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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和唐吉拉山之间的荒漠地带，几乎没有产生文明的可能。由于几个世纪的干旱，这里云集着无数干涸的湖泊，星罗棋布地形成了一个多湖的盆地。这是亚洲特有的一种盆地，没有通向海洋的出口，近似于波斯、阿富汗和新疆以及内蒙同类的盆地。”
——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1953，斯坦福大学
柳陞祺先生在上世纪中叶的描述，已经被半个世纪以来不绝如缕的考古发现质疑，但是在那个年代之前，却涵括了人类关于柴达木盆地的所有想象。连接拉萨与西宁商人的古道，纵然承载了文成公主进藏的荣耀，寄托着无数信仰者与商人的野心，然而千百年来，在拉萨和西宁之间，始终没有第三座城市屹立于这片雄壮的高原。荒凉的古道、匮乏的补给，让越来越多的行旅放弃这条相对平坦的大路，改行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驿道，到了满清乾隆年间，川藏驿道已经成为历任驻藏大臣进出藏的“正驿”，而古老的青藏线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人类的历史记忆。
一切终结于1953年。这一年，慕生忠将军率部进入盆地，他的任务是寻找并修筑一条由青海进藏的公路。同时，他还有属于自己的宏伟计划——在西宁与拉萨之间建造一座城市，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该地叫“噶尔穆”。
将军的地理梦想
在民国23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叫做“噶尔穆”的小黑点，“噶尔穆”即“格尔木”的另一种音译，关于这个地名的语源，并没有学者进行严谨的考证，现在流行的说法——格尔木是蒙语，意为河流汇聚的地方——也只是当年探路队员的道听途说，至少在另一名探路队员任启明的口述中，我们还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出产金银的地方。
格尔木的原住民不仅有蒙族，还有藏族，因此，部分藏族学者、尤其是年轻的藏族学者热衷于猜想格尔木是否是藏语地名，就职于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札西米玛次仁就是其中之一。青藏铁路通车前夕，铁道部请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为沿途地名提供藏文翻译，米玛次仁和他的青海同学讨论后，认为格尔木是藏语“圆圈”之意，他的同学进而指出，格尔木的地貌类似一个圆圈，故而得名。如今我们在青藏列车车厢显示器上看到的格尔木的藏文写法，就是米玛次仁和他同学的“杰作”。
在类似格尔木这样缺乏“文化传统”的地区，建构历史的痕迹显然更易辨认。米玛次仁将格尔木的语源归于藏语的观点，并没有站稳脚跟的证据，虽然在青藏铁路的文字表达体系里，只有汉、藏、英三种语言。米玛次仁论证的另一条线索是迁徙的先后，在遥远的吐蕃年代，格尔木所在区域是藏人的居所，而蒙族进入格尔木则晚至明末，为此，米玛次仁专门在敦煌藏文文献里寻求关于“格尔木”的蛛丝马迹，然而，一无所获。
学者们的严谨，在当年满怀豪情的慕生忠将军看来，不免有些迂腐。慕生忠最早听说“噶尔穆”这个地名，是在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他并没有闲情去关心地名的意思，他感兴趣的是一则当地牧民的传闻： “噶尔穆”旁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沿河往南，翻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那曲可以抵达拉萨，此路极少沼泽，河床平浅，利于机械化运输。于是，寻找“噶尔穆”成为慕生忠及其部下的当务之急。
寻找格尔木的故事俨然已经成为一段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历史佳话，而慕生忠也因此成为英雄本色式的“神话”人物。1982年，年逾古稀的慕生忠将军重返格尔木，在一次谈话中，他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严峻的背景加速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诞生。某天清晨，寻路队员们一觉醒来，发现一个帐篷旁边插着一个木牌 上面大书三个字——“噶尔穆”，大家不再争执，因为从这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已经与这座新兴的“帐篷城市”宿命般纠结在一起。
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家的归属感，面对陌生而广阔的处女地，上至慕生忠将军，下到普通的筑路队员，似乎都充满了探险狂热，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队员们眼中都是崭新的，热情进发的第一个渠道依然是地名，人们带着新生婴儿般的喜悦为公路沿线的地标洗礼庆贺，这些地名至今仍在使用。
艾家沟口/原地名为蒙语“艾吉勒”，因为慕生忠将军有个代名叫老艾，所以队员们改地名为艾家沟口。
雪水河/慕生思命名，昆仑山雪水融化形成的条季节性河流。
天涯桥/慕生思命名，青藏公路的第一座桥梁。1956年由陈毅元帅提议，改名昆仑桥。
不冻泉/慕生忠命名，当地有一股泉水，长年不冻。
五道梁/可可西里附近五道缓坡起伏的山梁。
乌丽/车过五道梁，慕生忠将军发现处地方黑黑的煤层露在外边，故称其“乌丽”，该煤矿也即今天的开心岭煤矿。
命名处女地的热潮也让身处北京的毛泽东主席颇感兴趣，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向慕生忠询问“开心岭”这个地名的来历，慕生忠说：“那一天沱沱河打通了，给养问题解决了，路修到这座岭上一看，十分平直，不用多绕弯，我们非常开心，就给这里起名开心岭”毛泽东听后说：“好，开心岭这个名字好，很有革命战士的乐观胸怀呢!”
