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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日关系积极互动不断。在习近平主席6月将访日出席大阪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正努力强化目前双边关系改善势头，增进友好互信气氛。中日有识之士指出，基于共同利益的两国关系应当更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并呼吁中日间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5月9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携夫人应邀前往皇宫，拜会了刚登位的新天皇德仁及皇后。这也是新天皇即位后会见的首位外国使节。会见持续了约25分钟，气氛亲切友好。上任天皇明仁在位时，会邀请任期超过三年的外国驻日大使来皇宫座谈，新天皇将继承这一惯例，也希望借此表达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期待。此前的5月7日，安倍首相率领日本政经界近千人出席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的程大使离任招待会。安倍首相在会上发表演讲，赞赏程大使在促进中日沟通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再次表示，希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均有发展，“构建日中新时代”。4月中旬，极少与外国大使共进午餐的安倍还邀请程大使前往首相公邸共进午餐。
有日本媒体称，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向上发展通道”。围绕习近平主席访日参加G20峰会，中日有识之士正积极引导气氛与舆论方向。5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呼吁，将中日两国关系提升至符合新时代要求，符合两国人民愿望，符合亚洲各国和世界期待的新阶段、新水平、新高度。出席同会议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回应说，中日应为应对国际变局而相互借鉴，进行合作。他还赞扬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称其“一定会给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在友好气氛的带动下，中日政治互动频繁。5月10日，中日政府在北海道举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5月中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出席中日第六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会见安倍等日方高层。5月下旬，中日重启中断了八年的两国裁军及核不扩散磋商，同时，中日围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局级对话也在北京举行。值得关注的是，中日关系务实合作的议程正在推进，两国关系改善的“势”正逐步落实为“型”。中日专家近期陆续发言指出了这一趋势。如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指出，中日在各自经济社会进程中，正持续地产生相互合作的需要，中日合作将产生“外溢效应”，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提供更多“新智慧”。日本前驻美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佐佐江贤一郎则指出，借助双边关系改善，中日正努力重建并拓展合作框架，“中日之间实际有很多共同利益，很高兴我们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日关系近年来几经波折，目前终于重回正轨。事实上，中日关系向来不处于孤立环境和“封闭空间”，而是与周边乃至国际体系密切关联，处于动态发展中。从日本视角看，日本对华政策始终受到国际因素、日本国内因素及中国因素的合力作用。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作为国际体系及日美同盟主导者的美国的政策调整，对日本对外战略施加着“外在牵引力”;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意识观念环境的嬗变，作为“内生推动力”加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配套政策的转型;而中国实力与对外战略影响力增长，以及这一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互动，使得日本日益受到来自中国的“互动塑造力”。在以上三种力量中，“外在牵引力”仍发挥重大影响力，但后两者即日本自身因素及中国因素，在日本对华政策构局中的比重正快速提升。
2019年5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举行“春季招待会”，横井裕大使致欢迎辞。
从日本自身因素看，日益增强的战略自主意识成为推动日本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变化的关键动因。不少观察者将当前日本自主倾向增长归因于美国霸权衰退及战略收缩倾向，以及“特朗普冲击”促使日本主动对冲风险。但事实上，日本战略专家们承认，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寻找外交乃至战略上的“主体性”。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动愈益加速了这一进程。日本政治精英们更加强调“求人不如求己”，在试图摆脱通缩、振兴经济的同时，尤其加强了外交、安全自主能力建设，在国际上积极寻求战略空间，努力参与秩序建构，乃至提供“观念贡献”。一方面，日本的战略进取与国内保守思维、对华防范心理相结合，提升了中日战略竞争的强度;另一方面，在强硬推进“对华包围”受挫后，日本也意识到其谋求战略自主的举措，需要依托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而且，在外需对华依赖持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支持自身经济复苏，依然是日本的“基本刚需”。
