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客店的兴起
　　
　　先秦时期，已有祭祀泰山的典礼，至汉以后，更发展为民间性的进香活动，以接待登山香客为主体的泰山旅店业，应是兴起于这—时期。目前所知关于泰山旅店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崔光传》：北魏景明（500～503年）后，因连年遭灾，光弟青州治中崔敬友“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肃然山在今莱芜寨里王许村附近，为泰山支脉。崔敬友在肃然山设置逆旅，说明当时泰山附近行旅较多。
　　唐宋以后，随着泰山信仰的广泛传播，前来泰山的达官士人及民间庶众日多一日。北宋诗人苏辙《游泰山四首·初入南山》诗中有“云木散山阿，逆旅时百室”之句。元初东平人赵天麟在《太平金镜策》中也记述：“今乃有倡优戏谑之徒(民间艺人)，货殖屠沽之子(商贾)，每年春四月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泰山旅游与进香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故泰山旅店业，在宋代之后开始迅猛发展。
　　当时泰山的旅店业，以民间开办的香客店和寺庙中设立的馆舍为主，而其中香客店尤为繁盛。演说北宋故事的《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描绘泰山旅店云：“(东岳)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一千四五百间，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元代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楔子》中还具体写到泰山草参亭附近的火炉店，剧中店小二自叙道：“小可是这火炉店上一个卖酒的，但是南来北往官员士庶人等．都在我这店中安歇。”这虽是小说、戏曲铺张之言，但宋金元时旅店繁荣却是事实。金代杨伯仁《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中记载：“庙之西园隅，旧设馆舍，宾客往来，皆止焉。郡吏时率倡乐以娱之，终夜欢哗。”足见其时泰山旅店中分外热闹的景象。
　　
　　香客店的鼎盛
　　
　　明代，由于泰山旅店受到官府的鼓励和保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其盛时，仅泰安城中的旅店，便有数百家之多。明嘉靖五年（1526年）泰安州学正李之《姚别驾总巡泰山记》载录了东昌府通判姚奎司理泰山香税时，免除泰安旅店科税一事，记云：“附城为客邸者数百家，前此尝科敛之。先生曰：‘蜗涎自润，顾欲渔猎之耶？吾不忍也。’”明代的旅店不仅设于州城，而且发展到山中，宋代山顶还无旅舍设施，游人只得“宿野人之庐”（邵博《闻见后录》）。而到了明万历五年（1577年）王世懋登岱时，已见“至天门即荡然平壤矣，为市而庐者可三十家，尽庐则碧霞元君宫焉”（《东游记》）。其后陈文烛也记称“（天）门内平壤，为市庐者数十家”（《游泰山记》）。据考“天街市庐”约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当时拓建碧霞祠后，登顶香客日益增多，天街客店随之出现。这些“市庐”，后来发展成远近知名的天街元宝店。
　　


　　泰山香客店无比繁荣的景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较多的反映：
　　晚明散文家张岱，曾于崇祯二年（1629年）登游泰山，在其《陶庵梦忆·泰安州客店》中对泰安香客店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复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十三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爨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又所著《琅文集》卷二《岱志》中也有类似记述。