原来人们认为地图上的格尔木是一个村镇，下车后只见一片茫茫荒原，大家问：“格尔木在哪里?”我说： “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我们不走了
笔者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我们在一辆出租车里仔细打量着这座城市的秋景，司机见我们东张西望，问我们你们是外地人吧，未等回答，司机略带自嘲地说格尔木哪有本地人，大家都是外地人。没有本地人——这是格尔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此，格尔木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方言，市民们似乎天生就具备了多种语言的能力，青海话，河南话、山东话、四川话等等，彼此交流无碍。
士兵与筑路工人是格尔木最初的主人，所谓“一城居民半城兵”，正是上世纪50年代格尔木城市面貌的真实写照，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刚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的慕生忠又被点将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随着格尔木西藏基地的建设，第一个农场。第一家修理厂、第一间商店、第一座土坯房、第一所医院、第一个邮局，第一个剧院等等，一个活力十足的“青藏第三城”横空出世。
在无数“第一个”中，让许多老格尔木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第一个孩子。1955年初，西藏驻格尔木汽车修配厂藏族职工李德寿(藏族名叫顿珠才旦)与汉族姑娘文秀珍在帐篷洞房里结为伴侣。当年]2月，文秀珍在“地窝子”产房里生下了格尔木的第一个孩子李富民。由于父亲李德寿曾给慕将军当翻译兼警卫，因此，慕将军是他们二人的红娘。得知孩子降生的消息，慕将军激动万分 对早期的耕耘者而言，孩子无疑是继承并开拓城市伟业的希望。
“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人。我们喜欢城市，更喜欢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城市。我们要在这里建设一座花园般的城市。” 当我们寻找上世纪50年代格尔木的见证人时，无意中遇见一位至今仍留守格尔木的老人王刚。老人是农垦集团的退休工人，出生于南京，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格尔木。提起当年的生活，老人显然还带着一丝苦涩的回忆，他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那个年代的格尔木。当时的格尔木，商店、照相馆、邮局，都是土坯房或者地窖，唯一的二层楼房是慕生忠的将军楼。现如今横跨格尔木河的公路桥在那时仅是一座用钢丝绳拉起的木头桥，由于桥身不稳，发洪水时经常连人带架子车都晃到格尔木河里。
1970年，26岁的年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至格尔木工作。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的格尔木有两块互不相连相对繁华的地段，一个是河西的“大转盘”，聚集了西藏驻格尔木的各个单位，另一个是河东，汇聚了当时还是县级编制的格尔木的各行政单位，大体在现今金峰路和昆仑路的楼口附近。“住人的地方就这么多，更谈不上繁华，其他地段基本上都是荒滩。”
和王刚老人一样，年老师在退休后也选择了留守，他认为格尔木有一种很吸引他的东西，让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迷恋至今。他说， “由于历史短暂，格尔木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多人批评它是文化沙漠，但是在我看来这正是格尔木的可贵之处。 年老师坦言在自己身上很少有“旧的东西”，他将这种。旧归结为家庭和习惯势力，他认为格尔木比内地、至少是西宁自由许多，市民们的思想也比较解放，基本上没有小市民阶层，这让他在生活中很少感受到精神上的包袱和压力。
和年老师有同感的人为数不少，当然，更多的人是在离开格尔木以后，才发现这座城市的特立独行的气质。年老师谈起了他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去南方工作，在黄山景区从事外事接待。有一次在信中，这位学生向年老师抱怨自己的不解，他觉得也和在格尔木的生活经历有关：“虽然我来自西北相对落后的地方，接受的教育也不正规，可是很多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思想比我还要保守，我觉得格尔木给我东西真的很多。”
年老师说 自己常常沉浸在上世纪50、60年代格尔木的那种气氛里，但他并不排斥近些年的变化——社会生活层面一体化和正规化，他说，社会不能总是维持世外桃源一般的状态，而应该在新的层面上 在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发展新的世外桃源。他并不为格尔木失去了什么而忧心 因为“变化是格尔木最大的传统”，
转型的阵痛和机遇
格尔木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黄金期，都与铁路有关，一个契机是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通车，火车转汽车的运输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格尔木作为西藏“旱码头的功能，另一个机遇是2000年，2005年修筑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期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刺激了格尔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今年62岁的李富财来自河北沧州，退休前是铁路格尔木工务段上的一名材料员。1984年他从甘肃调动工作至此，那时候整个格尔木只有两幢楼房——将军楼和百货大楼，另有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西宁至格尔木的火车刚开通时，每天只有一列客车、一列火车。不过很快，随着格尔木钾肥厂和炼油厂的建立，发往西宁的车皮开始成为紧俏货：另一方面，拉萨一批重大工程的上马也使格尔木日渐繁忙，李师傅记得最紧张的时候，格尔木的铁路货运场堆满了发往拉萨的钢筋、水泥等物资，等待装货的卡车排成长长一列，满载而出。
铁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绝非仅仅是量的堆积。青藏公路通车后很长一段时间，汽车几乎垄断了进藏物资的运送随着铁路的强势介入，“中转”成为那几年格尔木最热门的词汇，加之当时各项经济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转”中蕴含着无限的商机，“买个车、跑西藏”成为格尔木人时髦的营生方式。在机遇的召唤下，来自甘肃、宁夏以及青海东部的穆斯林大量涌入格尔木，天生的商业智慧让他们很快在格尔木站稳脚跟，据统计，火车开通前的1982年，格尔木的回族人数仅为]237人：而到了2000年，回族人口激增至3万余人。与此同时，在河东、河西分别矗立起两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如今已经成为格尔木市的地标性建筑。
城市的风貌与时尚也在悄悄的转变，1984年之前，格尔木市区几乎没有绿色，到了夏季，硕大的蚊子肆虐成灾，再爱美的女孩也不敢穿裙子。火车的开通让格尔木人看到了自己的城市与西宁、兰州等地的差距，进而开展了一系列绿化环境、消灭蚊虫等活动，同时修建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如今的格尔木早已摆脱了过去单一的运输功能，开始向一个丰富的、多元的城市角色转变。交通的便捷也让格尔木人开始向往外边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格尔木人开始在西宁等地购置房屋，以便休假或退休以后居住，我们在街头甚至见到了来自山东威海的巨幅房地产广告，当然，随着内地房价水涨船高，能够有财力在内地购房的格尔木人毕竟还是少数。
2006年7月1日，一辆火车由格尔木开往拉萨，标志着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光彩炫目的通车庆典背后，人们不禁为格尔木的未来产生一份担忧——如果火车仅用一天一夜就可以从西宁跑到拉萨，那么格尔木这个“早码头”还有存在的必要么?修筑青藏铁路的繁华一旦逝去，格尔木何以为继?
