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手机回收生意为何做不大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644306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5%的回收机被平台二次售卖,销售至国内的三四线城市乃至非洲国家,只有5%左右的回收机被当做电子垃圾处理
  2009年,周旭在深圳街头将一部只使用了半年的品牌手机卖给了路边小贩。买时三千多元的手机只卖了五百多元,这让他颇为恼怒,“这个回收价格配不上手机价值,但我又没得选。”
  
  正是这次刺激让周旭走上了创业路。一年后的2010年3月,周旭在深圳创办了专门回收废旧手机的互联网平台——回购网。
  几乎同一时间,孙文俊和好友在上海也上线了一个“以物换物”的互联网平台,也就是爱回收网的前身。
  六年后的今天,随着废旧手机价值被发现,以此为生的互联网回收平台开始大批涌现。作为又一个披着互联网外衣、以颠覆传统为旗号的新兴行业,废旧手机回收的前景被业内普遍看好。
  魅族副总裁李楠给《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一年的废旧手机就达1.5亿部,可以铺满282个足球场,而这些淘汰的废旧手机中超过90%都躺在家里,并未进入回收渠道。
  但对回购网和爱回收网这样的平台来说,如何让更多用户愿意把废旧手机拿出来仍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难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周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透明化交易
  孙文俊做“以物换物”平台的想法源于美国小伙用红别针换到一栋双层别墅一年居住权的故事。他希望通过C2C的方式,实现闲置物品的互换。但这个尝试仅仅维持了两年,便暴露出弊端。
  “回收行业在当时还很封闭,用户参与闲置物品互换的意愿很低,回收效果并不好。”孙文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次尝试让他意识到C2C的方式在回收领域行不通,C2B才更合适。
  2011年,孙文俊的公司全面转型做起了专注废旧手机回收的C2B平台——爱回收网。按照他的想法,爱回收网的定位是一个类似于淘宝、连接用户和回收商的交易平台,而非回收平台。
  “很多用户想处理废旧手机,却找不到值得信任的回收商。”孙文俊说,爱回收网就是希望建一个“集市”,让用户和回收商能在“集市”上自由交易,“让想买和想卖的人能准确找到对方”。
  不过,爱回收网并不是一个只供交易的平台,其还会向回收商提供一些前端服务,比如回收产品的检测、数据清理等。
  “我们把一些原本要回收商做的工作提前做好,回收商在拿到产品后能直接进行下一环节的交易。”孙文俊说,这种分工方式更精细,效率也更高。
  和孙文俊的设想不同,周旭在最初创办回购网时就立志将其打造成一个纯互联网化的回收平台,“它不是为别人搭建的交易平台,而是本身做交易的回收平台。简单来说,回购网就是一个与用户直接交易的回收商。”
  这正是回购网和爱回收网在商业模式上的最大区别,这两种模式也是目前国内废旧手机回收平台普遍采用的运营模式。在业内人士看来,回购网代表的回收商模式风险大,但利润高;而爱回收网代表的平台模式虽风险小,但利润也低。
  回收商模式下,平台是回收链条上的一环,其可从用户手中以较低价格回收手机,然后再高价卖出,以此获得高额利润。但问题在于,多数这类平台并非专业的回收商,对产品价格的评估不在行,一旦价格评估出现问题,企业利润就会有很大波动。
  而平台模式下,平台的收入多来自回收商上缴的平台使用费,而这部分费用往往较低,故平台的利润也较低。这也是爱回收网在提供平台交易的基础上,涉足前端回收服务的原因,仅仅依靠平台服务费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平台的运营。
  尽管商业模式不同,但这类平台的出现对整个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促进作用明显,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构建了一个更加透明的交易体系。
  “这提高了用户对手机回收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周旭说。
  跑偏的价格
  “透明的交易体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用户将手机卖给回收商的比例,但也暴露出诸多缺陷。”奇虎360旗下专做手机回收的互联网平台——同城帮CEO郑立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郑立群体会最深的是,网上交易时,手机评估价与交易价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
  2014年年中,刚涉足手机回收的同城帮定位是类似于爱回收网的交易平台,但这种模式仅持续了两个月,它就转型成了一个互联网回收平台。
  郑立群说,同城帮转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了用户与回收商在网上交易时的矛盾,“一些回收商在网上评估时给用户很高的回收价,但实际交易时又以各种借口扣款,导致回收价严重缩水。”
  在她看来,一部废旧手机评估价和交易价的差值在5%左右是正常的,但达到20%~30%就不正常了,而后者恰恰是网上回收交易最普遍的差值,严重时评估价和交易价之间的差值能达到50%。
  这一点赵璐深有感触,她曾通过某回收平台卖出过一部使用一年的三星手机。在网上沟通时,多家回收商均给出了不错的价格,她最终以540元将手机卖给了一家深圳回收商。
