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水价政策、水价激励结构与农户政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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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广东省流溪河流域种植户的问卷调查,建立二元Logistic 模型,分析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及其他因素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和节水目标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了解程度、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有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种植作物种类数、农户灌溉时间满足程度对农户的节水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种植规模对农户节水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与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节水目标认同影响不显著。因此,农业水价政策需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价的征收标准与依据,适当拓展水费的使用范围,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及计量设施的安装,并加强政策的宣传。尤其是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需要考虑不同规模农户及专业种植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的需求。
  关键词:农业水价政策;激励结构;政策认同;流溪河流域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發展,用水需求不断增长,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0%-70%以上,由于农田灌溉大多采用传统的漫灌方式,农业用水浪费极为严重。农业水价政策被认为是激励农户节约用水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业水价政策的激励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价制定的有效性,认为提高水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对灌溉用水量的需求[1-8],但若农业水价低于其影子价格,水价对农业用水需求影响则较小[9-12]。目前学术界主要是基于水价弹性理论来解释农业水价政策的作用机制。水价弹性理论关注的水价是农户承担的终端水价并最终以成本的方式进入农户的决策目标函数从而对农户的用水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农业水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的具体安排不同可能形成不同的激励结构,不仅导致农户实际承担的终端水价不同,而且可能会影响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与认同程度,从而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农户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其对政策的认同和接受是政策有效执行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条件[13]。因此,本研究关注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与农业水价的激励结构对农户政策目标认同的影响。
  激励结构是指激励措施和方法的结构特征[14]。农业水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地的灌溉水源条件、灌溉设施条件及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地水价政策实施采取的具体的水费支付方式与支付依据可能会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激励结构。那么,农户在不同的政策环境条件下,对农业水价政策的认同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农业水价激励结构是否会影响农户对政策的理解与判断?农户家庭的经营特征及当地灌溉设施条件是否会影响农户对水价政策的认同?本研究将通过对广东省流溪河流域农业灌溉用水的调查了解农业水价政策的实施情况,探究农业水价政策环境及不同的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的水价政策认同的影响,从而为农业水价政策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区域概况
  流溪河为珠江水系北江支流,位于广州市辖区北部,发源于从化区吕田镇,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从化区5个镇3个街道、花都区2个镇、黄埔区1个镇、白云区4个镇7个街道,在南岗口与白坭河汇合后流入广州珠江西航道。流溪河干流全长157.04公里,流域面积2290平方公里,是广州市重要的水源河流[15]。流域内灌溉用水主要来自流溪河灌区水利工程和水库,部分村庄使用山泉水,另外在灌区和水库供水区域部分村庄和农户由于水量不够或水污染原因抽取地下水灌溉。
  流溪河灌区是广东省三大灌区之一,建于1958年,从1998年开始收取农业水费,目前的收费标准为25元/亩年。灌区管理员表示水费难收,农户不愿意交纳。从水费实际交纳情况来看,灌区的水费征收是以村、社为征收对象,由村委会代收。调查过程中发现,灌溉水费通常是由村委会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统一交纳,并没有向农户收费,但农户认为村委会统一交纳的水费实质上也是由农户自己承担的。流域内水库供水尚未收取农业水费,井灌的农户则由自己或村集体承担抽取地下水的电费。整体来看,流溪河流域灌溉用水的相关制度安排具有多样性,各村庄在实施农业水价政策及解决具体的灌溉用水需求时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8月至9月对广东省流溪河流域开展的“农户灌溉用水调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样过程如下:首先,根据流溪河流经的主要区域,选择广州市从化区、花都区和白云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在样本区域根据流域面积和灌溉水来源,每个区选取2个镇,在每个镇随机选取2-3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从事种植业生产的15户农户为调查对象。调查采取入户访谈的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195份,回收有效问卷189份。作为补充信息,课题组还对流溪河灌区总管理处、各区流溪河灌区工程管理处、村集体进行了调研,获得访谈资料11份。
  在189个调查样本中,男性占59.79%,年龄在45岁以上的占79.37%,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77.25%;职业以农业为主的比例为87.83%;受访者的家庭种植规模在5亩以下的农户占78.3%,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农户占89.42%;受访者中有21.16%的农户灌溉用水来自流溪河,40.74%的农户灌溉用水来自水库,22.22%的农户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15.87%的农户灌溉用水来自山泉水。
  (三)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关注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目标的认同程度。由于农业水价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激励农户节约用水同时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水平,因此,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管护目标和节水目标的认同,通过询问农户“您是否认同农业水价政策有利于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水平”、“您是否认同农业水价政策有利于激励农户节约灌溉用水”来了解农户对水价政策目标的认同程度。   2. 解释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实行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是否实行农业水价政策”根据当地农业水价政策实行情况来衡量。水价激励结构是指水价支付方式与支付依据形成的激励结构。这里考察的农业水价为村庄或农户为获取灌溉用水支付的费用,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征收的农业水费,还包括井灌的村庄或农户抽取地下水支付的费用。虽然抽取地下水支付的费用并未列入当地的水费中,但与不交纳灌溉水费的农户相比较,也代表了村庄或农户为获取灌溉用水实际承担的费用,因此单独列出作为获取灌溉用水的费用的一种方式。调查区域的农业水价的支付方式有两种:村集体利用集体经济收入统一交纳或农户个体承担,农业水价的支付依据也有两种:按亩交费或按抽取地下水的用电量交费,其激励结构具体包括4种情形,其中,“不交纳水费”赋值为“1”,“村统一交纳水费”赋值为“2”,“村统一交纳地下水抽取费用”赋值为“3”,“个人交纳地下水抽取费用”赋值为“4”。
  (2)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本文在回归分析中还需要控制一些可能影响农户政策认同的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反映农户个体与家庭特征、家庭经营特征、村庄灌溉设施特征、村庄水环境特征及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变量。其中,农户个体特征主要考察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特征方面重点考察家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对家庭成员政策认同的可能影响;农户家庭经营特征包括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种植规模及种植作物种类数;村庄灌溉设施特征变量包括村庄灌溉设施的完善程度和维护程度;村庄水环境特征变量根据农户对灌溉水量的满足程度和灌溉时间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来衡量当地灌溉用水的稀缺程度。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模型构建
