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冬日的暖阳穿过窗外的藤蔓洒到面包房里，大家把面包送进烤炉以后，坐在靠窗的一排椅子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只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病人心情有些小沮丧，她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面包，但成品还是不让她满意
11月25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村的“阳光家园”精神病托管中心，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一个被托管中心病人们涂上了丰富油彩的废弃小锅炉被放在托管中心红色大铁门旁。大门还紧锁着，面包的香气已经从里面飘了出来。
精神病托管中心里有一家由病人生产、经营的“Crazy Bake（疯狂面包）”的面包房。房间面积80平米左右，是由托管中心的会议室改造而成，“面包师”有六七人，都是康复良好的病人。通常面包房早上八点就开始工作，面包做好后，下午由工作人员带一名面包师去合作地点朝阳区万国公寓进行销售，面包品种不少，价格适中，由于万国公寓的顾客多是外国人，所以面包最大的特色就是“洋范”十足。
让处于精神疾病康复期的病人做面包，这个点子也是两个外国志愿者瑞士人伊万·格里格和德国人娜塔莎·普莱格提出来的，托管中心负责人杨云也对这个康复计划非常支持。
杨云告诉《方圆》记者，“阳光家园”托管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由她做精神科医生的丈夫黄峥一手建立起来，当时是北京市第一家精神病民间托管康复机构，归属于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2004年，丈夫心脏病去世，杨云接下托管中心的重担。
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最初几年总是艰难，房屋、院落都是租来的，在苏家屯站稳脚跟前已搬了3次家，资金来源主要是病人家属支付的托管费，收支平衡很困难，有段时间她甚至要自己垫付一部分。目前，在4000多平米的托管中心里已有197名病人，从18到70岁都有，患有各种程度的精神疾病。“超过70岁的老人，如果没有其他严重疾病，也可以托管给我们养老。”杨云说。
接手托管中心时，杨云还没有让病人“康复”理念，只停留在“托管”层面，直到一位名叫约翰的美国志愿者出现，给托管中心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约翰又介绍来他的朋友伊万和娜塔莎，托管中心开始安排病人进行一系列“康复”的训练，从最初的种菜、安装零件，到成立面包房。因为伊万和娜塔莎等志愿者的努力，“疯狂面包”有相对稳定的客源，一年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几万块钱，每个“面包师”每月都能得到“工资”大约300元。
“面包师”不是谁都能做的，病人需要达到托管中心确定的康复标准。“必须康复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让他做面包。”杨云介绍说。除此之外，杨云还需要做安全评估的工作。“做面包时我要在旁边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一旦他们出现焦躁症状，就立刻安慰、调整他们，让他们停下来。”杨云强调，“疯狂面包”只能针对少量顾客，不可能推向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是因为精神病患者不可能按照市场的要求批量生产，二是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康复，让病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肯定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了盈利。”
44岁的“面包师”石师傅从“疯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至今已9年之久。他原本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但因为“疯狂面包”这份工作的存在，他的家人在探视时能够感受到他的改变，他不再懒散，暴力倾向也减轻了很多。和记者交谈中，他还偶尔提到以前交过的几个女朋友。前一段时间，编剧高满堂的电视剧《我的娜塔莎》开演，石师傅通过广播听了起来，说起男女主角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失散聚合，石师傅还评价：“真挺浪漫的。”
