恭绰、马叔伦、马一浮、张大千等二十余人题跋、题诗、画佛像。
  近年,有人发现方约还请余绍宋写过题跋。余绍宋(1882-1949年),字越园,号寒柯,浙江龙游人,工书画,曾任北京艺专校长,主编过《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1946年,方约请余绍宋题《唐贤写经遗墨》,余为写:“唐人写经自敦煌出土后,余所见无虑数百卷,大率皆经生书。体裁、章法乃至用笔,约略相同,无甚优劣,当是一时风尚。此册所集,时代显有先后,而大体不殊,即其证矣。节庵仁兄出示,率书以还之。丙戌重阳后四日,余绍宋。”(图54)
  大约方约拿到此跋后十分尴尬,考虑再三,没有装裱入册。为什么呢?因为藏主请人题跋藏品,无非是希望题跋者称颂他的藏品,以增价值,如果题跋者实话实说,说藏品不过是一般般的货色,不但不能为藏品增辉,反或玷污,那就只好割爱不用了。
  唐人写经,以无名氏写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灵飞经》(道教经文)最为出色。明朝时,此经归董其昌收藏,他推测这经是钟绍京写的。清初,海宁陈氏将此经刻石,拓本成为世人学习小楷的范本。清末,有《灵飞经》真迹中的四十三行归翁同收藏,至今尚存(图55)。
  清朝发现的唐人写经,包括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室的唐人写经,都与《灵飞经》的艺术水平相差很远。敦煌写经,多被英、法冒险家捆掠而去,少数传至国内大城市,伪造者应运而生。据赵汝珍《古玩指南》:“北京城里骤然增多唐人写经真迹,其数量多于甘肃所出者不知若干倍。”余绍宋目睹这一情况,实话实说。想不到说得太实,反招人嫌。
  物以稀为贵,唐人写经,为数不少,面貌相似,也就不为世人所重。倒是一件从唐人写经裱背揭下的《二娘子家书》(图56),内容新颖,字体清秀,颇受世人称道。
  唐朝的“经生”,宋朝的“抄手”,都是以抄写小楷为生的职业人员,后世也无代无之。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手抄本。如《四库全书·太平广记》四百二十九卷的两页书影,字写得很好,我们可查到它的抄写者是“誊录监生臣胡浚”。光绪癸未年(1883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重版的《佩文斋书画谱》,全系手写石印,十分工细,但已无从查考写者是谁了。
  1942年我读初中时,有位姓金的同学能写“一枝香”。即:写好一行行工细小楷后,放上一枝香,就能把全行字盖掉。我不会写“一枝香”,但我1948年步入社会时,第一份工作“雇员录事”,也便是以小楷抄公文。有位姓聂的同事,小楷很好,曾经张目寒介绍,为张大千抄过著作。现在,没有人以毛笔练小楷,没有了抄书匠,只有打字员了。不晓得这是不是艺术的失落?(全文完)(责编:李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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