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剧场里第二次敲响了钟声，马上正式开演。陈道明站在后台，最后检查了一次行头。徐昂走过去，跟他握了一下手，冰凉。
即将到来的一刻，对陈道明意义极不寻常。他上一次亮相话剧舞台，已经是整整30年前。那是他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师资进修班毕业大戏《无辜的罪人》公演，他饰演剧中被遗弃的孤儿聂兹那默夫。“你越是怜悯我，我越是憎恨你！”那天愤怒地喊出这句台词时，他满脸通红，泪流不止，身体发抖。指导老师用“奇妙的瞬间”形容他的毕业演出。
后来这30年，陈道明用无数个“奇妙的瞬间”把自己造就成国内绝对一线男星。只是除了影视剧，再没有人在话剧舞台上看过那些瞬间。这些年，很多话剧导演找过他。北京人艺也曾找他出演话剧《围城》里的方鸿渐——那个角色曾是陈道明被亿万电视观众熟知的成名作。但是他拒绝了。声名越大，复出这一刻越是微妙而复杂。
最终打动陈道明的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分文不取做出了重回话剧舞台的决定。这个年轻人，就是人艺青年导演徐昂，剧本叫《喜剧的忧伤》。
第三次钟声响起，陈道明时隔30年的话剧首秀正式开始。他和徐昂对视一眼，彼此点点头。大幕拉开，从这刻开始，徐昂的人生也将改变。
《喜剧的忧伤》的演出宣传单酷似请柬，封面除了陈道明和何冰两位主演的半身照，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惟一出现的署名是“编剧：三谷幸喜”。打开内页，徐昂在导演之外的另一个工作是“剧本本土化”。
1996年，日本《读卖新闻》将年度最优秀戏剧作品奖授予鬼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从那时开始，这个发生在日本战时非常时期昭和15年的故事便化作不同的语言版本，在很多国家的舞台久演不衰。2007年3月，继俄语版、法语版问世之后，英国金牌戏剧制作人比尔·柯莱特亲自操刀，改编创作英语版《最后的笑声》。
徐昂第一次看到的正是这个版本。“当今世上最高级的喜剧”，《泰晤士报》的评价，和他内心的感受如出一辙。
“在人艺的舞台上只有过一次由两个演员演一出戏的纪录。那是在1985年，由于是之、朱琳两位表演艺术家演出的《洋麻将》；事隔二十余载，《喜剧的忧伤》如您所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二次……”宣传单上，院长张和平写下了这句话。
徐昂的改编沿袭了三谷幸喜原作的形态和精髓，依然是一个发生在审查官和编剧之间的双人话剧。他将故事背景放在了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地点是陪都重庆。两个角色没有姓名，以审查官和编剧互称。陈道明饰演的军官从战场负伤归来，成为新任文化审查官。在他眼中，国难当头，应该禁止一切娱乐。何冰饰演的编剧供职于一个喜剧剧团，正将新剧本送审。一个痛恨喜剧的审查官，和一个为了剧团上下必须让剧本通过的编剧，在审查办公室展开了历时7天的拉锯战。
“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大剧场里两个人的戏都很少。确实难度太大了。形式越简单，对导演和演员的要求越高。”徐昂曾把剧本给刘恒、邹静之、万芳、郭启宏等多位知名编剧看过，原本这是一个小剧场话剧，陈道明加盟后，院长张和平决定让它亮相大剧场。
《笑的大学》让徐昂心仪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女演员。“优秀的舞台剧女演员可以期待，但很难培养。全世界最优质的舞台剧，几乎没有写给女演员的。她们一上台，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好不好看，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对美学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衅。我用女演员有两个条件，一是她特别合适，二是她像宋丹丹这样，在舞台上有极端的能力，甚至一个人可以挽救一台戏。”
