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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教师主要通过作业、试卷等书面形式考查蒙古留学生对字、词、语法等的掌握和使用情况。汉字书写水平成为反映学生学习情况的一个判断标准。外国学生在汉语环境中听、说、读的能力往往得到较快的提高，而“写”这种能力的提高则相对较慢。中高级班的蒙古留学生在写字的时候常常会犯在初级班时犯过的错误。有些蒙古留学生在写同一个字时会犯相同的错误，而其他母语背景的学生写这个字时犯的错误则与他们相差较远。不仅如此，很多留学生写出的汉字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当你看第一眼时会对这个字产生熟悉感，认为是正确的，但细加分辨就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可能只是很细微的一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吴门吉、高定国①，江新、柳燕梅②，肖奚强③，高立群④等人对外国学生的汉字书写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字偏误分析、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在自然写作中出现的汉字书写错误类型分析，以及对汉字正字法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他们通过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进行认读、填空、听写，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分类，并统计正确率，在对结果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不同的母语背景对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有人采用语义归类与音位删除两种作业方式考察母语为汉语（非拼音文字背景）与母语为韩语（拼音文字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识别单词时对语音与字形的依赖程度时发现，相对于韩国学生，汉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对语音信息依赖较少，而对字形信息依赖更多。因此，可以认为，不同的母语书写系统会影响第二语言的认知方式。蒙古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自身的母语背景，不论是语音系统方面还是文字书写系统方面的知识，都会对他们的汉语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我们对随机抽取的40份蒙古留学生作业进行错字统计，其中包括初级班24份，中高级班16份（每一份中多次重复出现的错字只记录一次），一共出现了396个错字。出错情况如表1：
经统计，在中高级班测试结果中共出现127个错字，音同或音近造成的错用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有17个，如：蓝（篮）球、一（以）前、理（里）、原（源）、海样（洋）等，占所有错误的14%；声旁错误3个，如：（娘）、（试）、（妹）等，约占2%；形旁错误10个，如：准（谁）、枝（技）、性（姓）、订（打）等，约占8%；部件书写错误97个，如：（这）、（喜）、（候）、（害）等，约占76%。在初级班的测试结果中，一共有269个错误，其中错用同音字或音近字21个，如：门（们）、晶（景）、字（子）、饿（鳄）、第（弟）等，约占8%；声旁错误16处，如：（境）、（湖）、
（遍）、（妹）、披（报）等，约占6%；形旁错误25个，如：怀（环）、（球）、住（柱）、姓（性）等，约占9%；部件书写错误207个，如：（学）、
（厉）、（四）、（我）等，约占77%。
由表2可知汉字部件错误不仅是初级蒙古留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也是中高级蒙古留学生的最薄弱环节。错写形旁的情况并不随学习的深入有很大改善，但声旁的出错率在中高级学生中降低许多。可是随着习字量的增大，中高级学生将同音字混淆的情况比初级学生稍严重一些。我们先看形声字中的问题。
有关汉字偏误分析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在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的汉字加工中，由于对汉字形声字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对声旁提示语音的功能还不敏感，所以在汉字学习和记忆中更多地依赖于字形信息。但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形声字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会越来越自觉地利用声旁提供的信息，汉字偏误就会较多地发生在形旁位置⑤。由表2中的数据可看出中高级学生在书写形声字时声旁错误较少，而形旁错误较多。与中高级学生相比，初级学生的声旁出错率较多。这表明中高级学生的声旁利用率大大提高了。这一结果与汉字偏误分析的共同结果相符。
从表3可以看出，初级班学生书写的错误
部件多是右部件和下部件，如（妹）、披（报）、
（很）、（试）等，而中高级班学生在左部
件和上部件出错较多，如（越）、（新）、
（岁）、复（夏）等。因为汉字中声旁通常作为右部件和下部件出现⑥，所以可以推断出中高级班的学生更多出现的是形旁书写的错误。
蒙古留学生作为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字音与字的结构部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后，会与自身原有的母语背景知识——字位与书写字母可以匹配这一规律相结合，形成汉字字音与声旁固定对应的认识。但是汉字这种非拼音文字其字形结构与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律。一般，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但是汉字与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拼音文字系统来说更具有任意性。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声旁可以为整字提供一定的语音线索，但是形声字的有效表音率不高。蒙古留学生在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声旁意识但已经开始注意到声旁规律性的时候，会按母语的习惯去认知形声字，出现负迁移现象造成声旁的误用，从而导致形声字的书写错误。