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座城市自诞生起就是“为西藏而生”，如今，它必须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学会“为自己生存”。阵痛即时而至，据中共格尔木市委办公室的侯晓辉介绍，铁路通车后短短几年 格尔木的人口从30多万降Z27万，其中包括铁路的筑路大军，也包括怀揣梦想在格尔木“淘金”的众生，人口的减少让格尔木显得“空旷、缺乏活力”，格尔木的转型迫在眉睫。
铁路自身的变化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青藏铁路格拉段通车以前，80％的进藏物资均由格尔木中转，经公路运往拉萨。据格尔木火车货运站的调度员李师傅介绍，2006年以后，货运站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卸货转向装载 之前火车、汽车繁忙转运的图景已经消失，只有当内地进藏的火车车厢不符合高原要求的时候，格尔木车站才会履行过去的“中转”职能，为其更换车皮。至于规划中的两条铁路——一格尔木至库尔勒、格尔木至敦煌很多人梦想它们的修通可以重现格尔木“中转”的荣光然而李师傅说，“前者是为了缓解陇海铁路的运输压力，后者是为了促进敦煌、格尔木两地的旅游业中转的盛况不会再有了。”
困境中，被誉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盆地辖区盐湖资源储量大分布广，品位高 其中察尔汗盐湖总储量为世界罕见 面积相当美国西尔斯盐湖的50倍，钾、镁锂，硼、溴、碘、铷等的储量和品位，均居全国之首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向内在发展 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格尔木转型的助推剂。铁路货运站的一位搬运工形象的总结道 “以前是火车转汽车，现在是汽车转火车。”
“每一个格尔木人都在摸索，包括政府在内”，面 对国内市场矿产资源的紧俏，侯晓辉并不愿意将格尔木简单定位在”靠资源吃饭，更何况随着近些年的大量开采，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已经凸显矛盾。目前，市政府对未来的规划是建设一个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我们的定位也在不断变化，去年我们希望成为海西州发展的领头羊，今年我们就把目标改为青海西部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资源以外，旅游业也是格尔木转型的新希望。2006年以前，所有经由青藏公路进藏的乘客都必须在格尔木作或长或短的停留，以适应即将到来的高海拔气候。如今，格尔木必须想方设法将火车上的游客请下来，姿态的转变让旅游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近年来，格尔木围绕境内的“昆仑文化”多次举办昆仑文化旅游节、学术文化研讨会，试图吸引外界眼球。在新近出版的一份格尔木旅游地图上，青藏公路已经被“肢解”为若干段——“南丝绸之路旅游线”、“马可波罗汽车探险旅游线”、“昆仑山道教旅游线”等等。转型的阵痛已过，机遇正在徐徐展开。
两个藏民村的故事
2003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05年，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三江源区退牧还草任务安排，三江源头唐古拉山镇128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800户牧民，已先后搬迁到位于格尔木市南郊青藏公路两侧的牧民新村，公路西侧是唐古拉山镇，东侧的移民则来自曲麻莱县，行政体系上分别归属于海西和玉树两个地区，但是在格尔木人的眼里，这片新兴的地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藏民村。
有必要交代一下两个藏民村的背景，这对我们理解两个村子在认同方式与行为选择上差异至关重要。唐古拉山镇，俗称沱沱河镇，由于地处青藏公路沿线，当地牧民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方面逐渐趋向现代化，很多牧民甚至在公路边开办了杂货店、餐饮店，转型为小老板 生活比较富足，儿童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搬迁至格尔木后能够适应市郊这种“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而曲麻莱县的移民大多是祖祖辈辈在三江源核心区(南至那曲，北至昆仑山口)生活的牧民，很多人来之前乡上都没去过，刚到格尔木的时候，很多人甚至连进城买东西都不会。
巨大的差异使得两个村子在最初的搬迁策略上就分道扬镳 由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放弃在唐古拉山镇已有的营生机会，唐古拉山镇的移民大多是老人和富裕户，前者希望获得格尔木市区更好的医疗条件，后者则向往城市的繁华生活，这与曲麻莱的情况大相径庭，据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驻格尔木管委会主任南夏介绍，曲麻莱的策略是“贫困户优先搬迁”，依托一座新兴的城市发展自己，在南夏看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分歧还出现在藏民村的选址上，藏民村的位置是唐古拉山镇的移民选定的，在它与格尔木市区之间，间隔着一座109公路格尔木收费站，村民们进城 有一趟半个小时一班的公交车，若是自驾车，则必须缴纳过路费，不便的背后隐藏着村民们的另一个打算——方便与留守唐古拉山镇的亲戚朋友联系，权衡利弊，后者在村民们心中更为重要。而曲麻莱县的移民大多是纯牧民，没有太多的乡土意识，通常是举家搬迁，在他们看来，尽快融入格尔木的生活才是当务之急，而收费站显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很遗憾，由于晚来了一步，唐古拉山镇的移民已经选好村址，后者也只能无奈向它看齐。
差别显而易见，共同点却也出奇一致，那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在两个村的村民看来，搬迁只是新生活的铺垫，而下一代的教育才是他们满心寄托的未来。目前，两个藏民村有一个小学，即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2005年，学校和唐古拉山镇的移民一起搬迁至此，并以原师资力量为班底，组建了现在的学校，于2006年9月投入使用。
学校刚成立时，很多曲麻莱的移民都心存疑虑——学校是唐古拉山镇迁来的，校长和老师都是那边的人，家长们担心学校会有区别地对待两地的孩子，甚至觉得曲麻莱的孩子们都被安排坐在教室的后边，于是家长们经常穿过马路去对面的学校张望，后来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两地的孩子们相处也很融洽，压根看不出地域差别，家长们这才放心。然而，仍然有一个人不放心，那就是曲麻莱移民村的南夏主任。左右图，目前，两个移民村有一个小学，即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2005年，学校和唐古拉山镇的移民一起搬迁至此，并以原师资力量为班底，组建了现在的学校于2006年9月投入使用。