从中国的因素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中日新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呈现新的形势。在中日关系中，中国因为实力的增长而日益占据主动，对双边关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但日本也在积极凭借自身“软实力”，特别是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及规则参与力上的特定优势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增长，这似乎让中日之间的“影响力之争”更趋复杂化。但实际上，基于和平发展目标的中国能力增长，意味着相比过去，中日两国在引领新产业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合理化和全球治理进步方面，均具有了更为对等的角色和更广泛的交集，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合作机遇。同时，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客源国，也吸引了更多日本访客，加上两国互联网平台的跨境即时传播，使得中日民间交流呈现基层化、规模化与全天候的特征，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互动方式与效果。
在可预见的时期，日本政府仍将对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但也需要看到，日本现行对华政策思维仍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日本奉行“参与及对冲”策略，具有明显的“平衡术”色彩，而且相比“日中协调”，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仍是结构性的，偏向仍是根本性的。同时，日本仍倾向于从“竞争性视角”乃至“对抗性视角”审视中国，特别是在安全、地缘政治及秩序规则层面。日本目前系统性的“强军工程”和“国际安全合作”仍以中国为防范对象乃至“假想敌手”，日本在寻求中日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适时”与中方保持距离，并在各国大力倡导“有别于中方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基建投资和经贸体制，反映出鲜明的针对姿态与竞争心理。对此，中日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中日关系要进入真正的高峰期，關键在于“转换思维”，以更趋理性与开放的心态看待对方。中日的“共存之道”在于协调与合作，而非对抗与竞争。
考虑到多种内外因素的现实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路径仍然曲折。为应对未来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中日需要建立一种稳定、均衡而可持续的“良性互动模式”。目前，中日间政治、战略互信仍明显缺失，双边关系易受突发事件、外部力量冲击破坏，互动效果欠佳。中日各种现实利益矛盾的背后，混杂了太多的“认知偏差”与“情感纠结”，并很容易陷入负面螺旋。要逐步纠正这种状态，需要双方在信守承诺、严格遵守中日政治文件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以下路径同步推进：一是通过拓展务实合作，强化共同利益纽带;二是积极努力管控矛盾，补齐安全合作短板;三是通过持续交流对话，促进相互理解认识;四是从促进区域发展和全球治理出发，推进战略协调，扩大中日关系的“视野”与“格局”。其根本的指向，是推动中日关系趋向于“独立运转”“内需驱动”，并与更大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进程“同生共存”“一起成长”。
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乃至思想力量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区域，中日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塑造力都在逐步增强，所负有的责任与义务也日益重大。一个良性发展的中日关系因而更加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两国应当以更高瞻远瞩的姿态、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推动两国关系在曲折前行中，通向有利于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构建日中新时代”
5月9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携夫人应邀前往皇宫，拜会了刚登位的新天皇德仁及皇后。这也是新天皇即位后会见的首位外国使节。会见持续了约25分钟，气氛亲切友好。上任天皇明仁在位时，会邀请任期超过三年的外国驻日大使来皇宫座谈，新天皇将继承这一惯例，也希望借此表达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期待。此前的5月7日，安倍首相率领日本政经界近千人出席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的程大使离任招待会。安倍首相在会上发表演讲，赞赏程大使在促进中日沟通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再次表示，希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均有发展，“构建日中新时代”。4月中旬，极少与外国大使共进午餐的安倍还邀请程大使前往首相公邸共进午餐。
有日本媒体称，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向上发展通道”。围绕习近平主席访日参加G20峰会，中日有识之士正积极引导气氛与舆论方向。5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呼吁，将中日两国关系提升至符合新时代要求，符合两国人民愿望，符合亚洲各国和世界期待的新阶段、新水平、新高度。出席同会议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回应说，中日应为应对国际变局而相互借鉴，进行合作。他还赞扬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称其“一定会给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在友好气氛的带动下，中日政治互动频繁。5月10日，中日政府在北海道举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5月中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出席中日第六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会见安倍等日方高层。5月下旬，中日重启中断了八年的两国裁军及核不扩散磋商，同时，中日围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局级对话也在北京举行。值得关注的是，中日关系务实合作的议程正在推进，两国关系改善的“势”正逐步落实为“型”。中日专家近期陆续发言指出了这一趋势。如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指出，中日在各自经济社会进程中，正持续地产生相互合作的需要，中日合作将产生“外溢效应”，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提供更多“新智慧”。日本前驻美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佐佐江贤一郎则指出，借助双边关系改善，中日正努力重建并拓展合作框架，“中日之间实际有很多共同利益，很高兴我们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一点”。
