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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1997年11月，民进八大明确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民进在致力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形成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随后，“三个坚持”作为民进的优良传统，被明确写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今年是民进成立70周年，全会正在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如何继承和弘扬民进优良传统并彰显其时代价值，是深化学习实践活动需要不断思考并在实践中作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进的优良传统是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合作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1985年12月，在民进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雷洁琼指出，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的光荣传统和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根本前提。
回顾民进成立的历史，可以帮助后来人加深对民进优良传统的理解。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先生在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筹建过程时曾说，“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地常常凑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走到了一起，成立了统一的组织。
民进成立后，支持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并立即以积极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进参与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促成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发起和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马叙伦、雷洁琼等作为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民进在共产党的带动和影响下，为促进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民主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雷洁琼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进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予以迅速响应，公开明确表示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在1949年1月发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中，也称赞“唯中国共产党早经担起了历史的任务，领导着人民解放的革命”，提出由共产党来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诚恳期望。
民进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民进领导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从“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这种态度和立场伴随他们一生，无论顺境逆境从未改变过。1958年，病中的马叙伦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他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人生选择后，积一生艰苦探索奋斗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留给民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多党合作提升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今天的民进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始终坚定立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凝聚共识和力量，为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民进应有的贡献。
能否正确认识多党合作制度，是能否增强政治定力和制度信心的前提，最关键的是要真正澄清一些对于多党合作制度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破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2014年美国权威政治杂志《外交事务》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反思美国政治失灵的文章《美国在腐朽中》。这位知名政治学家曾于1980年代末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方民主制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唯一选择。仅仅20多年后，他就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公民普遍感到民主成为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暗中操纵，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除非有来自外部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大震荡，否则美国三权分立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弊端带来的美国政治失灵将继续下去。
近年来，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转轨国家实践的回顾总结，越来越多的中西方政治学者逐步形成共识，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减少腐败和弥合社会裂痕，国家治理能力在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各种风险挑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可以保持国家能力有效性，而国家能力的有效性恰恰是保证改革发展成功的重要前提。与西方倡导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相比，坚持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北京共识”，正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的自觉选择，也是参政党应有的基本政治素质。民进全会要以庆祝民进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不断巩固道路认同、目标认同、价值认同，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提高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能力和水平，切实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
民进的优良传统是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合作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1985年12月，在民进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雷洁琼指出，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的光荣传统和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根本前提。
回顾民进成立的历史，可以帮助后来人加深对民进优良传统的理解。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先生在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筹建过程时曾说，“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地常常凑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走到了一起，成立了统一的组织。
民进成立后，支持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并立即以积极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进参与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促成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发起和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马叙伦、雷洁琼等作为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民进在共产党的带动和影响下，为促进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民主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雷洁琼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进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予以迅速响应，公开明确表示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在1949年1月发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中，也称赞“唯中国共产党早经担起了历史的任务，领导着人民解放的革命”，提出由共产党来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诚恳期望。
民进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民进领导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从“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这种态度和立场伴随他们一生，无论顺境逆境从未改变过。1958年，病中的马叙伦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他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人生选择后，积一生艰苦探索奋斗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留给民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多党合作提升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今天的民进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始终坚定立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凝聚共识和力量，为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民进应有的贡献。
能否正确认识多党合作制度，是能否增强政治定力和制度信心的前提，最关键的是要真正澄清一些对于多党合作制度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破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2014年美国权威政治杂志《外交事务》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反思美国政治失灵的文章《美国在腐朽中》。这位知名政治学家曾于1980年代末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方民主制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唯一选择。仅仅20多年后，他就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公民普遍感到民主成为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暗中操纵，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除非有来自外部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大震荡，否则美国三权分立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弊端带来的美国政治失灵将继续下去。
近年来，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转轨国家实践的回顾总结，越来越多的中西方政治学者逐步形成共识，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减少腐败和弥合社会裂痕，国家治理能力在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各种风险挑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可以保持国家能力有效性，而国家能力的有效性恰恰是保证改革发展成功的重要前提。与西方倡导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相比，坚持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北京共识”，正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的自觉选择，也是参政党应有的基本政治素质。民进全会要以庆祝民进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不断巩固道路认同、目标认同、价值认同，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提高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能力和水平，切实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