回忆学校刚成立时的情况，南夏主任罗列了四个不满意，一、原先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是格尔木市最差的学校，原封不动搬迁至此，他认为基础太差，孩子们必须接受跨越式教育，二、校长也是原先学校的，管理方法落后 三、基层上来的人，在市呈边说话没底气，不敢提要求，四、学校不应该成为格尔木下岗教师的“流放地”。南夏的“不满意”不仅是发发牢骚，而是向市政府直截了当地提意见，同时他还放出“狠话”：“曲麻莱的孩子们都不要去上学了”，学校共400余名学生，而曲麻莱的孩子有270多名，占了一大半。一番软磨硬泡之后，情况很快得到改观，原先的老师被派往市里学习一年，学校还吸纳了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最重要的是——“来了一位好校长”。
因为整修暖气，学校临时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南夏口中的“好校长”商惜梅。提起刚入校的那一年，这位洒脱、干练的女校长坦言“有很多苦水”，因为之前对牧区、对藏族完全没有概念，商惜梅感觉与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有很大的距离感。例如学校安排教师打扫卫生，这在商惜梅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某些老师那里就是行不通，又如按规定45岁以下教师必须掌握电脑技能，有一位还差几个月满45岁的老师认为这是校长故意跟他过不去，跟商惜梅从办公室一直对骂到校门口，“那一年没少干仗”，商惜梅笑着说。
跟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学前班的收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们不理解为何学前班每学期要收200元学费，纷纷跑到她面前“讨个说法”，把她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商惜梅解释说学前班不属于义务教育体系，然而完全说不通，她着急脱身，家长们指责她“嫌我们臭、嫌我们脏”。商惜梅说：“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我没理解他们，他们也没理解我。”面对种种误解，商惜梅觉得很委屈，她说那一年自己没少打退堂鼓，然而最终并没有放弃，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学校的正规化管理。她的老公常常抱怨： “我这个家就是你的宿舍，连食堂都算不上”。艰难的磨合期后，学校的局面终于柳暗花明。
在商惜梅看来，培养这些牧区来的孩子，行为方式比成绩更为重要。刚入学时，她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是洗手，在学校门口放一排水盆，进学校前挨个洗手，有的甚至还要洗脚，并专门派老师督促检查。有段时间，商惜梅发现学生们见到她都会举起手，孩子们是在告诉她：“我的手洗干净了。” 与商惜梅相比，南夏肩上的担子显然更重，也更加复杂。这位土生土长的玉树人曾怀揣一百多元钱，一边走路，一边乞讨，完成了对西藏的朝圣之旅。南夏笑言他如今的工作仍然是“乞讨”——“我不挑，钱、衣服、书本，食物，只要对村民有用，我什么都要。”
作为曲麻莱移民的带头人，南夏认为“最紧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很欣慰地看到村民们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以前在牧区坐吃山空，现在要想着如何发展”，南夏说这种改变并不需要他或者其他人去教，生活自然逼着大家改变，相反，恰恰是村民们的处境教会了政府如何去帮助他们，真正实现生态移民。
南夏谦虚地把他的工作称为“引导”，他不赞成媒体上热捧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认为“跟着城里人做，永远跟不上”，必须发掘原有生活方式中有哪里可以开发的产品，为此，南夏通过多方牵线接头，在村里搞起了玛尼石石刻和民族服装两项产业，吸纳了村里大量剩余劳动力。夏天，南夏还会组织村民去附近的山坡上挖虫草，并多方开拓渠道，鼓励村民外出就业。他曾经规定：“每年外出打工三个月以上者，才有资格申请救助。”南夏笑着说：“如果我在对面(唐古拉山镇的移民村)，我也用不着想方设法拼命挣钱，没办法。”
我们造访的这个下午，南夏主任正在对面村支书更尕南杰的家中喝茶，合计修建天葬台的计划。两个村子的村民遇到家中有人去世，通常都会长途跋涉将尸体运到拉萨色拉寺的天葬台，南夏说，往往村民辛苦好几年跑拉萨次天葬 就全耗完了。新的天葬台计划建在昆仑山口，“这将大大减少村民们的开支”。南夏的另一个计划已经完成——修建一座寺庙，南夏曾经在四川德格佛学院和甘肃拉卜楞佛学院修习十年，对于村民们建座寺庙的愿望，他感同身受，并身体力行。如今 三间玛尼拉康矗立在曲麻莱移民村的村口，看着两个村子的村民们每日早晚围着玛尼拉康虔诚地转经，南夏有一种愉悦的满足感。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修建一座医院，“让两个村子的老百姓都可以享受无偿看病”，在深圳博爱医院的资助下，医院已经初见雏形，预计2010年6月可以投入使用：
在不远的将来，也许这样的场景会司空见惯——在青藏公路的两侧 唐古拉山镇的老人前往对面转经、看病 曲麻莱的孩子们每天早晨雀跃着到对面上课。这不由得让外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两个村子是否可以合并到一起统一归属格尔木市管辖)
跨地区管辖的弊病显而易见，对于曲麻莱这边的移民村而言，如果归属财力相对丰厚的格尔木管辖，村民们的生活、就业，医疗条件均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因此南夏主任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于2008年向格尔木市政府打报告，希望接收。经过市、州、省的层层审批均没有较大的意见，但是最后，在征求曲麻莱县的意见时 县里明确表示反对，曲麻莱县认为在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之间拥有这么一块“飞地”，对县里的对外宣传非常有利，“南夏主任有些气愤 但也只能无奈接受省里”先缓一缓的决定。
至于合并后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南夏表示无所谓，“这些都是虚的东西，只要合并后的政策对村民有利，叫什么名字都可以”。
流寓的哈萨克
哈萨克对于格尔木而言，像是草原上一股方向不定的疾风迁入、迁出、再迁入，历经数次。格尔木最早的行政名称叫做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于1954年6月，阿尔顿曲克是哈萨克语“金峰”的意思格尔木市区最早形成的一条主干道——金峰路，也得名于此。当时海西州的全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直到1984年，“啥萨克族”才从繁长的州名中消失，那一年，寓居格尔木的哈萨克族集体返回新疆，直到2002年，当年部分返疆的哈萨克群众赶着牲口又回到了格尔木
这是一段让人费解的迁徙史，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史上也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特例。对于1984年哈萨克返疆的原因 诸种记载大多语焉不详——2005年出版的《格尔木市志》称是因为“本民族婚姻等问题”，2009年出版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把返疆归结为“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困难”：格尔木市档案局1990年整理的档案资料则认为“部分群众不适应高原气候，年长者思乡心切”。为了拨开并不遥远的历史迷雾，我们采访了1984年担任哈萨克族群众迁徙小组成员的年老师，以下依年老师的口述整理而成。