　　明代的泰山香客店还承办官府征收的“香税”，即上引《陶庵梦忆》中的“山税”。先是正德年间，明廷为弥补国库不足，令于泰山征收香税，即命进香者缴纳登山进香银，并委派接待香客的各旅店代为征收，称之为“店户”（《岱史·香税志》）。
　　但在此后不久明清易代的巨变，继之入清后时局板荡，都使泰山游人与香客锐减，特别是当日的香税定额制度，更给香客店造成灾难性后果。清初泰山香火极其冷落，而官府所定香税数额却一如既往，征之店户。各大香客店无力承应，纷纷破产。清初学者王《漫游纪略·齐鲁游》中曾记载了这一现象：“先朝税额，岁一万六千金……往时四方承平，香火络绎，税额之外，常赢数倍……迨先朝之季，兵荒相继，香火遂稀，而岁额如故。有司不得已，而责之逆旅主人，名曰店户。香额之至也以二时，而有司以期会亟，常先期征之，输不及，则曰店户侵渔也，唯知取盈而已。于是有敲扑死者，有缧死者，甚至有自缢死者。”泰山旅店业顿时转入低谷，无复《陶庵梦忆》的盛况。
　　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到了康熙年间，泰山旅店业又开始复苏。雍、乾时期，清廷下诏废除香税，四方进香人众激增，泰山旅店业再次呈现繁兴之势。学者张体乾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来游泰山，下榻于城中客馆，在所著《东游纪略》（卷上）中真实地记叙了泰安香客店盛极一时的景象：“傍午抵泰安，寓城西刘氏客馆，馆可容千人。主人云，邻宋氏且容三千人不止也。颜黄门曰：河北不信万斛之舟，江南不信千人毡帐。谅哉斯言。”容纳三千人众的客店，规模之大，即使在当今也是屈指可数，难怪张体乾为之惊诧称奇。
　　《东游纪略》中所记的泰安刘氏、宋氏客店，一直延续到清末。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发展，规模宏大的香客店已多达八家，这便是旧泰安妇孺皆知的泰城“八大店”：张大山店、刘汉卿店、宋海扬店、夏金章店、徐默阳店、刘岱阳店、王炎店、唐家店。
　　除了著名的八大店之外，泰山上下还有诸多中小型客店，如岱顶天街元宝店。此类的元宝小店，盛时在天街有三四十家之多。这些客店茅屋内置土炕，来客席草而卧，最多时一屋可宿三四十人，一店可容一百五十余人，并提供开水与简易食品。因其索价低廉，故颇受贫苦香客欢迎，其经营一直延续到20世纪。民国时所刊《泰山游览志·旅舍》云：“若岱顶招客之所，则野店风味，依然蓝缕。”
　　
　　香客店的经营
　　
　　房舍饮食：香客店以各地香客为接待主体，店中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各香客店中多设有小型的泰山奶奶庙，如张大山店即建有二层楼阁，奉祀碧霞元君。香客到店后，先朝北给老奶奶上香、磕头，表示已向山顶上的泰山娘娘“报到”。
　　


　　“八大店”客房馆舍均分不同等次，店中建有单独院落，专门接待来泰的仕宦缙绅。此外便是群房，既有单间，也有双间大铺，是一般香客的下榻处，每屋大通铺可宿三十余人。张大山店最盛时有五六十间厅房，加以其他房舍，共占地八大亩，可容纳香客五六百人。较为高档的客店独立院落布置雅洁，花木点缀，环境宜人。清人邱嘉穗《岱下答逆旅主人》诗，便是咏赞泰山客店之作：“人家烟树里，茅堂一径深。野老能留客，殷勤见素心。为我具鸡黍，相对涤烦襟。归途寥落甚，爱尔独知音。陶然共一醉，庭梅月已侵。”（邱嘉穗：《东山草堂诗集》卷一）
　　店内伙食，较高档的店舍亦分三等，上等的有鱼翅、海参大席，中等为鸡鱼鲜菜，低等的则是大锅菜。
　　店员管理：“八大店”店员众多，其中张大山店最盛时有数十人（有资料说最多达八九十人），多系张氏宗亲，也招部分外姓人做伙计，进香旺季时来店充任役使，淡季（麦收至冬）除部分人员留守外，其余回家务农。客店人员统一着装（张大山店员均着蓝色长袍，外罩黑马褂），内务外联，迎来送往，轮流值役，各司其职。店里要求服务周到，礼数上不能稍有怠慢，否则得罪了客人，在信誉与财源上都是很大的损失。