  但回收商在收到手机后,却以屏幕有划痕、外壳有磨损等多种原因要求在原有交易价的基础上扣款,最终这部网上成交价540元的手机只卖了380元。这让赵璐既生气又无奈,“手机已经寄给它们了,又不可能再寄回来,只能听它们的。”
  “回收商正是抓住了卖家的这种心态才会肆无忌惮地压价。”郑立群说。
  周旭虽然也承认评估价和交易价之间存在差距,但并不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在回收商。他认为,双方在网上交易时,回收商并没看到手机实物,价格多是基于卖家描述给出的,“很多用户在描述时会刻意隐瞒手机的缺陷,使得回收商不能准确评估手机,也导致成交价与评估价之间有出入。”
  更为关键的是,用户和回收商对废旧手机的价值认识并不一样,比如很多用户觉得手机屏幕有划痕不是大问题,但对回收商来说,屏幕的更换成本极高,且会直接影响手机的二次销售,是个大问题。   “网上交易的便捷性原本提升了用户交出废旧手机的积极性,但越来越严重的价格差距则打消了他们的积极性。”郑立群说,如果平台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手机回收将会越来越难,“会有很多一次性卖家。”
  也正因此,同城帮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初就坚持面对面回收,用户网上下单后由专业评估人员当面验机交易。如今,包括爱回收网在内的手机回收平台都开始改变单一的邮寄回收方式,发展上门回收和店面回收。
  “这样能让卖家更清楚地知道手机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减少买卖双方的纠纷。”不过,孙文俊也坦言,上门回收和店面回收目前只能在一些大城市施行,小城市仍要依靠邮寄。
  90%的废旧手机未被回收
  “国内回收平台在前端回收环节并无差别,而在手机回收后的末端处理上存在较大不同。”孙文俊说,爱回收网是交易平台,原则上并不涉足后端处理,但近年也上线了二手机销售平台。
  目前,来自二手机销售的利润已占到整个平台利润的10%左右。在他看来,二次销售是废旧手机处理的最理想方式,“不仅能最大程度发挥手机的使用价值,还能保证回收平台的利润。”
  对回购网和同城帮这类回收平台来说,二手机销售在整个业务模式上的地位更加显著。回购网目前95%的回收手机流入了销售渠道,以二手机形式售卖;同城帮回收机二次售卖的比例更是高达97%。
  不过,两者在回收机的二次售卖渠道上存在天壤之别。同城帮一直坚持收售一体,即自己回收、自己售卖,所有的二手机售卖均在其自有平台上完成;而回购网采用的则是自己回收、别人售卖的模式,依靠经销商销售手机。
  周旭说,回购网会根据品牌和机型的不同将回收机卖给不同渠道的经销商进行二次销售,其中65%的回收机卖到了国内的三四线城市,30%的回收机卖到了非洲国家。
  那些并不具备再次使用价值的回收机则以电子垃圾的形式卖给了专门的处理企业,这一比例在回购网和同城帮分别为5%和3%。
  “绝大多数的回收机都进入了流通环节。”孙文俊说,这对减少电子垃圾污染有很大帮助。
  即便如此,目前国内的多数手机回收平台日子也不好过。“一台回收机的毛利润不到30%,净利润更是少得可怜,尤其是总量太少。”周旭说,相比之下,平台培养用户回收意识的教育花费要高很多,“大部分用户仍然没有手机回收的意识。”
  这一点从平台的回收数据就能看出:回购网每月的回收手机量在2万台左右,一年也就24万台;即便是号称目前国内最大手机回收平台的爱回收网每月的回收量也不到10万台,年回收量仅在110万台左右。
  而中国目前一年的废旧手机就达1.5亿台,“90%以上的废旧手机并没有进入回收渠道。”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唐爱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随着民众回收意识的提高,这一比例会逐渐降低,“回收平台的前景也会很乐观。”
  孙文俊和周旭持同样看法。也正因此,双方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爱回收网2016年的目标是交易额达到15亿元,这是其2015年1.7亿元交易额的8倍;回购网则提出2016年的月回收量要达到10万台。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资本也开始聚焦这一日渐兴起的领域,不仅手机厂商陆续推出手机回收计划,连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也都利用自身优势涉足该领域。
  “资本进入对于刚起步的回收市场来说是好事,有助于培育市场,但这个过程会很长,最后真正能生存下来的平台并不多。”周旭说。
其他文献
张江要想持续创新下去,必须把新药源头创新做大  上海市郊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道路的命名方式与众不同。南北向,有哈雷路、爱迪生路、哥白尼路;东西向,则是李冰路、蔡伦路、沈括路、张衡路。  这些路名昭示着张江的使命——做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中心。  除了大众熟知的信息技术以外,张江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医药健康。这里是中国药物研发机构最多、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有“药谷”之称。据统计,张江已经聚集了5
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5个,上涨的城市有65个  2016年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与前一个月相比,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有5个,上涨的有65个;其中,合肥、厦门、南京,单月上涨超过3%。  就在数据发布的前一天,苏州市国土局官方网站对外宣称,将暂缓出让位于相城区、姑苏区和高新区的5幅地块。多位当地业内人士表示,这一举动说明当前地
