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行”、“主动”是颜李学派关于教学法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张，也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精神，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颜李学派反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为汉唐崇尚章句，口讲耳听，流为佛老；宋明“穷理居敬”，静坐读书，空谈心性，虚妄无实。所谓把“身实习之，身实行之”作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上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强调只有通过亲身实行才能获得知识，而且要通过反复习练去巩固知识。
　　颜元强调“习行”，是在其学术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便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62岁规划漳南书院时，又把讲堂命名为“习讲堂”。他一再强调“习行”是读书求学最重要的方法，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坚持“习行”不断，直至69岁时，还感到“思一日不习六艺，何以不愧‘习斋’二字乎!”
　　颜元所说的“习行”，在思想渊源上，明显地受到孔子“时习”思想的影响。他说：“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不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三两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颜元集》第668页）但是，“习行”的内涵比“时习”更丰富、深刻。“习行”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认为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他以学乐为例，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任凭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次，但“总不能知”，必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学习数学知识也是如此，要“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如果不练习，又不在实际中运用，则“入市便差”。所以，他认为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他甚至把“格物致知”中的“格物”两字，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因此，“习行”教学法正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颜元在认识论上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特征，这也是其治学之道的哲学基础。
　　另一方面，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对此，颜元自己说得很明确：理学家“不学一事，而以诵读为学，以能讲其所读者为明道，为大儒，是吾忧也”（《颜元集》第192页）。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而且“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则茫然”，毫无实际处事能力。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造成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颜元指出，造成这种状况，“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而朱熹是祸首。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颜元集》第663页），主张“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颜元集》第42页）。因为在他看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第一）
　　可以说，“习行”教学法，是为培养给“生民办事”的“实才实德之士”服务的，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均具有实践价值。
　　在德育方面，不仅可以通过“习行”形成学者的道德观念，更可能养成道德的行为习惯，并有防止和革除不良习惯的作用。颜元说：“开聪明，长才见，固资读书；若化质养性，必在行上得之。”（《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理欲第二》）所以，“习行”能使学者的思想真正得到锻炼，养成真德美行。
　　其智育方面的价值不仅因为“亲下手一番”、“犯手搏弄”的“习行”，才能获得“实用”的真知，而且許多技能的掌握，都得靠“习行”。他生动地以学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编》卷三）必须把讲读琴书与习行实践结合起来，只有练习琴谱，才会成为能琴的“美才”。由于当时技术学科的发展和西学的输入，影响了颜元的教学内容，开设有不少技艺的课程，这势必不能光静坐读书，于是“习行”的新方法便相应而生。“习行”是检验知识和实践知识效果的一种有力手段，他说：“学问有诸已与否，须临事方信，人每好以所志认作所能，此大误事，正是后世泡影学问也。”（《言行录》卷上）所以，只有“习事以见理”、“明理以处事”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才能“实习、实用之天下”。又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实也。”（《言行录》卷下）因此，颜元一方面强调“习行”对认识事物、取得知识与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特别重视所教所学知识的应用，即“习行”在“为生民办事”、“为天地造实绩”中的现实作用。
　　由此可见，颜李学之“习行”法，是进行知识技能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主要手段。不仅如此，还有体育上的价值，是运动和锻炼身体的好方法，颜元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采用“习行”法，可以使学生保持旺盛的精力，“日益精壮”、朝气蓬勃。
　　与重“习行”一致，颜李学派强调“动”的教育。颜元指出“宋元以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上），强调“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就是说只有习动才能培养出有强壮体魄的人，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掌握六艺技能，成为有实用的人才。所以颜元视“动”为学校培养人才的关键，他说：“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言行录》下）由此可知，颜李学派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强调“动”反对“静”。所以，梁启超说：“颜元教育思想的特点，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清代学术概论》）这一点总结既概括又实事求是，颜李学派这一教育思想可谓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创举。
　　历来“主静”的教育，在学习上只重修身养性、“静坐读书”，“成一文墨诵读之世”，故而为颜李学派所反对，特别是针对宋儒“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把读经书当作获得知识唯一途径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认为徒读书，不但无益事功，反而愈学愈愚。颜元说：“程朱之学，率古今之文，食天下之神智。”（《四书正误》卷四）又“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李恭也反对宋明以来“兀兀穷年，埋首故纸”的空疏无用的书本教育，认为误国家、厄世运皆因崇尚虚文所致。颜李学派强调习六艺，重视对实学和实际技能的传授，强调习行、主动，但并非全面否定书本教育，而是主张读书与习行结合，引导学者正确对待书本知识。评价颜李学派“习行”、“主动”的教学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首先，必须把它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来考察，特别要放在宋元明清的理学教育统治下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不论是官学、私学或是书院，教学除了口传耳听的方法，简直没有其他任何活动。到了宋明更是只教学者静坐读书，空谈穷理，专注空疏，八股贴括等，多是虚妄不实的东西。而颜元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法统治了千百年的情况下，勇敢地揭起了“习行”的旗帜，反对只用口耳，提倡用手足的活动——实践、习动、劳动，以及强调观察、实验等方法来代替单纯的讲说和静坐读书，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史上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它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