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和社会学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人们在日益广阔地向外在空间开拓的同时,不断深入地开拓内在空间。所谓内在空间,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指对自我的认识,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发展着一个重要分支,即关于自我和个性的社会学,对自我和个性的深入探究,不能不接触到这样一个现实的科学问题:人的内在世界是否具有生物界限?这个意思换成通俗的话,就是:八十岁学吹打真是可能的吗?如果从个体来说确存在着智力和体力的年龄制约性的话,那么,对于群体和社会,是否同样内含着一个生物学的世代周期问题呢?也许提及这一点是毫无新鲜感可言的了,但是,困难的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和社会,究竟是生命周期制约性大呢,还是社会周期的制约性大?社会周期能否塑造和重建人的生命周期?这是近几年来世界性的尖端课题。这一度被人们作为生物社会学的伪科学课题而搁在一边的问题,随着人的自身生产以及创造性儿童培养等现实任务而被重新提到了科学的讲坛上。可以说,这个看似玄虚的问题,却构成了几乎所有社会工作的一个理论基础。离休的年龄档子是否必要,应该定在那一点为宜;青年婚龄究竟以多大为好,从而不至于造成早婚影响人口计划,又不至于过晚结婚造成“性饥饿”和“老姑娘”;社会应该不应该容纳和鼓励“天性特别”乃至具有某种生物性的特异功能的“天才”,还是把他们看作离规的怪人……。当然,当一大批数量达到人口的几分之一的人们由于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原因,而使正常的生物性的人生周期和就学就业创造等社会性的人生周期发生脱节的时候,更应该冷静地考虑:社会为了弥补这一点,应当采取怎样合乎科学的措施来帮助这些人们“重建”他们的人生周期?个人为了弥补这一点,又该取怎样的科学态度呢?徐茂昌写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