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说汉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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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后汉书》是毛泽东一生喜读的史著。对汉朝的帝王们,他多次予以圈点,借古鉴今;而对汉一代重臣,也有着精辟的评述。
  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系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贾谊)《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
  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姓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招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毛泽东在读《汉书·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
  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便下诏切责赵充国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其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
  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执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
  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大字,又在“说服力强”四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147年),字子坚,汉中人。其“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164年),字世英,江夏人。李、黄二人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
  毛泽东非常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
  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其实,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属《黄琼传》中李固写给黄琼的信。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继续前行。在他到达京城洛阳近郊时,和其惺惺相惜的李固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李固给黄琼书”。信中从两方面启发开导黄琼:批评了当时一般“名士”的孤傲、目中无人;规劝黄琼以国事为重,发挥真才实学,做到名实相副,破除人们对“名士”的偏见。
  李固信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尤为毛泽东所称道。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曾读过这几句话。
  (摘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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