三
外国学生错字中的偏误可以系统地进行划分。肖奚强在《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中从部件角度对外国学生成系统的三类汉字偏误进行了讨论，将其分为：（1）部件的改换，有形近改换（如：口—日）、义近改换（如：走—足）和类化改换（如：女性—女姓）等。（2）部件的增加或减损，有增加义符（如：掌握—撑握）和减损义符（如：城堡—城保）等。（3）部件的变形与变位，有母语迁移变形（如：将竹字头即“”写成）
和部件镜像变位（如：将“领”写成“”）等。蒙古学生的汉字书写也存在这几类错误，如“免—兔、—式、—第、—频”等等。汉字的结构是立体的，三维的，由笔画构成部件，再由部件通过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基本位置组合成整字，是一种多向进行的视读单位，在视网膜上的映像远复杂于拼音文字。汉字可以分为笔画、部件、结构、整字几个层面，在每一层面的书写上蒙古学生都可能会出现错误，如笔画的增减（语—），笔形失准（变—）、部件改换（女性—女姓）、结构失调（冒—）等。
喻柏林、曹河圻⑦在关于“笔画数配置对汉字认知的影响”研究中曾以建筑美学观点对汉字进行比拟，用建筑群的结构将汉字的结构形象化。建筑群的参差林立形象地表现出了汉字的立体结构。而拼音文字的结构很简单，是先左后右或先右后左的一维结构，呈现为单向线性排列的视读单位，形成的视角映像复杂程度很低。作为拼音文字学习者，蒙古学生在对母语的长期使用中会形成牢固的视觉感知习惯，这种习惯与汉字的认知与学习不相适应。以一维感知习惯去认知三维的视读单位，会使蒙古学生将汉字人为地平面化，简单地看成是一幅图形或是线条的交叉。他们在认读汉字时会更多地关注汉字的整体印象，而忽视汉字部件层级的问题。他们认识不到汉字部件的上下、左右、高低、大小不能随意改变。
强调整体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即“模式、形状、形式”等，意指能动的整体dynamic wholes,又称完整心理学。该学派提出：整体是先于部分存在的，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不能分析为感觉元素。他们认为现象的经验是整体的或完形的。在文字识别过程中，格式塔模式也发挥同样的作用。人们在认字时会把整个字或词所呈现的图形视觉刺激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对所有书写笔画、部件或字母都细加分辨、挨个数过才认识。汉字的认读尤其如此。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关于对象的知觉（或模型识别）是数据驱动的加工（提供感觉信息）和概念驱动加工（提供解释）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后者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但二者并非总是并存的。若充分介入的是整字信息时，占优势的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若充分介入的是非整字信息，如笔画单元时，则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占优势。汉字识别中的加工过程更为复杂，因加工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是双向的。
陈传锋、董小玉⑧认为汉字识别是一种多层格式塔双向加工模式。用图形表示为：
在汉字认识过程中，蒙古学生在母语的影响下，习惯了单层格式塔单向加工模式。他们可以从整字单元即大Gestalt识别整字，也可以从部件单元，次级Gestalt识别整字，还可以从笔画单元，非Gestalt的单元去识别整字。但如果在部件单元或笔画单元没有得到正确的刺激输入，那么他们得到的整字识别效率也会降低。例如，在蒙古留学生的作业中，许多人没能正确书写“很”字，较常见的几种写法有“、、”等，这就是因为没能从视觉刺激中获得正确的次级格式塔和非格式塔信息。由于没有从视觉刺激中获得正确的次级格式塔和非格式塔信息，所以他们忽视了非正字单元的内容，出现“形似字非”现象，也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很”字。
蒙古学生的母语背景对他们的汉语学习影响很大，要使他们尽量减小这种负迁移，就必须要针对他们的母语背景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要帮助他们建立起对形声字正确的认识，并加强声旁意识的培养。从字入手，将听说读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在汉字教学问题上，要针对蒙古学生在拼音文字系统的影响下形成的单层单向识别模式，让学生从认识整体的整字到认识部件，认识笔画，再由笔画、部件组成整体的整字形成正确的认知模式。同时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书写的标准。笔画书写中的个人化的省写、连笔等现象都会给学生提供错误的信息。正确的书写规律也是帮助蒙古学生形成正确、全面的汉字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注释
①吴门吉、高定国、肖晓云、章睿健《欧美韩日学生汉字读与书写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
②江新、柳燕梅《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
③肖奚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
④高立群《外国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汉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⑤江新《初级阶段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⑥冯丽萍、陆华岩、徐彩华《部件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加工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⑦喻柏林、曹河圻《笔画数配置对汉字认知的影响》，《心理科学》1992年第15卷4期