1954年成立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时，对当时流散各地的哈萨克部落做了统一安置，最终选址在今格尔木以西7公里的郭勒木得镇一带，这里地势平坦、河流密布、水草丰茂，很适宜发展畜牧业，牧场大得根本用不完。地方政府还无偿供应了面粉、茶叶、衣服等生活用品。从此，格尔木的哈萨克族从一个流寓民族变为一个自治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的，当时有一个时髦的说法，称呼他们为“青海的宠儿”。哈萨克对于格尔木而言 像是草原上一股方向不定的疾风，迁入，迁出 再迁入历经数次。这是一段让人费解的迁徙史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史上也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特例。
我个人非常喜欢哈萨克族，他们与蒙古族不同，性格相当奔放，风俗习惯也很有意思，当时，很多格尔木市区的群众，每到周末、假期都喜欢到哈萨克的帐篷里住几天，吃羊肉、喝酒，很自在。我对哈萨克的感觉不是新鲜，而是从心底里的亲近，哈萨克族在外部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但是在家庭内部却非常民主，很少有封建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大人对小孩戳一个指头，小孩也很懂事、听话，一整天辛苦放羊回来，看见家里有客人，就坐在帐篷门口休息，第二天一早拿上个馍馍就静悄悄走了。
年老师已经多年没去马海，马海的哈萨克朋友倒是经常来格尔木看他，据说马海这几年变化很大，各项基础设施基本上一步到位。在格尔木的采访工作结束时，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马海看一看这些流寓的哈萨克人，这群背负厚重历史的草原子女，只能遥祝你们在格尔木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
——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1953，斯坦福大学
柳陞祺先生在上世纪中叶的描述，已经被半个世纪以来不绝如缕的考古发现质疑，但是在那个年代之前，却涵括了人类关于柴达木盆地的所有想象。连接拉萨与西宁商人的古道，纵然承载了文成公主进藏的荣耀，寄托着无数信仰者与商人的野心，然而千百年来，在拉萨和西宁之间，始终没有第三座城市屹立于这片雄壮的高原。荒凉的古道、匮乏的补给，让越来越多的行旅放弃这条相对平坦的大路，改行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驿道，到了满清乾隆年间，川藏驿道已经成为历任驻藏大臣进出藏的“正驿”，而古老的青藏线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人类的历史记忆。
一切终结于1953年。这一年，慕生忠将军率部进入盆地，他的任务是寻找并修筑一条由青海进藏的公路。同时，他还有属于自己的宏伟计划——在西宁与拉萨之间建造一座城市，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该地叫“噶尔穆”。
将军的地理梦想
在民国23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叫做“噶尔穆”的小黑点，“噶尔穆”即“格尔木”的另一种音译，关于这个地名的语源，并没有学者进行严谨的考证，现在流行的说法——格尔木是蒙语，意为河流汇聚的地方——也只是当年探路队员的道听途说，至少在另一名探路队员任启明的口述中，我们还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出产金银的地方。
格尔木的原住民不仅有蒙族，还有藏族，因此，部分藏族学者、尤其是年轻的藏族学者热衷于猜想格尔木是否是藏语地名，就职于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札西米玛次仁就是其中之一。青藏铁路通车前夕，铁道部请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为沿途地名提供藏文翻译，米玛次仁和他的青海同学讨论后，认为格尔木是藏语“圆圈”之意，他的同学进而指出，格尔木的地貌类似一个圆圈，故而得名。如今我们在青藏列车车厢显示器上看到的格尔木的藏文写法，就是米玛次仁和他同学的“杰作”。
在类似格尔木这样缺乏“文化传统”的地区，建构历史的痕迹显然更易辨认。米玛次仁将格尔木的语源归于藏语的观点，并没有站稳脚跟的证据，虽然在青藏铁路的文字表达体系里，只有汉、藏、英三种语言。米玛次仁论证的另一条线索是迁徙的先后，在遥远的吐蕃年代，格尔木所在区域是藏人的居所，而蒙族进入格尔木则晚至明末，为此，米玛次仁专门在敦煌藏文文献里寻求关于“格尔木”的蛛丝马迹，然而，一无所获。
学者们的严谨，在当年满怀豪情的慕生忠将军看来，不免有些迂腐。慕生忠最早听说“噶尔穆”这个地名，是在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他并没有闲情去关心地名的意思，他感兴趣的是一则当地牧民的传闻： “噶尔穆”旁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沿河往南，翻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那曲可以抵达拉萨，此路极少沼泽，河床平浅，利于机械化运输。于是，寻找“噶尔穆”成为慕生忠及其部下的当务之急。
寻找格尔木的故事俨然已经成为一段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历史佳话，而慕生忠也因此成为英雄本色式的“神话”人物。1982年，年逾古稀的慕生忠将军重返格尔木，在一次谈话中，他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严峻的背景加速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诞生。某天清晨，寻路队员们一觉醒来，发现一个帐篷旁边插着一个木牌 上面大书三个字——“噶尔穆”，大家不再争执，因为从这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已经与这座新兴的“帐篷城市”宿命般纠结在一起。
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家的归属感，面对陌生而广阔的处女地，上至慕生忠将军，下到普通的筑路队员，似乎都充满了探险狂热，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队员们眼中都是崭新的，热情进发的第一个渠道依然是地名，人们带着新生婴儿般的喜悦为公路沿线的地标洗礼庆贺，这些地名至今仍在使用。
艾家沟口/原地名为蒙语“艾吉勒”，因为慕生忠将军有个代名叫老艾，所以队员们改地名为艾家沟口。
雪水河/慕生思命名，昆仑山雪水融化形成的条季节性河流。
天涯桥/慕生思命名，青藏公路的第一座桥梁。1956年由陈毅元帅提议，改名昆仑桥。
不冻泉/慕生忠命名，当地有一股泉水，长年不冻。
五道梁/可可西里附近五道缓坡起伏的山梁。
乌丽/车过五道梁，慕生忠将军发现处地方黑黑的煤层露在外边，故称其“乌丽”，该煤矿也即今天的开心岭煤矿。
命名处女地的热潮也让身处北京的毛泽东主席颇感兴趣，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向慕生忠询问“开心岭”这个地名的来历，慕生忠说：“那一天沱沱河打通了，给养问题解决了，路修到这座岭上一看，十分平直，不用多绕弯，我们非常开心，就给这里起名开心岭”毛泽东听后说：“好，开心岭这个名字好，很有革命战士的乐观胸怀呢!”