和陈道明演对手戏的人艺演员何冰，也是陈心中理想的人选。“在演员这个圈子里，我是个很傲慢的人。如果让我说出几个在圈子里我很佩服的人，陈道明就是其中之一。”当何冰说出这番话时，徐昂很清楚，这次合作所有人期待都很高，大家在憧憬着一个更高级的舞台方向。但是，陈道明毕竟30年没有登台。
“不要说30年，一个演员如果10年没有上台，就有很多感觉需要慢慢找回来。排练时，要把表演幅度放到多大上台才算合适？这是个难题。第一排的观众离他四五米，最后一排离他20米。你怎么做到让最后一排的观众能够看清你的表演，又不让第一排的人觉得过分？”徐昂说。
除了导演，徐昂的另一个身份是演员。在首都剧场，他已经演出过上千场。何冰更多，那个数字是几千场。陈道明是第一次。
因为排练迟到，徐昂被陈道明骂过一次。和人艺很多老艺术家排戏的习惯一样，陈道明从不迟到。因为那次挨骂，徐昂改掉了迟到的毛病。据组里同事回忆，他俩更激烈的争吵，是一次在小会议室里的创作会。
那次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审查官”这个角色。在陈道明最初的想象里，这是个十足的“党棍”——这不怪陈道明，就算你没有看过戏里审查官对编剧的种种诘难，从不知道陈道明塑造的是一个独眼龙形象，你也会认同他开始的人物定位。后来看戏时，冯小刚大概是那晚惟一没有笑的观众。散场后，他在饭桌上把盘子砸了，失态发作了一次——这个角色让他想起了新作《一九四二》这些年在审查上遭遇的种种挫折。
“你把党棍理解成这个人的外衣也成，但那不是他本身。”徐昂对陈道明说，“这个人是善良的，他必须是一个内心世界很柔软的人。要不然他养黄鸟、演戏中戏那一段，根本站不起来。党棍，是外部环境赋予他的职务属性，导致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和人交流。如果我们认为审查制度是一种病的话，那他一定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一个病人。”
“就算你说的都对，在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反映一个党棍？就把这个形象放在这里，让观众自己看？”陈道明反问。
“编剧的确是弱势的一方，审查官有他错的一面，但不是所有的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自己的扭曲和分裂，在于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内心的一腔热忱，因为国家机器加给他的一身桎梏让他没法表达。如果他内心不柔软，他不可能偷偷跟上面递条子希望留住编剧，不让他参军，他知道编剧肯定有去无回。”
那天的讨论相持了四五个小时，同事后来回忆，徐昂急得脸通红，“就是在嚷嚷”。 建组发布会上，记者问陈道明“首轮演完，是否继续？”“这轮儿还担心卖不出票去呢！”陈道明说，“今年演完一轮就不演了，明年可能也悬。”不过他同时表达了另外一种可能：既然生出了一个孩子，要是他很健康、很完美，我会总想牵着他的手。
“当你真的面对一个所谓的成败的时候，一切只是刚开始。起初，你是兴奋的；紧接着，就是焦虑；焦虑之后，你会发现，成败其实无所谓。”徐昂这样回忆一路走来的心态。空前的商业成功，让他和陈道明的顾虑烟消云散。二轮开票，依然一票难求。两轮进账千万，《喜剧的忧伤》刷新了演出市场的纪录，也绕不开走红之后的巨大争议。
陈道明、何冰主演话剧《喜剧的忧伤》
在陈道明的表演方法争论之外，最大的分歧依然还是看不见的意识形态那只手。话剧导演孟京辉公开表达了他的不满，“这是被强奸者为强奸者唱赞歌。”
徐昂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那是他在捷克共产主义博物馆拍摄的各种陈列展品。它记录的是从1921年捷克共产党成立到“布拉格之春”之间的历史。列宁像、党徽、旗帜……那里几乎汇集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政治符号，也记录着一代人后来破灭的激情与梦想。《喜剧的忧伤》结尾审查官和编剧道别时，传来的音乐是一首苏联歌曲《向斯拉夫女人告别》。
“作为年轻人，我不是不懂，不是没有抗争，但是你需要冷静，要想想核心危险是什么。就像戏里的编剧，如果你一上来，就说我一个字都不动，那也就没后面的事了。一字不改，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也就拒绝承认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指导下变异中的意识形态里，你彻底隔绝或者顺从，都不会走到那个光明点。你得既承认自己存在，又不承认他让你做的完全是对的，这才有意义，才好玩儿。”