浙江金华市博物馆与当地收藏家协会承办的“牵手文博,民藏献宝”民间藏家捐赠仪式上的部分捐赠文物  “从鉴宝节目诞生那天起,我们就在想办法对付它。”中国文物界颇有名望的专家谢辰生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谢辰生口中的“我们”是中国文物学会。5年前,该学会启动了《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项目。如今首批出版物付梓在即,既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向国家无私捐献文物的人们致以迟到的敬礼,也是“对今天文物圈乱象的一
2003年回国后,薛帅在上海开了一家提供家政服务的门店。开店并不复杂,只需要找一个小区房、一个电话、一支笔和一台电脑。不过,6年后,由于种种问题和烦恼,他关掉了这家门店。  薛帅的首次回国创业在家政行业颇有代表性。中国的家政业虽然发展百年,但既没有出现一家上市公司,也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中优集团调研数据显示,在中国已有的家政公司中,以个体创业者居多,市场平均占有率为万分之0.018,行业没有经过大的
一个家庭医生的职业素养,是要靠好的制度来保障和激发的  我的先生由于从事与电脑有关的的工作,颈椎腰部一直不适。有次体检时跟查理随口一说,想不到他就立刻找来一套锻炼操的图示簿给我们,之后还时不时电话我先生督促他每天做操。  查理的“温暖”还不止于此。在加拿大东部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作为中国南方人,无法适应室外零下30多摄氏度的酷寒。有一次在室外呆得久了些,又对冰雪没有经验,右脚掌和后脚跟被冻伤,四处开
圈子里的多数人认为,无论新人们怎么踊跃,真正的黑客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15年,黑客再次密集进入大众视野。  冬季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一份来自黑客组织的声明称,他们将对ISIS组织宣战。这个被称为“匿名者”的组织在推特上宣称:“我们将会升级我们的活动,你们将会遭到大规模的网络袭击。”  2015年12月,首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由此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
银行评估是否给开发商贷款,主要看开发商级别、楼盘规模、自有资金、证件是否齐全等,一般自有资金达到30%,银行都会贷款。但银监局对开发商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开发商取得土地后,銀行会把土地证做质押,这是银行防范风险的一种模式。比较大型的开发商也会找担保公司作担保。  虽然有土地证做质押,但如果开发商后续资金跟不上,造成工程停滞,不但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收益也受到损失,这种情况下一般当地政府可能接手,帮助
从2015年开始,国内马拉松赛事呈现井喷之状。由2011年的22场、2012年的32场、2013年的45场、2014年的50场、2015年的134场到2016年的306场,赛事数量年均增长率约28%。  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306场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注册,平均到每个星期就是6场,所以几乎每个像样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国际马拉松”。  国内“跑马”的热情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田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启程号角。三年虽短,然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面对新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推进深改实践,让中国的转型发展开启重大突破,逐渐迎来质的跨越。可以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与深改效应的作用凸显,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大国迈向真正的全球强国,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离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接近。  “
古巴的酒店,为什么贵到离谱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我被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标价牌惊到了:一个甚至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和拖鞋的房间,价格是每晚600“红比索”,约合人民币3670元!  在古巴,这几乎相当于普通人两年的工资。这家五星级酒店不但设施陈旧,上网还只能在大堂,且需另外支付每小时5“红比索”(约合人民币30元)的上网费。  为什么这样的贵到离谱的酒店还能运营下去?因为游客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古巴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