原来人们认为地图上的格尔木是一个村镇，下车后只见一片茫茫荒原，大家问：“格尔木在哪里?”我说： “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我们不走了
笔者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我们在一辆出租车里仔细打量着这座城市的秋景，司机见我们东张西望，问我们你们是外地人吧，未等回答，司机略带自嘲地说格尔木哪有本地人，大家都是外地人。没有本地人——这是格尔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此，格尔木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方言，市民们似乎天生就具备了多种语言的能力，青海话，河南话、山东话、四川话等等，彼此交流无碍。
士兵与筑路工人是格尔木最初的主人，所谓“一城居民半城兵”，正是上世纪50年代格尔木城市面貌的真实写照，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刚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的慕生忠又被点将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随着格尔木西藏基地的建设，第一个农场。第一家修理厂、第一间商店、第一座土坯房、第一所医院、第一个邮局，第一个剧院等等，一个活力十足的“青藏第三城”横空出世。
在无数“第一个”中，让许多老格尔木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第一个孩子。1955年初，西藏驻格尔木汽车修配厂藏族职工李德寿(藏族名叫顿珠才旦)与汉族姑娘文秀珍在帐篷洞房里结为伴侣。当年]2月，文秀珍在“地窝子”产房里生下了格尔木的第一个孩子李富民。由于父亲李德寿曾给慕将军当翻译兼警卫，因此，慕将军是他们二人的红娘。得知孩子降生的消息，慕将军激动万分 对早期的耕耘者而言，孩子无疑是继承并开拓城市伟业的希望。
“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人。我们喜欢城市，更喜欢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城市。我们要在这里建设一座花园般的城市。” 当我们寻找上世纪50年代格尔木的见证人时，无意中遇见一位至今仍留守格尔木的老人王刚。老人是农垦集团的退休工人，出生于南京，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格尔木。提起当年的生活，老人显然还带着一丝苦涩的回忆，他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那个年代的格尔木。当时的格尔木，商店、照相馆、邮局，都是土坯房或者地窖，唯一的二层楼房是慕生忠的将军楼。现如今横跨格尔木河的公路桥在那时仅是一座用钢丝绳拉起的木头桥，由于桥身不稳，发洪水时经常连人带架子车都晃到格尔木河里。
1970年，26岁的年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至格尔木工作。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的格尔木有两块互不相连相对繁华的地段，一个是河西的“大转盘”，聚集了西藏驻格尔木的各个单位，另一个是河东，汇聚了当时还是县级编制的格尔木的各行政单位，大体在现今金峰路和昆仑路的楼口附近。“住人的地方就这么多，更谈不上繁华，其他地段基本上都是荒滩。”
和王刚老人一样，年老师在退休后也选择了留守，他认为格尔木有一种很吸引他的东西，让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迷恋至今。他说， “由于历史短暂，格尔木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多人批评它是文化沙漠，但是在我看来这正是格尔木的可贵之处。 年老师坦言在自己身上很少有“旧的东西”，他将这种。旧归结为家庭和习惯势力，他认为格尔木比内地、至少是西宁自由许多，市民们的思想也比较解放，基本上没有小市民阶层，这让他在生活中很少感受到精神上的包袱和压力。
和年老师有同感的人为数不少，当然，更多的人是在离开格尔木以后，才发现这座城市的特立独行的气质。年老师谈起了他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去南方工作，在黄山景区从事外事接待。有一次在信中，这位学生向年老师抱怨自己的不解，他觉得也和在格尔木的生活经历有关：“虽然我来自西北相对落后的地方，接受的教育也不正规，可是很多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思想比我还要保守，我觉得格尔木给我东西真的很多。”
年老师说 自己常常沉浸在上世纪50、60年代格尔木的那种气氛里，但他并不排斥近些年的变化——社会生活层面一体化和正规化，他说，社会不能总是维持世外桃源一般的状态，而应该在新的层面上 在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发展新的世外桃源。他并不为格尔木失去了什么而忧心 因为“变化是格尔木最大的传统”，
转型的阵痛和机遇
格尔木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黄金期，都与铁路有关，一个契机是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通车，火车转汽车的运输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格尔木作为西藏“旱码头的功能，另一个机遇是2000年，2005年修筑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期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刺激了格尔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今年62岁的李富财来自河北沧州，退休前是铁路格尔木工务段上的一名材料员。1984年他从甘肃调动工作至此，那时候整个格尔木只有两幢楼房——将军楼和百货大楼，另有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西宁至格尔木的火车刚开通时，每天只有一列客车、一列火车。不过很快，随着格尔木钾肥厂和炼油厂的建立，发往西宁的车皮开始成为紧俏货：另一方面，拉萨一批重大工程的上马也使格尔木日渐繁忙，李师傅记得最紧张的时候，格尔木的铁路货运场堆满了发往拉萨的钢筋、水泥等物资，等待装货的卡车排成长长一列，满载而出。
铁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绝非仅仅是量的堆积。青藏公路通车后很长一段时间，汽车几乎垄断了进藏物资的运送随着铁路的强势介入，“中转”成为那几年格尔木最热门的词汇，加之当时各项经济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转”中蕴含着无限的商机，“买个车、跑西藏”成为格尔木人时髦的营生方式。在机遇的召唤下，来自甘肃、宁夏以及青海东部的穆斯林大量涌入格尔木，天生的商业智慧让他们很快在格尔木站稳脚跟，据统计，火车开通前的1982年，格尔木的回族人数仅为]237人：而到了2000年，回族人口激增至3万余人。与此同时，在河东、河西分别矗立起两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如今已经成为格尔木市的地标性建筑。
城市的风貌与时尚也在悄悄的转变，1984年之前，格尔木市区几乎没有绿色，到了夏季，硕大的蚊子肆虐成灾，再爱美的女孩也不敢穿裙子。火车的开通让格尔木人看到了自己的城市与西宁、兰州等地的差距，进而开展了一系列绿化环境、消灭蚊虫等活动，同时修建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如今的格尔木早已摆脱了过去单一的运输功能，开始向一个丰富的、多元的城市角色转变。交通的便捷也让格尔木人开始向往外边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格尔木人开始在西宁等地购置房屋，以便休假或退休以后居住，我们在街头甚至见到了来自山东威海的巨幅房地产广告，当然，随着内地房价水涨船高，能够有财力在内地购房的格尔木人毕竟还是少数。
2006年7月1日，一辆火车由格尔木开往拉萨，标志着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光彩炫目的通车庆典背后，人们不禁为格尔木的未来产生一份担忧——如果火车仅用一天一夜就可以从西宁跑到拉萨，那么格尔木这个“早码头”还有存在的必要么?修筑青藏铁路的繁华一旦逝去，格尔木何以为继?