《喜剧的忧伤》最后一刻，红色的灯光从台上窗户透过来，整个舞台都弥漫着中国人最熟悉和了解的颜色。“你说它是战争也好，寓意编剧的死亡也好，还是这两个人在这一瞬间的情感被封存在那个时段也好，不管它是什么，它和整部戏要传达的意识形态是相左的。这就是中国现在文化的一个现状，大家并不真的去关心这个意识形态，但是又活在其中。”停了一会儿，徐昂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是极其肤浅的。”
高中时代，徐昂非常讨厌他看过的那些戏剧，“因为虚假”。当时体育老师正在和一个中戏女孩恋爱，所以经常带他们去中戏看戏。在那里，他的看法慢慢转变，直到最后看了表演系93级毕业大戏《仲夏夜之梦》。“他们的表演完全没有做作，眼神里闪着一些特别生动的光，我能明确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反对什么。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喜欢戏剧。”
2001年，徐昂从中戏导演系毕业。他是班上深受欢迎的尖子生，表演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深受好评。当时有3个工作机会摆在面前：一是去香港演艺学院当老师，一是去嘉禾电影公司。他选择了人艺。徐昂家住南池子，每天上学都会经过那里，“对我来说人艺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到今天他依然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当时演员队和导演组给他挑，他进了导演组。
在人艺做导演，要走一条漫长的路。最初的职务是导演助理，然后是副导演，接下来是导演、执行导演、联合导演，最后才是独立导演。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就很容易掂量出《喜剧的忧伤》在这个青年导演职业生涯中的真实分量。戏里埋藏了很多微妙的细节，是他向剧院和多年积累悄然致敬。
审查官养的黄鸟，出自《茶馆》松二爷；那句“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出自《雷雨》；剧本里原来写的噎死希特勒的是粽子，后来改成窝头，因为院庆大戏有一部是《窝头会馆》；陈道明在高潮段落有一句“什么他妈领导，戏比天大”，后面那4个字，是院训的一部分，几十年如一日，悬挂在三楼排练厅正上方。
非典过后，人艺受命创作表现北京抗击非典的话剧《北街南院》，那是徐昂第一次做执行导演。在很长的时期内，这是他所在的剧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北京人艺毕竟是市委领导，如果像梅兰芳先生那样，自己挑一个班，当然就是以利益为先。北京人艺一直以北京话为笔触，通过一批艺术家在表演上的独特能力，在软化意识形态宣传的硬伤。它让观众把目光停留在演员身上，而忽略它背后的传达。”
“我对纯意识形态非常反感，如果靠这个来挣这碗饭，那不纯洁。我希望大家在吃上饭的基础上，能有些真的艺术探讨。”所以，票房成功这事至关重要。“你真跟人要饭吃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他不给你就得饿死。在审查制度还很严苛的环境下，你必须留一手，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活着，还能做点东西。如果戏剧能够找到一种形式，有了票房和市场，你就可以不靠很多东西了。”
陈道明带来的不仅仅是票房，一些看不见的墙也受到了挑战。首都剧场在业内外至今享有殿堂级声望。最初演出那几天，有人不停尖叫、高喊，甚至打横幅，就差带荧光棒了。那是一群听演唱会多看话剧少的狂热粉丝，他们的出现让戏剧和剧场遇到了新问题。徐昂觉得，“即便如此，也要先让人进来。然后我再慢慢告诉你规矩。”
二轮演出几场过后，下台来的陈道明跟徐昂说：我觉得我开始稳定了。他算了一下，加上首轮18场演出，从双手冰凉到游刃自信，陈道明只用了二十几场。不过最让他欣慰的不是演员开始自如，“我觉得有了《喜剧的忧伤》，我才跟这个职业或者说是事业，有了第一次真正的对话。”
