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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诗和词承担着不同的情感功能。它们的分工为文人抒发情感提供了不同的通道。陆游的诗词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他的正统文学观念，即认为诗歌是寄托家国与政治情怀的文体，而作为小道的词则予以抒发更为私人的情感。这一区分在《钗头凤》与《示儿》的情感内涵中体现明显。本文结合西方文论的主要观点加以论述得出，前者主要因爱情情感的缺失而抒发的伤情；后者则因政治情感的缺失而寄托的政治情怀。
关键词：《钗头凤》；《示儿》；情感缺失；政治寄托
唐代是一个讲究真性情的时代，太白豪情万丈、诗酒江湖，子美稳重内敛、忧国忧民，义山多愁善感、意深辞婉……生于诗歌发展顶峰时代的诗人们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与性情，开放的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展现真我的平台。而经过五代十国的混战和挣扎，有宋一代的人们开始收起酣畅淋漓的心，反思动荡的社会，变得小心而谨慎，慢慢以理性主导思想，走在思想与时代最前锋的文人们，更是一个导引，他们从诗文创作到传道授业，充斥着内敛的理性。
一、《示儿》中的情感缺失与政治寄托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个“悲”字诉说了诗人一生的遗憾，所悲之事乃是他心头郁结的块垒、政治缺失的体验。在他48岁时被时任宣抚川陕的王炎邀至幕府，处理公务，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直接走上军事前线，这段时期的诗人激昂奋进，诗风渐趋稳定，“后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也特别提到从军川陕是他诗歌跃进的关键，说是‘四十从戎驻南郑’才获得‘诗家三味’的”。[4]缘何在这样的时期诗人才真正领略了“诗家三味”呢？那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时期让他深刻明白了自己心中的缺失，经过川陕时期之后的陆游心性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他有无得到重用，他总在追求着去政治的中心或是前线的战场，却总以失望终结，这种精神持续失衡的状态激发起他翘盼填补的欲望，孕育了他精忠报国的伟大精神，成就了他九死不悔的坚忍性格，也留下了他千古传诵的悲歌慨叹：“塞上长城空自許，镜中衰鬓已先斑”、“夜来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国仇未报志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正如他《病起书怀》中所说的，他就是这样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人志士，无论怎样的处境他依然追寻着他的报国之梦，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爱国爱民也希望能有机会为社稷和百姓真正奉献自己。而在他临终之时，回望过去八十多年的人生，无限感慨终化作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当他的悲情还未得以抒尽得以排遣之时却又迎来死神的眷顾，如此巨大的人生缺憾，如此强烈的补偿意识，使得诗人已将个人的生命看的无足轻重，人将死之时所流露的当属这个世上他最放心不下的牵挂，而在诗人心中他最割舍不了的便是他这一生的追求，也因此在这首诗中才会散发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气息。
二、《钗头凤》中的爱情缺失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诗与词有着很大不同，因此抒情写意的调子也很不一样，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可以以最精炼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其中，而词可能在反反复复的浅吟低唱中让人沉浸其中。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是词中的经典之作，景与情的完美融合，是他人生体验的最佳诠释。
三、诗与词所寄托的不同情感
因诗与词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寄予的情感内涵也不同。正统文学观念认为诗为正尊，诗多寄予家国情怀，政治抱负；词为小道，多寄予私人情感。作为一个传统儒士家庭出身的陆游，从小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正统，词自形成以来都是被认为是小众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在宋代词发展的高峰期，达官贵人在朝中的应和之作也大多会选用诗而非词，正如本文开篇选摘的《长短句序》中所说，陆游对于诗词的观念显然菲薄词这种文体，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当然“晚而悔之”和“犹不能止”也说出了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
综上可见，在陆游八十多年的生命之中，经历着两种强烈的缺失性体验：一者来自“家”的层面，即马斯洛所说的爱与归属层面，本来恩爱的夫妻却被迫分离，找寻得到的爱情却不能长相厮守；二者来自“国”的层面，即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层面，主战恢复中原的愿望始终不能得以实现，在官场之中常处于被动和压制的状态。这两种缺失体验一直紧箍着陆游身心，使得他不得不去借助或缠绵悱恻之词或悲歌慷慨之诗的“艺术形式”以抒遣自己、慰藉心灵。正如他自己所说：“天恐文人未尽才，常使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写离骚，屈子何由泽畔来。”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2：30.