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座城市自诞生起就是“为西藏而生”，如今，它必须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学会“为自己生存”。阵痛即时而至，据中共格尔木市委办公室的侯晓辉介绍，铁路通车后短短几年 格尔木的人口从30多万降Z27万，其中包括铁路的筑路大军，也包括怀揣梦想在格尔木“淘金”的众生，人口的减少让格尔木显得“空旷、缺乏活力”，格尔木的转型迫在眉睫。
铁路自身的变化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青藏铁路格拉段通车以前，80％的进藏物资均由格尔木中转，经公路运往拉萨。据格尔木火车货运站的调度员李师傅介绍，2006年以后，货运站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卸货转向装载 之前火车、汽车繁忙转运的图景已经消失，只有当内地进藏的火车车厢不符合高原要求的时候，格尔木车站才会履行过去的“中转”职能，为其更换车皮。至于规划中的两条铁路——一格尔木至库尔勒、格尔木至敦煌很多人梦想它们的修通可以重现格尔木“中转”的荣光然而李师傅说，“前者是为了缓解陇海铁路的运输压力，后者是为了促进敦煌、格尔木两地的旅游业中转的盛况不会再有了。”
困境中，被誉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盆地辖区盐湖资源储量大分布广，品位高 其中察尔汗盐湖总储量为世界罕见 面积相当美国西尔斯盐湖的50倍，钾、镁锂，硼、溴、碘、铷等的储量和品位，均居全国之首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向内在发展 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格尔木转型的助推剂。铁路货运站的一位搬运工形象的总结道 “以前是火车转汽车，现在是汽车转火车。”
“每一个格尔木人都在摸索，包括政府在内”，面 对国内市场矿产资源的紧俏，侯晓辉并不愿意将格尔木简单定位在”靠资源吃饭，更何况随着近些年的大量开采，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已经凸显矛盾。目前，市政府对未来的规划是建设一个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我们的定位也在不断变化，去年我们希望成为海西州发展的领头羊，今年我们就把目标改为青海西部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资源以外，旅游业也是格尔木转型的新希望。2006年以前，所有经由青藏公路进藏的乘客都必须在格尔木作或长或短的停留，以适应即将到来的高海拔气候。如今，格尔木必须想方设法将火车上的游客请下来，姿态的转变让旅游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近年来，格尔木围绕境内的“昆仑文化”多次举办昆仑文化旅游节、学术文化研讨会，试图吸引外界眼球。在新近出版的一份格尔木旅游地图上，青藏公路已经被“肢解”为若干段——“南丝绸之路旅游线”、“马可波罗汽车探险旅游线”、“昆仑山道教旅游线”等等。转型的阵痛已过，机遇正在徐徐展开。
两个藏民村的故事
2003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05年，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三江源区退牧还草任务安排，三江源头唐古拉山镇128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800户牧民，已先后搬迁到位于格尔木市南郊青藏公路两侧的牧民新村，公路西侧是唐古拉山镇，东侧的移民则来自曲麻莱县，行政体系上分别归属于海西和玉树两个地区，但是在格尔木人的眼里，这片新兴的地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藏民村。
有必要交代一下两个藏民村的背景，这对我们理解两个村子在认同方式与行为选择上差异至关重要。唐古拉山镇，俗称沱沱河镇，由于地处青藏公路沿线，当地牧民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方面逐渐趋向现代化，很多牧民甚至在公路边开办了杂货店、餐饮店，转型为小老板 生活比较富足，儿童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搬迁至格尔木后能够适应市郊这种“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而曲麻莱县的移民大多是祖祖辈辈在三江源核心区(南至那曲，北至昆仑山口)生活的牧民，很多人来之前乡上都没去过，刚到格尔木的时候，很多人甚至连进城买东西都不会。
巨大的差异使得两个村子在最初的搬迁策略上就分道扬镳 由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放弃在唐古拉山镇已有的营生机会，唐古拉山镇的移民大多是老人和富裕户，前者希望获得格尔木市区更好的医疗条件，后者则向往城市的繁华生活，这与曲麻莱的情况大相径庭，据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驻格尔木管委会主任南夏介绍，曲麻莱的策略是“贫困户优先搬迁”，依托一座新兴的城市发展自己，在南夏看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分歧还出现在藏民村的选址上，藏民村的位置是唐古拉山镇的移民选定的，在它与格尔木市区之间，间隔着一座109公路格尔木收费站，村民们进城 有一趟半个小时一班的公交车，若是自驾车，则必须缴纳过路费，不便的背后隐藏着村民们的另一个打算——方便与留守唐古拉山镇的亲戚朋友联系，权衡利弊，后者在村民们心中更为重要。而曲麻莱县的移民大多是纯牧民，没有太多的乡土意识，通常是举家搬迁，在他们看来，尽快融入格尔木的生活才是当务之急，而收费站显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很遗憾，由于晚来了一步，唐古拉山镇的移民已经选好村址，后者也只能无奈向它看齐。
差别显而易见，共同点却也出奇一致，那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在两个村的村民看来，搬迁只是新生活的铺垫，而下一代的教育才是他们满心寄托的未来。目前，两个藏民村有一个小学，即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2005年，学校和唐古拉山镇的移民一起搬迁至此，并以原师资力量为班底，组建了现在的学校，于2006年9月投入使用。
学校刚成立时，很多曲麻莱的移民都心存疑虑——学校是唐古拉山镇迁来的，校长和老师都是那边的人，家长们担心学校会有区别地对待两地的孩子，甚至觉得曲麻莱的孩子们都被安排坐在教室的后边，于是家长们经常穿过马路去对面的学校张望，后来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两地的孩子们相处也很融洽，压根看不出地域差别，家长们这才放心。然而，仍然有一个人不放心，那就是曲麻莱移民村的南夏主任。左右图，目前，两个移民村有一个小学，即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2005年，学校和唐古拉山镇的移民一起搬迁至此，并以原师资力量为班底，组建了现在的学校于2006年9月投入使用。
回忆学校刚成立时的情况，南夏主任罗列了四个不满意，一、原先的唐古拉山镇完全小学是格尔木市最差的学校，原封不动搬迁至此，他认为基础太差，孩子们必须接受跨越式教育，二、校长也是原先学校的，管理方法落后 三、基层上来的人，在市呈边说话没底气，不敢提要求，四、学校不应该成为格尔木下岗教师的“流放地”。南夏的“不满意”不仅是发发牢骚，而是向市政府直截了当地提意见，同时他还放出“狠话”：“曲麻莱的孩子们都不要去上学了”，学校共400余名学生，而曲麻莱的孩子有270多名，占了一大半。一番软磨硬泡之后，情况很快得到改观，原先的老师被派往市里学习一年，学校还吸纳了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最重要的是——“来了一位好校长”。
因为整修暖气，学校临时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南夏口中的“好校长”商惜梅。提起刚入校的那一年，这位洒脱、干练的女校长坦言“有很多苦水”，因为之前对牧区、对藏族完全没有概念，商惜梅感觉与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有很大的距离感。例如学校安排教师打扫卫生，这在商惜梅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某些老师那里就是行不通，又如按规定45岁以下教师必须掌握电脑技能，有一位还差几个月满45岁的老师认为这是校长故意跟他过不去，跟商惜梅从办公室一直对骂到校门口，“那一年没少干仗”，商惜梅笑着说。