　　店客接待：“八大店”在经营上也颇具特色，每年秋后，店主都要选派能言善辩、有联络才干的店伙，携带土特产品，分头前往各处府县，拜会当地香火会的会首，献上方物，招引该会到泰山烧香时下榻本店。大年初一凌晨，各店都派出店伙，手持“××店拜”的大红封套，或持“××老店”的迎客木牌，并提一书有店名的灯笼，侍立在四关驿道，等待客人的到来。客到之后，设酒洗尘，次日拂晓送客上山，香客下山回店，店主还要设宴为客人“道喜”。客人离店时，再备大酒席送行。每年正月至四月，进香人众接连不断，这时各店上下彻夜不眠，人员分班轮流值役，进店者、上山者、下山者，应接不暇(本节据吴延文、萧宝万：《张大山香客店》，《民俗研究》1989年第4期)。
　　


　　香社服务：当时香客店不但承接香客食宿，还同时办理娱乐、“引山”（导游）、雇舆等相关服务。许多客店在旺季时都请来戏班，演唱大戏。如张大山店中即设有戏楼，招邀莱芜戏班艺人到此作场，有身份的香客还可点戏点曲。有的香客把泰山奶奶的画轴悬挂在大厅的屏风当中，对着厅房的戏台，请泰山奶奶“赏戏”，以表示虔诚。
　　经营理念：泰安香客店以诚信重义为经营理念。泰安世代流传着香客店主徐大用义救舍弃幼儿的传说：明朝白峪庄有个叫徐大用的在泰城开店，其待人诚实可亲，人缘好，生意很兴隆。一天有位东平客人携子来店，让店主代他上山将子投崖舍身，以还当年救母舍子之愿。大用声称已将孩子舍下山崖，其实暗中收养，长大后交还其父。据明人宋焘《泰山纪事》载：“此儿后有成立，且富于财，年年来谒元君，且拜居停主人徐翁为再生之父也。徐讳大用。”人物姓名具在，可见这段传说应非向壁虚构。又《重修泰安县志·孝义》载姜禄客店之义举，时有“淄川杨国泰宿禄店中，病乏资，禄养之三年。及愈，予以资本为生活计”。尤见香客店至诚经营的品质。
　　
　　香客店的终结
　　
　　历史进入20世纪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使进香人数大为减少，香客店经营亦因此一蹶不振。宣统二年(1910年)津浦铁路开通后，虽游山者有增多之势，但不断有新型旅馆兴起，与传统的香客店展开激烈竞争。近代泰安学者王连儒在所著《泰山游览志·旅舍》中记云：“泰安自津浦通车后，来游者益众，而营逆旅业亦是乎日进，旧时专供香客之宿止，如宋海扬、刘汉卿、刘岱阳等所谓八大店者，强半衰歇矣。”据民国12年(1923年)《泰山指南》记载，当时泰安的新式旅店有铁路宾馆、大生(岱庙西)、泰来(岱庙前通天街)、德兴(西街)、茂兴(西关彩云街)、诚兴、泰阳旅馆(均在菜园街)等。其中津浦铁路局开办的铁路宾馆，设于泰安火车站，“房屋仿西式，极整洁，设备极完善，有浴室、阅报室、花园，旅客进膳，另有大餐间。卧具俱全”。在这些新兴起的旅店冲击下，八大店渐次衰微。张大山店在日军占领泰安后，宣告歇业。不久，唐家店等几家香客大店也相继停业。
　　


　　城中的香客大店齐告衰歇，而山顶的香客小店也因战乱频仍而举步维艰。民国20年（1931年）6月《山东省政府致省赈务会公函》称：“由天门至碧霞宫，旧称天阶（应为街），有居民三四十家，专以招待游客为业，借博微利，便利游人。近则居者逃散，遍地颓垣，只存三数家，破屋容膝，不避风雨，来宾乘兴登临，即凌绝顶，求憩息之所，食卧之需，盖亦难矣。”时人赵新儒《泰山小史注》云：“东为天街，庐而市者数十家，为游人食息之所……今天街屋舍荒芜，人民逃散。十七年晋军守山顶，受害甚大。今孑遗之民，只有三四家。游人乘兴登山，极感不便。余欲兴复之，尚无力也。”中原大战后，因地方政府招徕，旧业渐有恢复，1932至1937年间，“天街市庐”再度中兴。侵华日军占据泰安后，登山香客绝迹，天街客店又呈凋零。延至民国末，小店仅存十家。50年代初期虽有恢复，但随后又因各种原因相继歇业，到1970年，各家小店店主均已陆续迁至山下泰前居住，房产悉出让于林场。至此延续数百年的泰山香客店遂成为历史陈迹。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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