23岁的晨晨是石师傅的“干女儿”，做面包累了，两个人就在座位上分喝一瓶可乐。晨晨是“面包师”团队里性格最开朗的一个，笑起来声音爽朗，年轻有朝气。今年是她在托管中心的第3年，她的“病”不太严重，主要是总睡不好觉，还老爱发脾气。她告诉记者，明年她就可以出去了，她想学着用微信，还想去丰台区最新开张的鹦鹉园看看。晨晨喜欢做面包，她有时候想起韩剧里面的面点师金三顺，对于出去以后找工作，晨晨说“面点师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发酵箱里取出面包圈，“面包师”杰夫打开小锅煮上了水。杰夫是个中国人，“杰夫”是他的英文名字，他喜欢别人这么叫他。他告诉记者，这样做面包圈，口感才会筋道；而煮“牛角”面包的时候则要在水里放入小苏打，这样有利于着色。整个上午，杰夫都在紧张又忙碌地工作，无暇多聊。晨晨说，杰夫是几名“面包师”里最有才华的之一，他还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
和杰夫一样会画画的还有学过工艺美术的锐锐，她性格较晨晨腼腆许多，锐锐给自己订了份报纸，她觉得读新闻很有意思，她问记者：“外面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压力是不是很大？”锐锐在托管中心恢复得也很好，谈起面包的香味能带来幸福感的话题，锐锐点点头说：“还是做面包好，是件浪漫的事。”
报纸上一个“肯尼迪遇刺50周年”的标题，引起了面包房的“面包师”们的讨论。冬日的暖阳穿过窗外的藤蔓洒到面包房里，大家把面包送进烤炉以后，坐在靠窗的一排椅子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只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病人心情有些沮丧，她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面包，但成品还是不能让她满意。
在煮锅旁的一个桌子上，放着几块病人们自己做的工艺饼干。晨晨说，这是前不久面包房店庆时留下的，他们将这些饼干拿出去零售，许多小朋友因为没有抢到还哭起来了。面包房每年都会举行店庆活动，去年11月店庆时，他们还去了“眉州东坡”饭馆吃饭，大家都很高兴。
对于组织“面包师”们集体外出，杨云碰到过很多难题。租车是最大的困难，很少有司机愿意接这个活，有时运气好能找到车，但是到达目的地却被拒之门外。“让社会接纳精神病患者并不容易，这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杨云说。
下午三点左右，杰夫搬着包装好的面包走出托管中心的大门，今天他负责送货。出发前，杰夫告诉记者，不想暴露真实姓名是因为不想被“特殊对待”。
40多分钟的车程，杰夫和师傅到达“疯狂面包”的零售地点万国公寓，他们在公寓一楼大厅的一排桌子上摆上了面包。几分钟后，一位穿着精致的外国老妇人走了过来，今天制作的两个德国大麻花是她提前预订的，她走到杰夫面前。杰夫绅士地跟老妇人打招呼，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她交谈起来。
这样的“面包师”杰夫，有谁会将他“特殊对待”呢？
11月25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村的“阳光家园”精神病托管中心，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一个被托管中心病人们涂上了丰富油彩的废弃小锅炉被放在托管中心红色大铁门旁。大门还紧锁着，面包的香气已经从里面飘了出来。
精神病托管中心里有一家由病人生产、经营的“Crazy Bake（疯狂面包）”的面包房。房间面积80平米左右，是由托管中心的会议室改造而成，“面包师”有六七人，都是康复良好的病人。通常面包房早上八点就开始工作，面包做好后，下午由工作人员带一名面包师去合作地点朝阳区万国公寓进行销售，面包品种不少，价格适中，由于万国公寓的顾客多是外国人，所以面包最大的特色就是“洋范”十足。
让处于精神疾病康复期的病人做面包，这个点子也是两个外国志愿者瑞士人伊万·格里格和德国人娜塔莎·普莱格提出来的，托管中心负责人杨云也对这个康复计划非常支持。
杨云告诉《方圆》记者，“阳光家园”托管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由她做精神科医生的丈夫黄峥一手建立起来，当时是北京市第一家精神病民间托管康复机构，归属于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2004年，丈夫心脏病去世，杨云接下托管中心的重担。
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最初几年总是艰难，房屋、院落都是租来的，在苏家屯站稳脚跟前已搬了3次家，资金来源主要是病人家属支付的托管费，收支平衡很困难，有段时间她甚至要自己垫付一部分。目前，在4000多平米的托管中心里已有197名病人，从18到70岁都有，患有各种程度的精神疾病。“超过70岁的老人，如果没有其他严重疾病，也可以托管给我们养老。”杨云说。
接手托管中心时，杨云还没有让病人“康复”理念，只停留在“托管”层面，直到一位名叫约翰的美国志愿者出现，给托管中心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约翰又介绍来他的朋友伊万和娜塔莎，托管中心开始安排病人进行一系列“康复”的训练，从最初的种菜、安装零件，到成立面包房。因为伊万和娜塔莎等志愿者的努力，“疯狂面包”有相对稳定的客源，一年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几万块钱，每个“面包师”每月都能得到“工资”大约300元。
