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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都十分关注。而“中国制造”的道路，还很长很远。
不知不觉中，在非洲，“中国制造”成为了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
一些有钱人、官员普遍觉得购买“中国制造”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们也好心地提出希望和建议：质量低劣的中国商品不仅会影响中国商品的总体形象，而且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上帝一定住在中国”
在非洲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个非洲母亲问孩子：“上帝住在哪里？”孩子答道：“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有人说，“非洲也许除了香烟是欧美的，部分果蔬是本地的，其他的基本都是‘Made in China’。”除小摊、走贩和商场外，一般的街市凡有档口、门面的商店，基本上被中国产品所占领。“中国制造”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甚至在南非世界杯上，中国宁波小作坊产的“呜呜祖啦”也抢尽风头。可以说，价廉的中国产品对提高收入不高的非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功不可没，这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可尽管这样，近年来，中国制造还是成为了非洲人民口中的劣质产品。
一位非洲人买了一台中国产DVD放映机，结果他看了几张碟，这台机器就开始偶尔“罢工缺勤”，最后干脆连图像都没有了，气得他每次见到中国的朋友，都抱怨他的那台DVD……这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最常遇见的麻烦。
学者刘植荣先生曾任世行埃塞俄比亚项目办公室主任，在他的博客上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情，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刘先生无奈，只好分辨说自己脚上穿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李宁牌旅游鞋，穿了许多年还没坏；身上穿的也是在中国买的中国制造的衣服，质量也不错。
与刘先生不一样，在非洲，许多姑娘在购买之前就放弃了“中国制造”。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DREAM LAND饭店服务员Brenda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
在乌干达的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该国贸工部长卡欣达·奥塔菲雷买了一双中国制皮鞋，刚过一周，鞋即出现变形、脱胶等诸多问题。他随即召集相关部门质询，由此引发了针对中国这类产品的“质量风暴”。
北非的埃及到南非的津巴布韦，东非的肯尼亚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几乎全非洲的百姓都在反映中国商品出现的质量问题，一些人甚至把来自中国的鞋子和裙子戏称为“一周鞋”和“三月裙”。除此之外，电源接线板不通电、方便面调料只有一小包盐、水龙头用不了多久就漏水……这样的问题也经常让“中国制造”蒙羞。
“This is original one,from Japan,not from China（这是原装货，日本产的，不是中国制造）！”这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语言。
又爱又恨的误解
非洲人一方面喜欢中国商品的廉价，同时也在抱怨中国商品时不时出现的质量问题。
他们的言谈中明显透出对中国商品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他们叫“中国制造”为“Fong Kong，”这个词的来源是“Fake and 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的假冒产品），将它们和那座诞生了李小龙和成龙的城市相提并论，也许正是因为三者都在这块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以广州越秀区小北为中心的大片区域里，居住着大量非洲来客，这里俨然成为了他们的商贸天地。上世纪90年代，广交会和广州批发经济首先引来的，并不是非洲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后，非洲人才开始追随阿拉伯人的步伐来到廣州。尽管他们在广州从事着与阿拉伯商人一样的贸易活动，但那些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厂商并不太怎么喜欢他们。
在中国商家看来，这些黑皮肤的商人都是“挑剔的提包客”， 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全塞在两三个大行李包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更重要的是他们资金微薄，钟爱低端产品……
广州站西某市场做外销服装的许小姐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理解他们的要求”，他们宁愿多花一些钱，也要买仿冒名牌的货物。是的，非洲人对于劣质的中国产品颇有怨言，抱怨中国人把一些二三流的劣质商品带到非洲“坑害非洲兄弟”。但很多非洲百姓并不会想到，“中国制造”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廉价产品，中国同样生产奢侈品，廉价产品也需根据一个市场购买力和法则。而他们的商人丈量着国情，选择了前者。
尼日利亚商人Ron承认，因为购买的人多，所以他经常购入这样的低端产品。Ron经常定期搭飞机来中参加广交会并做大批采购，他和小北的一家商贸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纺织品进口是尼日利亚禁止的，还是有大量纺织品流入市场，冲垮了当地的民族企业。Ron说，他也很明白这不是中国产品的错，不是我们冲垮了他们，而是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然淘汰的法则。虽然政府下过禁令，并查封过几次中国商城，但屡禁不止，缺电缺水缺劳力缺市场以及各项政府的苛捐杂税也使当地民营企业难以回天。