跟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学前班的收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们不理解为何学前班每学期要收200元学费，纷纷跑到她面前“讨个说法”，把她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商惜梅解释说学前班不属于义务教育体系，然而完全说不通，她着急脱身，家长们指责她“嫌我们臭、嫌我们脏”。商惜梅说：“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我没理解他们，他们也没理解我。”面对种种误解，商惜梅觉得很委屈，她说那一年自己没少打退堂鼓，然而最终并没有放弃，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学校的正规化管理。她的老公常常抱怨： “我这个家就是你的宿舍，连食堂都算不上”。艰难的磨合期后，学校的局面终于柳暗花明。
在商惜梅看来，培养这些牧区来的孩子，行为方式比成绩更为重要。刚入学时，她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是洗手，在学校门口放一排水盆，进学校前挨个洗手，有的甚至还要洗脚，并专门派老师督促检查。有段时间，商惜梅发现学生们见到她都会举起手，孩子们是在告诉她：“我的手洗干净了。” 与商惜梅相比，南夏肩上的担子显然更重，也更加复杂。这位土生土长的玉树人曾怀揣一百多元钱，一边走路，一边乞讨，完成了对西藏的朝圣之旅。南夏笑言他如今的工作仍然是“乞讨”——“我不挑，钱、衣服、书本，食物，只要对村民有用，我什么都要。”
作为曲麻莱移民的带头人，南夏认为“最紧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很欣慰地看到村民们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以前在牧区坐吃山空，现在要想着如何发展”，南夏说这种改变并不需要他或者其他人去教，生活自然逼着大家改变，相反，恰恰是村民们的处境教会了政府如何去帮助他们，真正实现生态移民。
南夏谦虚地把他的工作称为“引导”，他不赞成媒体上热捧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认为“跟着城里人做，永远跟不上”，必须发掘原有生活方式中有哪里可以开发的产品，为此，南夏通过多方牵线接头，在村里搞起了玛尼石石刻和民族服装两项产业，吸纳了村里大量剩余劳动力。夏天，南夏还会组织村民去附近的山坡上挖虫草，并多方开拓渠道，鼓励村民外出就业。他曾经规定：“每年外出打工三个月以上者，才有资格申请救助。”南夏笑着说：“如果我在对面(唐古拉山镇的移民村)，我也用不着想方设法拼命挣钱，没办法。”
我们造访的这个下午，南夏主任正在对面村支书更尕南杰的家中喝茶，合计修建天葬台的计划。两个村子的村民遇到家中有人去世，通常都会长途跋涉将尸体运到拉萨色拉寺的天葬台，南夏说，往往村民辛苦好几年跑拉萨次天葬 就全耗完了。新的天葬台计划建在昆仑山口，“这将大大减少村民们的开支”。南夏的另一个计划已经完成——修建一座寺庙，南夏曾经在四川德格佛学院和甘肃拉卜楞佛学院修习十年，对于村民们建座寺庙的愿望，他感同身受，并身体力行。如今 三间玛尼拉康矗立在曲麻莱移民村的村口，看着两个村子的村民们每日早晚围着玛尼拉康虔诚地转经，南夏有一种愉悦的满足感。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修建一座医院，“让两个村子的老百姓都可以享受无偿看病”，在深圳博爱医院的资助下，医院已经初见雏形，预计2010年6月可以投入使用：
在不远的将来，也许这样的场景会司空见惯——在青藏公路的两侧 唐古拉山镇的老人前往对面转经、看病 曲麻莱的孩子们每天早晨雀跃着到对面上课。这不由得让外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两个村子是否可以合并到一起统一归属格尔木市管辖)
跨地区管辖的弊病显而易见，对于曲麻莱这边的移民村而言，如果归属财力相对丰厚的格尔木管辖，村民们的生活、就业，医疗条件均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因此南夏主任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于2008年向格尔木市政府打报告，希望接收。经过市、州、省的层层审批均没有较大的意见，但是最后，在征求曲麻莱县的意见时 县里明确表示反对，曲麻莱县认为在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之间拥有这么一块“飞地”，对县里的对外宣传非常有利，“南夏主任有些气愤 但也只能无奈接受省里”先缓一缓的决定。
至于合并后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南夏表示无所谓，“这些都是虚的东西，只要合并后的政策对村民有利，叫什么名字都可以”。
流寓的哈萨克
哈萨克对于格尔木而言，像是草原上一股方向不定的疾风迁入、迁出、再迁入，历经数次。格尔木最早的行政名称叫做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于1954年6月，阿尔顿曲克是哈萨克语“金峰”的意思格尔木市区最早形成的一条主干道——金峰路，也得名于此。当时海西州的全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直到1984年，“啥萨克族”才从繁长的州名中消失，那一年，寓居格尔木的哈萨克族集体返回新疆，直到2002年，当年部分返疆的哈萨克群众赶着牲口又回到了格尔木
这是一段让人费解的迁徙史，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史上也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特例。对于1984年哈萨克返疆的原因 诸种记载大多语焉不详——2005年出版的《格尔木市志》称是因为“本民族婚姻等问题”，2009年出版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把返疆归结为“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困难”：格尔木市档案局1990年整理的档案资料则认为“部分群众不适应高原气候，年长者思乡心切”。为了拨开并不遥远的历史迷雾，我们采访了1984年担任哈萨克族群众迁徙小组成员的年老师，以下依年老师的口述整理而成。
1954年成立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时，对当时流散各地的哈萨克部落做了统一安置，最终选址在今格尔木以西7公里的郭勒木得镇一带，这里地势平坦、河流密布、水草丰茂，很适宜发展畜牧业，牧场大得根本用不完。地方政府还无偿供应了面粉、茶叶、衣服等生活用品。从此，格尔木的哈萨克族从一个流寓民族变为一个自治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的，当时有一个时髦的说法，称呼他们为“青海的宠儿”。哈萨克对于格尔木而言 像是草原上一股方向不定的疾风，迁入，迁出 再迁入历经数次。这是一段让人费解的迁徙史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史上也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特例。
我个人非常喜欢哈萨克族，他们与蒙古族不同，性格相当奔放，风俗习惯也很有意思，当时，很多格尔木市区的群众，每到周末、假期都喜欢到哈萨克的帐篷里住几天，吃羊肉、喝酒，很自在。我对哈萨克的感觉不是新鲜，而是从心底里的亲近，哈萨克族在外部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但是在家庭内部却非常民主，很少有封建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大人对小孩戳一个指头，小孩也很懂事、听话，一整天辛苦放羊回来，看见家里有客人，就坐在帐篷门口休息，第二天一早拿上个馍馍就静悄悄走了。
年老师已经多年没去马海，马海的哈萨克朋友倒是经常来格尔木看他，据说马海这几年变化很大，各项基础设施基本上一步到位。在格尔木的采访工作结束时，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马海看一看这些流寓的哈萨克人，这群背负厚重历史的草原子女，只能遥祝你们在格尔木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