“面包师”不是谁都能做的，病人需要达到托管中心确定的康复标准。“必须康复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让他做面包。”杨云介绍说。除此之外，杨云还需要做安全评估的工作。“做面包时我要在旁边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一旦他们出现焦躁症状，就立刻安慰、调整他们，让他们停下来。”杨云强调，“疯狂面包”只能针对少量顾客，不可能推向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是因为精神病患者不可能按照市场的要求批量生产，二是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康复，让病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肯定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了盈利。”
44岁的“面包师”石师傅从“疯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至今已9年之久。他原本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但因为“疯狂面包”这份工作的存在，他的家人在探视时能够感受到他的改变，他不再懒散，暴力倾向也减轻了很多。和记者交谈中，他还偶尔提到以前交过的几个女朋友。前一段时间，编剧高满堂的电视剧《我的娜塔莎》开演，石师傅通过广播听了起来，说起男女主角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失散聚合，石师傅还评价：“真挺浪漫的。”
23岁的晨晨是石师傅的“干女儿”，做面包累了，两个人就在座位上分喝一瓶可乐。晨晨是“面包师”团队里性格最开朗的一个，笑起来声音爽朗，年轻有朝气。今年是她在托管中心的第3年，她的“病”不太严重，主要是总睡不好觉，还老爱发脾气。她告诉记者，明年她就可以出去了，她想学着用微信，还想去丰台区最新开张的鹦鹉园看看。晨晨喜欢做面包，她有时候想起韩剧里面的面点师金三顺，对于出去以后找工作，晨晨说“面点师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发酵箱里取出面包圈，“面包师”杰夫打开小锅煮上了水。杰夫是个中国人，“杰夫”是他的英文名字，他喜欢别人这么叫他。他告诉记者，这样做面包圈，口感才会筋道；而煮“牛角”面包的时候则要在水里放入小苏打，这样有利于着色。整个上午，杰夫都在紧张又忙碌地工作，无暇多聊。晨晨说，杰夫是几名“面包师”里最有才华的之一，他还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
和杰夫一样会画画的还有学过工艺美术的锐锐，她性格较晨晨腼腆许多，锐锐给自己订了份报纸，她觉得读新闻很有意思，她问记者：“外面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压力是不是很大？”锐锐在托管中心恢复得也很好，谈起面包的香味能带来幸福感的话题，锐锐点点头说：“还是做面包好，是件浪漫的事。”
报纸上一个“肯尼迪遇刺50周年”的标题，引起了面包房的“面包师”们的讨论。冬日的暖阳穿过窗外的藤蔓洒到面包房里，大家把面包送进烤炉以后，坐在靠窗的一排椅子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只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病人心情有些沮丧，她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面包，但成品还是不能让她满意。
在煮锅旁的一个桌子上，放着几块病人们自己做的工艺饼干。晨晨说，这是前不久面包房店庆时留下的，他们将这些饼干拿出去零售，许多小朋友因为没有抢到还哭起来了。面包房每年都会举行店庆活动，去年11月店庆时，他们还去了“眉州东坡”饭馆吃饭，大家都很高兴。
对于组织“面包师”们集体外出，杨云碰到过很多难题。租车是最大的困难，很少有司机愿意接这个活，有时运气好能找到车，但是到达目的地却被拒之门外。“让社会接纳精神病患者并不容易，这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杨云说。
下午三点左右，杰夫搬着包装好的面包走出托管中心的大门，今天他负责送货。出发前，杰夫告诉记者，不想暴露真实姓名是因为不想被“特殊对待”。
40多分钟的车程，杰夫和师傅到达“疯狂面包”的零售地点万国公寓，他们在公寓一楼大厅的一排桌子上摆上了面包。几分钟后，一位穿着精致的外国老妇人走了过来，今天制作的两个德国大麻花是她提前预订的，她走到杰夫面前。杰夫绅士地跟老妇人打招呼，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她交谈起来。
这样的“面包师”杰夫，有谁会将他“特殊对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