[2]（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关键词：《钗头凤》；《示儿》；情感缺失；政治寄托
唐代是一个讲究真性情的时代，太白豪情万丈、诗酒江湖，子美稳重内敛、忧国忧民，义山多愁善感、意深辞婉……生于诗歌发展顶峰时代的诗人们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与性情，开放的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展现真我的平台。而经过五代十国的混战和挣扎，有宋一代的人们开始收起酣畅淋漓的心，反思动荡的社会，变得小心而谨慎，慢慢以理性主导思想，走在思想与时代最前锋的文人们，更是一个导引，他们从诗文创作到传道授业，充斥着内敛的理性。
一、《示儿》中的情感缺失与政治寄托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个“悲”字诉说了诗人一生的遗憾，所悲之事乃是他心头郁结的块垒、政治缺失的体验。在他48岁时被时任宣抚川陕的王炎邀至幕府，处理公务，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直接走上军事前线，这段时期的诗人激昂奋进，诗风渐趋稳定，“后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也特别提到从军川陕是他诗歌跃进的关键，说是‘四十从戎驻南郑’才获得‘诗家三味’的”。[4]缘何在这样的时期诗人才真正领略了“诗家三味”呢？那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时期让他深刻明白了自己心中的缺失，经过川陕时期之后的陆游心性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他有无得到重用，他总在追求着去政治的中心或是前线的战场，却总以失望终结，这种精神持续失衡的状态激发起他翘盼填补的欲望，孕育了他精忠报国的伟大精神，成就了他九死不悔的坚忍性格，也留下了他千古传诵的悲歌慨叹：“塞上长城空自許，镜中衰鬓已先斑”、“夜来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国仇未报志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正如他《病起书怀》中所说的，他就是这样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人志士，无论怎样的处境他依然追寻着他的报国之梦，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爱国爱民也希望能有机会为社稷和百姓真正奉献自己。而在他临终之时，回望过去八十多年的人生，无限感慨终化作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当他的悲情还未得以抒尽得以排遣之时却又迎来死神的眷顾，如此巨大的人生缺憾，如此强烈的补偿意识，使得诗人已将个人的生命看的无足轻重，人将死之时所流露的当属这个世上他最放心不下的牵挂，而在诗人心中他最割舍不了的便是他这一生的追求，也因此在这首诗中才会散发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气息。
二、《钗头凤》中的爱情缺失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诗与词有着很大不同，因此抒情写意的调子也很不一样，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可以以最精炼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其中，而词可能在反反复复的浅吟低唱中让人沉浸其中。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是词中的经典之作，景与情的完美融合，是他人生体验的最佳诠释。
三、诗与词所寄托的不同情感
因诗与词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寄予的情感内涵也不同。正统文学观念认为诗为正尊，诗多寄予家国情怀，政治抱负；词为小道，多寄予私人情感。作为一个传统儒士家庭出身的陆游，从小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正统，词自形成以来都是被认为是小众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在宋代词发展的高峰期，达官贵人在朝中的应和之作也大多会选用诗而非词，正如本文开篇选摘的《长短句序》中所说，陆游对于诗词的观念显然菲薄词这种文体，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当然“晚而悔之”和“犹不能止”也说出了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
综上可见，在陆游八十多年的生命之中，经历着两种强烈的缺失性体验：一者来自“家”的层面，即马斯洛所说的爱与归属层面，本来恩爱的夫妻却被迫分离，找寻得到的爱情却不能长相厮守；二者来自“国”的层面，即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层面，主战恢复中原的愿望始终不能得以实现，在官场之中常处于被动和压制的状态。这两种缺失体验一直紧箍着陆游身心，使得他不得不去借助或缠绵悱恻之词或悲歌慷慨之诗的“艺术形式”以抒遣自己、慰藉心灵。正如他自己所说：“天恐文人未尽才，常使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写离骚，屈子何由泽畔来。”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2：30.
[2]（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