⑧陈传锋、董小玉《汉字的结构对称特点及其识别加工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郭伏良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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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门吉、高定国①，江新、柳燕梅②，肖奚强③，高立群④等人对外国学生的汉字书写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字偏误分析、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在自然写作中出现的汉字书写错误类型分析，以及对汉字正字法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他们通过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进行认读、填空、听写，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分类，并统计正确率，在对结果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不同的母语背景对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有人采用语义归类与音位删除两种作业方式考察母语为汉语（非拼音文字背景）与母语为韩语（拼音文字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识别单词时对语音与字形的依赖程度时发现，相对于韩国学生，汉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对语音信息依赖较少，而对字形信息依赖更多。因此，可以认为，不同的母语书写系统会影响第二语言的认知方式。蒙古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自身的母语背景，不论是语音系统方面还是文字书写系统方面的知识，都会对他们的汉语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我们对随机抽取的40份蒙古留学生作业进行错字统计，其中包括初级班24份，中高级班16份（每一份中多次重复出现的错字只记录一次），一共出现了396个错字。出错情况如表1：
经统计，在中高级班测试结果中共出现127个错字，音同或音近造成的错用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有17个，如：蓝（篮）球、一（以）前、理（里）、原（源）、海样（洋）等，占所有错误的14%；声旁错误3个，如：（娘）、（试）、（妹）等，约占2%；形旁错误10个，如：准（谁）、枝（技）、性（姓）、订（打）等，约占8%；部件书写错误97个，如：（这）、（喜）、（候）、（害）等，约占76%。在初级班的测试结果中，一共有269个错误，其中错用同音字或音近字21个，如：门（们）、晶（景）、字（子）、饿（鳄）、第（弟）等，约占8%；声旁错误16处，如：（境）、（湖）、
（遍）、（妹）、披（报）等，约占6%；形旁错误25个，如：怀（环）、（球）、住（柱）、姓（性）等，约占9%；部件书写错误207个，如：（学）、
（厉）、（四）、（我）等，约占77%。
由表2可知汉字部件错误不仅是初级蒙古留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也是中高级蒙古留学生的最薄弱环节。错写形旁的情况并不随学习的深入有很大改善，但声旁的出错率在中高级学生中降低许多。可是随着习字量的增大，中高级学生将同音字混淆的情况比初级学生稍严重一些。我们先看形声字中的问题。
有关汉字偏误分析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在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的汉字加工中，由于对汉字形声字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对声旁提示语音的功能还不敏感，所以在汉字学习和记忆中更多地依赖于字形信息。但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形声字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会越来越自觉地利用声旁提供的信息，汉字偏误就会较多地发生在形旁位置⑤。由表2中的数据可看出中高级学生在书写形声字时声旁错误较少，而形旁错误较多。与中高级学生相比，初级学生的声旁出错率较多。这表明中高级学生的声旁利用率大大提高了。这一结果与汉字偏误分析的共同结果相符。
从表3可以看出，初级班学生书写的错误
部件多是右部件和下部件，如（妹）、披（报）、
（很）、（试）等，而中高级班学生在左部
件和上部件出错较多，如（越）、（新）、
（岁）、复（夏）等。因为汉字中声旁通常作为右部件和下部件出现⑥，所以可以推断出中高级班的学生更多出现的是形旁书写的错误。
蒙古留学生作为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字音与字的结构部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后，会与自身原有的母语背景知识——字位与书写字母可以匹配这一规律相结合，形成汉字字音与声旁固定对应的认识。但是汉字这种非拼音文字其字形结构与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律。一般，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但是汉字与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拼音文字系统来说更具有任意性。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声旁可以为整字提供一定的语音线索，但是形声字的有效表音率不高。蒙古留学生在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声旁意识但已经开始注意到声旁规律性的时候，会按母语的习惯去认知形声字，出现负迁移现象造成声旁的误用，从而导致形声字的书写错误。
三