多种变量影响
中日关系近年来几经波折，目前终于重回正轨。事实上，中日关系向来不处于孤立环境和“封闭空间”，而是与周边乃至国际体系密切关联，处于动态发展中。从日本视角看，日本对华政策始终受到国际因素、日本国内因素及中国因素的合力作用。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作为国际体系及日美同盟主导者的美国的政策调整，对日本对外战略施加着“外在牵引力”;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意识观念环境的嬗变，作为“内生推动力”加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配套政策的转型;而中国实力与对外战略影响力增长，以及这一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互动，使得日本日益受到来自中国的“互动塑造力”。在以上三种力量中，“外在牵引力”仍发挥重大影响力，但后两者即日本自身因素及中国因素，在日本对华政策构局中的比重正快速提升。
从日本自身因素看，日益增强的战略自主意识成为推动日本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变化的关键动因。不少观察者将当前日本自主倾向增长归因于美国霸权衰退及战略收缩倾向，以及“特朗普冲击”促使日本主动对冲风险。但事实上，日本战略专家们承认，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寻找外交乃至战略上的“主体性”。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动愈益加速了这一进程。日本政治精英们更加强调“求人不如求己”，在试图摆脱通缩、振兴经济的同时，尤其加强了外交、安全自主能力建设，在国际上积极寻求战略空间，努力参与秩序建构，乃至提供“观念贡献”。一方面，日本的战略进取与国内保守思维、对华防范心理相结合，提升了中日战略竞争的强度;另一方面，在强硬推进“对华包围”受挫后，日本也意识到其谋求战略自主的举措，需要依托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而且，在外需对华依赖持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支持自身经济复苏，依然是日本的“基本刚需”。
从中国的因素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中日新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呈现新的形势。在中日关系中，中国因为实力的增长而日益占据主动，对双边关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但日本也在积极凭借自身“软实力”，特别是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及规则参与力上的特定优势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增长，这似乎让中日之间的“影响力之争”更趋复杂化。但实际上，基于和平发展目标的中国能力增长，意味着相比过去，中日两国在引领新产业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合理化和全球治理进步方面，均具有了更为对等的角色和更广泛的交集，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合作机遇。同时，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客源国，也吸引了更多日本访客，加上两国互联网平台的跨境即时传播，使得中日民间交流呈现基层化、规模化与全天候的特征，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互动方式与效果。
需要“良性互动模式”
在可预见的时期，日本政府仍将对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但也需要看到，日本现行对华政策思维仍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日本奉行“参与及对冲”策略，具有明显的“平衡术”色彩，而且相比“日中协调”，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仍是结构性的，偏向仍是根本性的。同时，日本仍倾向于从“竞争性视角”乃至“对抗性视角”审视中国，特别是在安全、地缘政治及秩序规则层面。日本目前系统性的“强军工程”和“国际安全合作”仍以中国为防范对象乃至“假想敌手”，日本在寻求中日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适时”与中方保持距离，并在各国大力倡导“有别于中方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基建投资和经贸体制，反映出鲜明的针对姿态与竞争心理。对此，中日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中日关系要进入真正的高峰期，關键在于“转换思维”，以更趋理性与开放的心态看待对方。中日的“共存之道”在于协调与合作，而非对抗与竞争。
考虑到多种内外因素的现实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路径仍然曲折。为应对未来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中日需要建立一种稳定、均衡而可持续的“良性互动模式”。目前，中日间政治、战略互信仍明显缺失，双边关系易受突发事件、外部力量冲击破坏，互动效果欠佳。中日各种现实利益矛盾的背后，混杂了太多的“认知偏差”与“情感纠结”，并很容易陷入负面螺旋。要逐步纠正这种状态，需要双方在信守承诺、严格遵守中日政治文件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以下路径同步推进：一是通过拓展务实合作，强化共同利益纽带;二是积极努力管控矛盾，补齐安全合作短板;三是通过持续交流对话，促进相互理解认识;四是从促进区域发展和全球治理出发，推进战略协调，扩大中日关系的“视野”与“格局”。其根本的指向，是推动中日关系趋向于“独立运转”“内需驱动”，并与更大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进程“同生共存”“一起成长”。
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乃至思想力量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区域，中日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塑造力都在逐步增强，所负有的责任与义务也日益重大。一个良性发展的中日关系因而更加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两国应当以更高瞻远瞩的姿态、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推动两国关系在曲折前行中，通向有利于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