即将到来的一刻，对陈道明意义极不寻常。他上一次亮相话剧舞台，已经是整整30年前。那是他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师资进修班毕业大戏《无辜的罪人》公演，他饰演剧中被遗弃的孤儿聂兹那默夫。“你越是怜悯我，我越是憎恨你！”那天愤怒地喊出这句台词时，他满脸通红，泪流不止，身体发抖。指导老师用“奇妙的瞬间”形容他的毕业演出。
后来这30年，陈道明用无数个“奇妙的瞬间”把自己造就成国内绝对一线男星。只是除了影视剧，再没有人在话剧舞台上看过那些瞬间。这些年，很多话剧导演找过他。北京人艺也曾找他出演话剧《围城》里的方鸿渐——那个角色曾是陈道明被亿万电视观众熟知的成名作。但是他拒绝了。声名越大，复出这一刻越是微妙而复杂。
最终打动陈道明的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分文不取做出了重回话剧舞台的决定。这个年轻人，就是人艺青年导演徐昂，剧本叫《喜剧的忧伤》。
第三次钟声响起，陈道明时隔30年的话剧首秀正式开始。他和徐昂对视一眼，彼此点点头。大幕拉开，从这刻开始，徐昂的人生也将改变。
做高级的戏剧
《喜剧的忧伤》的演出宣传单酷似请柬，封面除了陈道明和何冰两位主演的半身照，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惟一出现的署名是“编剧：三谷幸喜”。打开内页，徐昂在导演之外的另一个工作是“剧本本土化”。
1996年，日本《读卖新闻》将年度最优秀戏剧作品奖授予鬼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从那时开始，这个发生在日本战时非常时期昭和15年的故事便化作不同的语言版本，在很多国家的舞台久演不衰。2007年3月，继俄语版、法语版问世之后，英国金牌戏剧制作人比尔·柯莱特亲自操刀，改编创作英语版《最后的笑声》。
徐昂第一次看到的正是这个版本。“当今世上最高级的喜剧”，《泰晤士报》的评价，和他内心的感受如出一辙。
“在人艺的舞台上只有过一次由两个演员演一出戏的纪录。那是在1985年，由于是之、朱琳两位表演艺术家演出的《洋麻将》；事隔二十余载，《喜剧的忧伤》如您所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二次……”宣传单上，院长张和平写下了这句话。
徐昂的改编沿袭了三谷幸喜原作的形态和精髓，依然是一个发生在审查官和编剧之间的双人话剧。他将故事背景放在了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地点是陪都重庆。两个角色没有姓名，以审查官和编剧互称。陈道明饰演的军官从战场负伤归来，成为新任文化审查官。在他眼中，国难当头，应该禁止一切娱乐。何冰饰演的编剧供职于一个喜剧剧团，正将新剧本送审。一个痛恨喜剧的审查官，和一个为了剧团上下必须让剧本通过的编剧，在审查办公室展开了历时7天的拉锯战。
“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大剧场里两个人的戏都很少。确实难度太大了。形式越简单，对导演和演员的要求越高。”徐昂曾把剧本给刘恒、邹静之、万芳、郭启宏等多位知名编剧看过，原本这是一个小剧场话剧，陈道明加盟后，院长张和平决定让它亮相大剧场。
《笑的大学》让徐昂心仪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女演员。“优秀的舞台剧女演员可以期待，但很难培养。全世界最优质的舞台剧，几乎没有写给女演员的。她们一上台，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好不好看，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对美学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衅。我用女演员有两个条件，一是她特别合适，二是她像宋丹丹这样，在舞台上有极端的能力，甚至一个人可以挽救一台戏。”
和陈道明演对手戏的人艺演员何冰，也是陈心中理想的人选。“在演员这个圈子里，我是个很傲慢的人。如果让我说出几个在圈子里我很佩服的人，陈道明就是其中之一。”当何冰说出这番话时，徐昂很清楚，这次合作所有人期待都很高，大家在憧憬着一个更高级的舞台方向。但是，陈道明毕竟30年没有登台。