外国学生错字中的偏误可以系统地进行划分。肖奚强在《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中从部件角度对外国学生成系统的三类汉字偏误进行了讨论，将其分为：（1）部件的改换，有形近改换（如：口—日）、义近改换（如：走—足）和类化改换（如：女性—女姓）等。（2）部件的增加或减损，有增加义符（如：掌握—撑握）和减损义符（如：城堡—城保）等。（3）部件的变形与变位，有母语迁移变形（如：将竹字头即“”写成）
和部件镜像变位（如：将“领”写成“”）等。蒙古学生的汉字书写也存在这几类错误，如“免—兔、—式、—第、—频”等等。汉字的结构是立体的，三维的，由笔画构成部件，再由部件通过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基本位置组合成整字，是一种多向进行的视读单位，在视网膜上的映像远复杂于拼音文字。汉字可以分为笔画、部件、结构、整字几个层面，在每一层面的书写上蒙古学生都可能会出现错误，如笔画的增减（语—），笔形失准（变—）、部件改换（女性—女姓）、结构失调（冒—）等。
喻柏林、曹河圻⑦在关于“笔画数配置对汉字认知的影响”研究中曾以建筑美学观点对汉字进行比拟，用建筑群的结构将汉字的结构形象化。建筑群的参差林立形象地表现出了汉字的立体结构。而拼音文字的结构很简单，是先左后右或先右后左的一维结构，呈现为单向线性排列的视读单位，形成的视角映像复杂程度很低。作为拼音文字学习者，蒙古学生在对母语的长期使用中会形成牢固的视觉感知习惯，这种习惯与汉字的认知与学习不相适应。以一维感知习惯去认知三维的视读单位，会使蒙古学生将汉字人为地平面化，简单地看成是一幅图形或是线条的交叉。他们在认读汉字时会更多地关注汉字的整体印象，而忽视汉字部件层级的问题。他们认识不到汉字部件的上下、左右、高低、大小不能随意改变。
强调整体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即“模式、形状、形式”等，意指能动的整体dynamic wholes,又称完整心理学。该学派提出：整体是先于部分存在的，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不能分析为感觉元素。他们认为现象的经验是整体的或完形的。在文字识别过程中，格式塔模式也发挥同样的作用。人们在认字时会把整个字或词所呈现的图形视觉刺激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对所有书写笔画、部件或字母都细加分辨、挨个数过才认识。汉字的认读尤其如此。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关于对象的知觉（或模型识别）是数据驱动的加工（提供感觉信息）和概念驱动加工（提供解释）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后者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但二者并非总是并存的。若充分介入的是整字信息时，占优势的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若充分介入的是非整字信息，如笔画单元时，则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占优势。汉字识别中的加工过程更为复杂，因加工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是双向的。
陈传锋、董小玉⑧认为汉字识别是一种多层格式塔双向加工模式。用图形表示为：
在汉字认识过程中，蒙古学生在母语的影响下，习惯了单层格式塔单向加工模式。他们可以从整字单元即大Gestalt识别整字，也可以从部件单元，次级Gestalt识别整字，还可以从笔画单元，非Gestalt的单元去识别整字。但如果在部件单元或笔画单元没有得到正确的刺激输入，那么他们得到的整字识别效率也会降低。例如，在蒙古留学生的作业中，许多人没能正确书写“很”字，较常见的几种写法有“、、”等，这就是因为没能从视觉刺激中获得正确的次级格式塔和非格式塔信息。由于没有从视觉刺激中获得正确的次级格式塔和非格式塔信息，所以他们忽视了非正字单元的内容，出现“形似字非”现象，也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很”字。
蒙古学生的母语背景对他们的汉语学习影响很大，要使他们尽量减小这种负迁移，就必须要针对他们的母语背景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要帮助他们建立起对形声字正确的认识，并加强声旁意识的培养。从字入手，将听说读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在汉字教学问题上，要针对蒙古学生在拼音文字系统的影响下形成的单层单向识别模式，让学生从认识整体的整字到认识部件，认识笔画，再由笔画、部件组成整体的整字形成正确的认知模式。同时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书写的标准。笔画书写中的个人化的省写、连笔等现象都会给学生提供错误的信息。正确的书写规律也是帮助蒙古学生形成正确、全面的汉字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注释
①吴门吉、高定国、肖晓云、章睿健《欧美韩日学生汉字读与书写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
②江新、柳燕梅《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
③肖奚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
④高立群《外国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汉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⑤江新《初级阶段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⑥冯丽萍、陆华岩、徐彩华《部件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加工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⑦喻柏林、曹河圻《笔画数配置对汉字认知的影响》，《心理科学》1992年第15卷4期
⑧陈传锋、董小玉《汉字的结构对称特点及其识别加工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郭伏良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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