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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3日，是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老校长李先念诞辰100周年，同时，也是“革大”建校60周年，在这双喜临门之际，作为“革大”第一期结业的老学员，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李先念同志关心群众，关注民生的二三事介绍给亲爱的读者，以表缅怀之情。
1950年底我从咸宁县委调往中共大冶地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地委驻鄂城县城关镇(现鄂州市)，地委书记是张体学同志，张体学是李先念的部下，每年，李先念总要到大冶地委去三至四次，每次去了都要找地直和行署机关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座谈，从工作、学习、思想、生活，一直谈到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深入细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省主席的官架子。有一次座谈会我参加了，当他知道我是“革大”的学生，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时候，校长说：“好学生。但是，不能骄傲啊。”大家笑了，我也笑了。座谈之后，即召集地直行署和鄂城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讲国内外形势，讲得非常的生动。
1950~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先念非常重视，身体力行。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先念同志指示，在1950年6月3日至9月13日的102天内，给受批评的各机关(政府)发出94封信，对情节严重者，还派专人下去督促检查，将事实经过、处理情况在报纸上披露。
1952年lO月上旬，李先念主席收到沔阳县(现仙桃市)17岁农家女子闵全贵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身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向沔阳(娘家所在地)、洪湖(婆家所在地)两县法院申诉离婚后，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她请求敬爱的李主席予以支持，帮助解决。
先念同志看完来信，立即作了批示，要求两县法院认真调查，尽快作出公正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寄交湖北日报发表。10月12日，湖北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出了闵全贵写给李先念主席的信和先念同志为此所作的批语。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不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主席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先念同志再次写出批语，批判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湖jE日报再次刊出了闵全贵写给李主席的信和先念同志的批语。
遵照先念同志意见，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情况，迅速作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1953年，闵全贵结婚了，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第三次写信给李主席，告诉了这个喜讯，并表示衷心感谢李主席。
1984年7月，湖北日报又收到了闵全责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10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再次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谢已是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解放初期，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念同志对土改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非常的关心。当土改运动取得一些成绩后，有些干部产生自满情绪，工作不深人，简单图快，走过场，我将这些情况写成文字稿及时反映给湖北日报，先念同志阅读后，专门写文章，1951年4月6日的湖北日报头版整个版面，配合我写的《大冶专区土改取得一些成绩后，干部产生自满情绪》的报道，发表了李先念同志写的《麻痹、骄傲、自满、急燥都是错误》的文章和湖北日报写的《克服自满情绪，把土改运动深入一步》的社论，对正确开展土改运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59年12月，正是寒冬腊月，老校长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省委、荆州地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漳河水库工地视察，连续视察了观音寺大坝、鸡公尖大坝、烟墩渠道闸等工程地段。当时担任观音寺大坝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革大”第一期校友郑希天同志回忆说：“……校长到达观音寺大坝时。我有意向他靠近些，便于回答他老人家的询问。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安全，他问得最多的便是民工生活。当他得知工地民工口粮紧张时，非常重视，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越是在生活困难时，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只有这样群众干劲才会持久……”
视察结束后，荆门县委请他到县招待所去吃饭，老校长却说：“在指挥部吃饭不是一样吗?”工地食堂只得临时作了一顿随茶便饭，李先念同志兴致勃勃地入席就座，十分随和可亲。郑希天同志回忆说：“……作为先念同志的学生，我理应先给他敬酒。我满满斟上一杯酒，双手捧起，走到校长面前说，我代表4万民工，向首长敬酒!”一提到群众，李校长目光一亮，豪爽地说：“好，我喝。”接过一杯，一饮而尽……
“革大”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老校长李先念是一位老延安，他给当年“革大”制定的三条校训：跟共产党走、忠诚地为人民服务、无条件服从组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其内涵都是延安精神。从“革大”培养出来的15000多名干部，就是用这3条校训定格管了一生，管了一辈子。当年，分配到荆州的“革大”校友2000余人，他们亲自参加了清剿土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立下了功劳。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高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上奔走了一生，无私奉献了一生，艰苦奋斗了一生，由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小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爷子、老太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晚年，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还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奉献霞光，这是什么精神?是老校长李先念传帮带，带出来的“革大”精神。“革大”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延安精神。