“不要说30年，一个演员如果10年没有上台，就有很多感觉需要慢慢找回来。排练时，要把表演幅度放到多大上台才算合适？这是个难题。第一排的观众离他四五米，最后一排离他20米。你怎么做到让最后一排的观众能够看清你的表演，又不让第一排的人觉得过分？”徐昂说。
除了导演，徐昂的另一个身份是演员。在首都剧场，他已经演出过上千场。何冰更多，那个数字是几千场。陈道明是第一次。
强奸者的赞歌？
因为排练迟到，徐昂被陈道明骂过一次。和人艺很多老艺术家排戏的习惯一样，陈道明从不迟到。因为那次挨骂，徐昂改掉了迟到的毛病。据组里同事回忆，他俩更激烈的争吵，是一次在小会议室里的创作会。
那次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审查官”这个角色。在陈道明最初的想象里，这是个十足的“党棍”——这不怪陈道明，就算你没有看过戏里审查官对编剧的种种诘难，从不知道陈道明塑造的是一个独眼龙形象，你也会认同他开始的人物定位。后来看戏时，冯小刚大概是那晚惟一没有笑的观众。散场后，他在饭桌上把盘子砸了，失态发作了一次——这个角色让他想起了新作《一九四二》这些年在审查上遭遇的种种挫折。
“你把党棍理解成这个人的外衣也成，但那不是他本身。”徐昂对陈道明说，“这个人是善良的，他必须是一个内心世界很柔软的人。要不然他养黄鸟、演戏中戏那一段，根本站不起来。党棍，是外部环境赋予他的职务属性，导致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和人交流。如果我们认为审查制度是一种病的话，那他一定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一个病人。”
“就算你说的都对，在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反映一个党棍？就把这个形象放在这里，让观众自己看？”陈道明反问。
“编剧的确是弱势的一方，审查官有他错的一面，但不是所有的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自己的扭曲和分裂，在于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内心的一腔热忱，因为国家机器加给他的一身桎梏让他没法表达。如果他内心不柔软，他不可能偷偷跟上面递条子希望留住编剧，不让他参军，他知道编剧肯定有去无回。”
那天的讨论相持了四五个小时，同事后来回忆，徐昂急得脸通红，“就是在嚷嚷”。 建组发布会上，记者问陈道明“首轮演完，是否继续？”“这轮儿还担心卖不出票去呢！”陈道明说，“今年演完一轮就不演了，明年可能也悬。”不过他同时表达了另外一种可能：既然生出了一个孩子，要是他很健康、很完美，我会总想牵着他的手。
“当你真的面对一个所谓的成败的时候，一切只是刚开始。起初，你是兴奋的；紧接着，就是焦虑；焦虑之后，你会发现，成败其实无所谓。”徐昂这样回忆一路走来的心态。空前的商业成功，让他和陈道明的顾虑烟消云散。二轮开票，依然一票难求。两轮进账千万，《喜剧的忧伤》刷新了演出市场的纪录，也绕不开走红之后的巨大争议。
在陈道明的表演方法争论之外，最大的分歧依然还是看不见的意识形态那只手。话剧导演孟京辉公开表达了他的不满，“这是被强奸者为强奸者唱赞歌。”
徐昂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那是他在捷克共产主义博物馆拍摄的各种陈列展品。它记录的是从1921年捷克共产党成立到“布拉格之春”之间的历史。列宁像、党徽、旗帜……那里几乎汇集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政治符号，也记录着一代人后来破灭的激情与梦想。《喜剧的忧伤》结尾审查官和编剧道别时，传来的音乐是一首苏联歌曲《向斯拉夫女人告别》。
“作为年轻人，我不是不懂，不是没有抗争，但是你需要冷静，要想想核心危险是什么。就像戏里的编剧，如果你一上来，就说我一个字都不动，那也就没后面的事了。一字不改，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也就拒绝承认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指导下变异中的意识形态里，你彻底隔绝或者顺从，都不会走到那个光明点。你得既承认自己存在，又不承认他让你做的完全是对的，这才有意义，才好玩儿。”