  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目标的认同”为二值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式(1)中,Y是一个二值分类虚拟变量,代表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目标的认同,若农户认同农业水价政策目标,则Y=1,若农户不认同农业水价政策目标,则Y=0;Xi为K个影响农户水价政策认同的解释变量,β0是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βi 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三、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利用spss24.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及其他因素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和节水目标认同的影响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两个模型的整体检验P值分别为0.004和0.065,表明两个模型的整体统计检验显著性分别通过1%和10%的检验。由于Hosmer-Lemeshow 检验不依赖数据的格式,能够更可靠地指出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所以本研究采用Hosmer-Lemeshow 检验指标来反映模型的拟合程度。两个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分别为0.780和0.896,表明两个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实际情况。
  (二)计量结果分析
  1. 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水价政策认同的影响
  如表2所示,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灌溉设施的完善程度。但农业水價激励结构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与不交纳水费相比较,村统一交纳水费对农户管护目标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村统一交纳地下水抽取费用和个人交纳地下水抽取费用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的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以支付电费的方式承担灌溉水费的农户并不认同水价政策的管护目标。其原因是,这部分农户由于田间缺乏灌溉渠系配套设施或由于灌溉设施提供的灌溉用水受到污染而不得不采取井灌的方式,并没有享受到国家或集体灌溉设施提供的灌溉服务,因而不认同该政策的管护目标。
  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和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的水价政策节水目标认同的影响不显著。由于目前的农业水价政策主要是依据种植面积收取灌溉水费,跟实际灌溉水量无关,难以激励农户节约用水,且调查区域的灌溉水费由村集体利用集体经济收入统一交纳,农户没有实际承担灌溉水费,对农户的灌溉决策影响有限,因而农户不倾向于认同水价政策的节水目标。而井灌的农户虽然其灌溉费用与用水量相关,但由于没有享受到当地的灌溉设施服务或对当地的灌溉服务不满意,对农业水价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因而也难以认同该政策目标。
  2. 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水价政策认同的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中,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工作人数、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村庄末级渠系田间配套工程的完善程度、及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的了解程度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正的影响,表明家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越多,农户家庭收入对种植业依赖程度越高及村庄灌溉设施越完善,农户对水价政策管护目标的认同程度越高。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农户对水价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认同该政策的管护目标。然而,村庄灌渠维护程度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村庄灌渠维护程度越高,农户对管护目标的认同程度越低,这可能与农业水费的支配和使用途径有关。农业水费通常由相关政府部门征收和使用,村社无权利用水费从事灌渠的维护工作,而田间灌渠的维护是由各村完成。因而灌渠维护程度高的村庄并不认为灌渠维护与交纳水费相关,因而不倾向于认同水价政策的管护目标。
  就其他变量对农户的水价政策节水目标认同影响而言,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工作人数、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种植作物种类数、家庭灌溉时间满足程度等因素分别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的水价政策节水目标认同有正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农户家庭种植规模对农户节水目标认同的影响为负,意味着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越不认同该目标。这可能与农业水价政策的收费依据与标准有关,当前的水价收费标准是按种植面积来计算的,对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来讲,规模越大,水费越高,农户的经营成本也将更高,这与农户的经营目标相冲突,因而大规模农户不倾向于认同该政策目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广东省流溪河流域189家种植户进行调查,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探究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及其他因素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目标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有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的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两个因素对农户的节水目标认同影响不显著;(2)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了解程度、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完善程度和维护程度对农户的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影响,但对节水目标认同影响不显著;(3)家庭种植规模和种植作物种类数及农户灌溉时间满足程度对农户的节水目标认同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的管护目标认同影响不显著;而家庭从事非农工作人数和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对农户的管护目标认同和节水目标认同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农业水价政策的宣传。调查中发现,实行农业水价政策的区域有84%的农户表示不了解该政策。政策的有效实施应建立在政策主体对政策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讲座培训等途径和方法提高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内容与目标的了解与理解程度。二是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是发挥农业水价政策激励功能的基础,也是农户认同水价政策的前提条件,在实施农业水价政策的区域可适当拓展水费的使用范围,激励农户参与末端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积极性,提高管护水平和灌溉服务质量,尤其是满足农户对灌溉时间的需求。三是完善农业水价的征收标准与依据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完善农业水价政策的激励结构,激励农户节约用水。目前按亩征收水费和村集体统一交纳水费的方式难以激励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节水目标的认同,尤其是大规模的种植户,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需要考虑不同规模农户及专业种植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的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农田灌溉的末端渠系,安装计量设施,根据实际用水量征收水费。单一的农业水价政策难以实现其节水的激励功能,还需要其他的节水激励措施与之配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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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罗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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