1950年底我从咸宁县委调往中共大冶地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地委驻鄂城县城关镇(现鄂州市)，地委书记是张体学同志，张体学是李先念的部下，每年，李先念总要到大冶地委去三至四次，每次去了都要找地直和行署机关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座谈，从工作、学习、思想、生活，一直谈到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深入细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省主席的官架子。有一次座谈会我参加了，当他知道我是“革大”的学生，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时候，校长说：“好学生。但是，不能骄傲啊。”大家笑了，我也笑了。座谈之后，即召集地直行署和鄂城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讲国内外形势，讲得非常的生动。
1950~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先念非常重视，身体力行。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先念同志指示，在1950年6月3日至9月13日的102天内，给受批评的各机关(政府)发出94封信，对情节严重者，还派专人下去督促检查，将事实经过、处理情况在报纸上披露。
1952年lO月上旬，李先念主席收到沔阳县(现仙桃市)17岁农家女子闵全贵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身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向沔阳(娘家所在地)、洪湖(婆家所在地)两县法院申诉离婚后，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她请求敬爱的李主席予以支持，帮助解决。
先念同志看完来信，立即作了批示，要求两县法院认真调查，尽快作出公正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寄交湖北日报发表。10月12日，湖北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出了闵全贵写给李先念主席的信和先念同志为此所作的批语。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不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主席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先念同志再次写出批语，批判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湖jE日报再次刊出了闵全贵写给李主席的信和先念同志的批语。
遵照先念同志意见，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情况，迅速作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1953年，闵全贵结婚了，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第三次写信给李主席，告诉了这个喜讯，并表示衷心感谢李主席。
1984年7月，湖北日报又收到了闵全责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10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再次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谢已是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解放初期，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念同志对土改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非常的关心。当土改运动取得一些成绩后，有些干部产生自满情绪，工作不深人，简单图快，走过场，我将这些情况写成文字稿及时反映给湖北日报，先念同志阅读后，专门写文章，1951年4月6日的湖北日报头版整个版面，配合我写的《大冶专区土改取得一些成绩后，干部产生自满情绪》的报道，发表了李先念同志写的《麻痹、骄傲、自满、急燥都是错误》的文章和湖北日报写的《克服自满情绪，把土改运动深入一步》的社论，对正确开展土改运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59年12月，正是寒冬腊月，老校长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省委、荆州地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漳河水库工地视察，连续视察了观音寺大坝、鸡公尖大坝、烟墩渠道闸等工程地段。当时担任观音寺大坝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革大”第一期校友郑希天同志回忆说：“……校长到达观音寺大坝时。我有意向他靠近些，便于回答他老人家的询问。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安全，他问得最多的便是民工生活。当他得知工地民工口粮紧张时，非常重视，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越是在生活困难时，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只有这样群众干劲才会持久……”
视察结束后，荆门县委请他到县招待所去吃饭，老校长却说：“在指挥部吃饭不是一样吗?”工地食堂只得临时作了一顿随茶便饭，李先念同志兴致勃勃地入席就座，十分随和可亲。郑希天同志回忆说：“……作为先念同志的学生，我理应先给他敬酒。我满满斟上一杯酒，双手捧起，走到校长面前说，我代表4万民工，向首长敬酒!”一提到群众，李校长目光一亮，豪爽地说：“好，我喝。”接过一杯，一饮而尽……
“革大”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老校长李先念是一位老延安，他给当年“革大”制定的三条校训：跟共产党走、忠诚地为人民服务、无条件服从组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其内涵都是延安精神。从“革大”培养出来的15000多名干部，就是用这3条校训定格管了一生，管了一辈子。当年，分配到荆州的“革大”校友2000余人，他们亲自参加了清剿土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立下了功劳。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高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上奔走了一生，无私奉献了一生，艰苦奋斗了一生，由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小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爷子、老太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晚年，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还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奉献霞光，这是什么精神?是老校长李先念传帮带，带出来的“革大”精神。“革大”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