但在理解之外，Ron还是表示，在非洲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普通百姓，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非常关注。服装鞋帽或许不算大事，但更麻烦的是，中国企业曾因销售假药，被非洲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列入黑名单，在网站和报纸上公布，这无疑给“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蒙上了浓黑的阴影。
“中国制造”的集团效应
从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这片大陆就不再孤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完完全全的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不幸的是，先行的“中国制造”成为了他们认识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媒介。
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美国制造的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是靠品牌支撑的，而中国制造不一样，是集体形象。中国制造产生影响是靠集团效应，也就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集团效应最怕的就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所以在中国制造还不能靠品牌支撑的情况下，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全方位地提升品质，同时，也只有在普遍提升品质的基础上，才会有一些品牌站住脚。
中国作为“亚洲强国”也好，“世界工厂”也罢，在它向非洲输出的同时，却没能在非洲设立几家自己的工厂——尽管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总体投资不断扩大。以尼日利亚为例，在2008年和2009年，该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就逾越了80亿美元。也许只有当中国的正规工厂建立到非洲大陆上，“中国制造”才能真正展现它消失在非洲人民眼中的另一面。
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政治经济理论，说市场和消费者对商品有三种反应态度：一种是对这种商品保持忠诚；另一种正相反，是改变和退出，不再接受这种商品了；第三种是声音，就是说还接受这种商品但对它发出不满的声音，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尽管非洲的一些批评也许过于泛政治化，但总体上说，也许对中国制造而言，更是一种鞭策。
不知不觉中，在非洲，“中国制造”成为了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
一些有钱人、官员普遍觉得购买“中国制造”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们也好心地提出希望和建议：质量低劣的中国商品不仅会影响中国商品的总体形象，而且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上帝一定住在中国”
在非洲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个非洲母亲问孩子：“上帝住在哪里？”孩子答道：“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有人说，“非洲也许除了香烟是欧美的，部分果蔬是本地的，其他的基本都是‘Made in China’。”除小摊、走贩和商场外，一般的街市凡有档口、门面的商店，基本上被中国产品所占领。“中国制造”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甚至在南非世界杯上，中国宁波小作坊产的“呜呜祖啦”也抢尽风头。可以说，价廉的中国产品对提高收入不高的非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功不可没，这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可尽管这样，近年来，中国制造还是成为了非洲人民口中的劣质产品。
一位非洲人买了一台中国产DVD放映机，结果他看了几张碟，这台机器就开始偶尔“罢工缺勤”，最后干脆连图像都没有了，气得他每次见到中国的朋友，都抱怨他的那台DVD……这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最常遇见的麻烦。
学者刘植荣先生曾任世行埃塞俄比亚项目办公室主任，在他的博客上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情，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刘先生无奈，只好分辨说自己脚上穿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李宁牌旅游鞋，穿了许多年还没坏；身上穿的也是在中国买的中国制造的衣服，质量也不错。
与刘先生不一样，在非洲，许多姑娘在购买之前就放弃了“中国制造”。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DREAM LAND饭店服务员Brenda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
在乌干达的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该国贸工部长卡欣达·奥塔菲雷买了一双中国制皮鞋，刚过一周，鞋即出现变形、脱胶等诸多问题。他随即召集相关部门质询，由此引发了针对中国这类产品的“质量风暴”。