《喜剧的忧伤》最后一刻，红色的灯光从台上窗户透过来，整个舞台都弥漫着中国人最熟悉和了解的颜色。“你说它是战争也好，寓意编剧的死亡也好，还是这两个人在这一瞬间的情感被封存在那个时段也好，不管它是什么，它和整部戏要传达的意识形态是相左的。这就是中国现在文化的一个现状，大家并不真的去关心这个意识形态，但是又活在其中。”停了一会儿，徐昂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是极其肤浅的。”
第一次真正的对话
高中时代，徐昂非常讨厌他看过的那些戏剧，“因为虚假”。当时体育老师正在和一个中戏女孩恋爱，所以经常带他们去中戏看戏。在那里，他的看法慢慢转变，直到最后看了表演系93级毕业大戏《仲夏夜之梦》。“他们的表演完全没有做作，眼神里闪着一些特别生动的光，我能明确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反对什么。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喜欢戏剧。”
2001年，徐昂从中戏导演系毕业。他是班上深受欢迎的尖子生，表演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深受好评。当时有3个工作机会摆在面前：一是去香港演艺学院当老师，一是去嘉禾电影公司。他选择了人艺。徐昂家住南池子，每天上学都会经过那里，“对我来说人艺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到今天他依然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当时演员队和导演组给他挑，他进了导演组。
在人艺做导演，要走一条漫长的路。最初的职务是导演助理，然后是副导演，接下来是导演、执行导演、联合导演，最后才是独立导演。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就很容易掂量出《喜剧的忧伤》在这个青年导演职业生涯中的真实分量。戏里埋藏了很多微妙的细节，是他向剧院和多年积累悄然致敬。
审查官养的黄鸟，出自《茶馆》松二爷；那句“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出自《雷雨》；剧本里原来写的噎死希特勒的是粽子，后来改成窝头，因为院庆大戏有一部是《窝头会馆》；陈道明在高潮段落有一句“什么他妈领导，戏比天大”，后面那4个字，是院训的一部分，几十年如一日，悬挂在三楼排练厅正上方。
非典过后，人艺受命创作表现北京抗击非典的话剧《北街南院》，那是徐昂第一次做执行导演。在很长的时期内，这是他所在的剧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北京人艺毕竟是市委领导，如果像梅兰芳先生那样，自己挑一个班，当然就是以利益为先。北京人艺一直以北京话为笔触，通过一批艺术家在表演上的独特能力，在软化意识形态宣传的硬伤。它让观众把目光停留在演员身上，而忽略它背后的传达。”
“我对纯意识形态非常反感，如果靠这个来挣这碗饭，那不纯洁。我希望大家在吃上饭的基础上，能有些真的艺术探讨。”所以，票房成功这事至关重要。“你真跟人要饭吃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他不给你就得饿死。在审查制度还很严苛的环境下，你必须留一手，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活着，还能做点东西。如果戏剧能够找到一种形式，有了票房和市场，你就可以不靠很多东西了。”
陈道明带来的不仅仅是票房，一些看不见的墙也受到了挑战。首都剧场在业内外至今享有殿堂级声望。最初演出那几天，有人不停尖叫、高喊，甚至打横幅，就差带荧光棒了。那是一群听演唱会多看话剧少的狂热粉丝，他们的出现让戏剧和剧场遇到了新问题。徐昂觉得，“即便如此，也要先让人进来。然后我再慢慢告诉你规矩。”
二轮演出几场过后，下台来的陈道明跟徐昂说：我觉得我开始稳定了。他算了一下，加上首轮18场演出，从双手冰凉到游刃自信，陈道明只用了二十几场。不过最让他欣慰的不是演员开始自如，“我觉得有了《喜剧的忧伤》，我才跟这个职业或者说是事业，有了第一次真正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