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昊同学：
　　你的信写得很好！折射出你的思考与追问，一种建立在大量阅读之后的敏锐、独立与审慎的态度——这是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难得的优秀品质，希望这种品质可以伴随你终身。要知道，有多少成年人，在世事的磨炼与时间的浸泡之后，日渐变成众口一词的顺流而下者了。
　　同时我也很高兴，能在双向的“盲选”中，与你的这封信相遇。对你所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与你深有同感。
　　我喜欢城市（你在信中用了“城邦”这个词）——它有着发达的商业丛林逻辑，灿烂的金钱魅力，零温度的社交本质，对速度、效率与技术主义的高度崇拜，包括实用性的道德修正体系，等等。城市是既压迫人性又提纯人性的典型场域，它散发出一种刺目的淬火取金之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德行、对古典、对世故、对人伦的反叛和修正……
　　但正如你所说，当下的主流艺术，似乎总会带着千年文人的田园风度，以道德高地的偏见与傲慢，去批判、去感慨“新文明”。哪怕明明就是破败愚昧、迟缓落后，也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旧照片”色调、一种残败但“经典”的美。文人视线里的城市，总被书写成恶对善的侵犯、新对旧的凌迟、钢筋水泥对泥土花草的摧残。
　　我不知你平常是否也会读一些当代欧美作家的作品，同样是对城市生活的体察与书写，你会注意到，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种近乎亲情与归宿感的温柔流露。可能因为他们人生中所喝的第一口奶，所吸的第一口空气，就是都会式的。因此哪怕就是对人际冷漠、环境压抑、竞争残酷，也有着童贞般的认同与维护感，非常类似于我们对乡村田园的那种感情。为何有此差异？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
　　一是跟一个国度或区域的都市化进程有关。同样是城市，有各自的起源、流变与进程，纽约与巴黎不同，东京与杭州不同。欧美城市小说或西方电影叙事里，总有一种老派都会的自信、圆熟与满不在乎，而中国新兴城市，则充满动荡与摇晃，有着是非纠缠的矛盾与决裂，一种与传统伦理进行撕扯的巨大阵痛。
　　二是跟写作者的经历和出身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们这里不提，姑且以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写作者为例。我们的少年时期，都有着结结实实的乡村经验，随着上学或工作，一般在18岁左右才大致开始主动介入城市生活，有了吞咽各种现代性审美的巨大胃口，有了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表面上像是城市化了，金属色的未来气息已然投射到写作中，成为背景或主角，成為对话与气氛，但我们所呈现和构建的城市之美，基本机位还是架在乡土经验上的，取景器里仍带有特定的方位感与局限性，一不小心就会露出古老情怀的长长尾巴。
　　可是话说回来，如你所问，该如何看待这种显得有点陈旧、逆潮流的审美积习——这也正是我这封信里最想说的——我们所感叹和疑惑着的这种带着“阿喀琉斯之踵”的写作现状，固然有着阶段性的顽固与局限，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基石般的不可逾越的存在。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传统审美转向新型城市写作的最大辨识度和贡献所在，我们利用并不算太长的都市经验，努力把先天乡村基因与后天见识所糅杂而成的复杂视角，投向同样复杂、同样糅杂的城市生活。我们也许缺少全方位的高级视角，也缺乏哪怕只是资料装备性的对城市文明的积累和梳理，可是我们就这么着，将计就计地，以局部去推测整体，以虚构去滋养想象，全力以赴地去描摹和折射当下的这个国度，并为世界文学版图贡献出独有的中国式书写。
　　这就是写作的价值所在，一种带着胎记与伤疤的美。
　　讲得有点简省，要放开了讲，怕是一本书也写不完。
　　这个视角谨供你参考，祝学习进步！
　　2017年9月
　　读过好友鲁敏的许多小说，长篇《六人晚餐》《百恼汇》，中短篇《取景器》《惹尘埃》《逝者的恩泽》……不因她是一位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很多荣誉的作家，而因她小说中所有的生活况味和精神探索。我会停下来或回过去想想她的那些小说人物，好作家带来的是精神或智力的操练，并改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你们的信使 夏烈
　　本期“神秘答主”
　　鲁敏：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伴宴》《纸醉》《回忆的深渊》《百恼汇》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