北非的埃及到南非的津巴布韦，东非的肯尼亚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几乎全非洲的百姓都在反映中国商品出现的质量问题，一些人甚至把来自中国的鞋子和裙子戏称为“一周鞋”和“三月裙”。除此之外，电源接线板不通电、方便面调料只有一小包盐、水龙头用不了多久就漏水……这样的问题也经常让“中国制造”蒙羞。
“This is original one,from Japan,not from China（这是原装货，日本产的，不是中国制造）！”这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语言。
又爱又恨的误解
非洲人一方面喜欢中国商品的廉价，同时也在抱怨中国商品时不时出现的质量问题。
他们的言谈中明显透出对中国商品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他们叫“中国制造”为“Fong Kong，”这个词的来源是“Fake and 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的假冒产品），将它们和那座诞生了李小龙和成龙的城市相提并论，也许正是因为三者都在这块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以广州越秀区小北为中心的大片区域里，居住着大量非洲来客，这里俨然成为了他们的商贸天地。上世纪90年代，广交会和广州批发经济首先引来的，并不是非洲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后，非洲人才开始追随阿拉伯人的步伐来到廣州。尽管他们在广州从事着与阿拉伯商人一样的贸易活动，但那些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厂商并不太怎么喜欢他们。
在中国商家看来，这些黑皮肤的商人都是“挑剔的提包客”， 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全塞在两三个大行李包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更重要的是他们资金微薄，钟爱低端产品……
广州站西某市场做外销服装的许小姐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理解他们的要求”，他们宁愿多花一些钱，也要买仿冒名牌的货物。是的，非洲人对于劣质的中国产品颇有怨言，抱怨中国人把一些二三流的劣质商品带到非洲“坑害非洲兄弟”。但很多非洲百姓并不会想到，“中国制造”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廉价产品，中国同样生产奢侈品，廉价产品也需根据一个市场购买力和法则。而他们的商人丈量着国情，选择了前者。
尼日利亚商人Ron承认，因为购买的人多，所以他经常购入这样的低端产品。Ron经常定期搭飞机来中参加广交会并做大批采购，他和小北的一家商贸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纺织品进口是尼日利亚禁止的，还是有大量纺织品流入市场，冲垮了当地的民族企业。Ron说，他也很明白这不是中国产品的错，不是我们冲垮了他们，而是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然淘汰的法则。虽然政府下过禁令，并查封过几次中国商城，但屡禁不止，缺电缺水缺劳力缺市场以及各项政府的苛捐杂税也使当地民营企业难以回天。
但在理解之外，Ron还是表示，在非洲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普通百姓，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非常关注。服装鞋帽或许不算大事，但更麻烦的是，中国企业曾因销售假药，被非洲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列入黑名单，在网站和报纸上公布，这无疑给“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蒙上了浓黑的阴影。
“中国制造”的集团效应
从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这片大陆就不再孤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完完全全的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不幸的是，先行的“中国制造”成为了他们认识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媒介。
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美国制造的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是靠品牌支撑的，而中国制造不一样，是集体形象。中国制造产生影响是靠集团效应，也就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集团效应最怕的就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所以在中国制造还不能靠品牌支撑的情况下，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全方位地提升品质，同时，也只有在普遍提升品质的基础上，才会有一些品牌站住脚。
中国作为“亚洲强国”也好，“世界工厂”也罢，在它向非洲输出的同时，却没能在非洲设立几家自己的工厂——尽管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总体投资不断扩大。以尼日利亚为例，在2008年和2009年，该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就逾越了80亿美元。也许只有当中国的正规工厂建立到非洲大陆上，“中国制造”才能真正展现它消失在非洲人民眼中的另一面。
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政治经济理论，说市场和消费者对商品有三种反应态度：一种是对这种商品保持忠诚；另一种正相反，是改变和退出，不再接受这种商品了；第三种是声音，就是说还接受这种商品但对它发出不满的声音，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尽管非洲的一些批评也许过于泛政治化，但总体上说，也许对中国制造而言，更是一种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