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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隐藏在北京南部深山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今年年初跻身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评定的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方位。
水峪古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的深山中，600年前依山而建。历经数百年沿革传承至今的古宅、古碾、古中幡“三绝”，吸引着人们从80公里外的都市喧嚣中走来，寻找这深山中的静谧。
落寞的古村落
水峪村分为东村和西村，其中东村因拥有多处古典建筑和历史古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主体。一条S型的古道贯穿整个东村，村落成圆形，面南朝北，依山而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八卦”式建筑风格。S型的古道由青石板铺就而成，但青石不是平铺于路基，而是立着摆放。石板厚度均匀，错落有致。
这条古道是自山西、过猫儿山进京的必经之路，如今的石板街仍旧光滑。
拾级而上，杨家大院便映入眼帘，它是水峪村最典型的古典建筑。该院落是四进四出的格局，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体建设以北方风格为基准，石砌而成；门楼别致，蟠龙门岭，檐下石雕花卉簇拥，两座清朝风格的石鼓矗立两旁。
由于地处偏僻，前来旅游的人不多，甚至少有年轻人的身影，水峪村像个垂垂暮年的老人，显得寂静而落寞。十多年前嫁到水峪村的李如拉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刚嫁来时，出村买件衣服都要一整天。”近年来，随着村民们逐渐搬到山下或进城居住，村里的住户越来越少，房屋也年久失修。
村主任王庆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水峪村现有户籍村民436户，1031人。但实际居住人口只有200多人，其中多居住在水峪村的西村，东村仅存两个“农家乐”（用于游客居住）和二三十位老人。
一个由老人和老屋构成的落寞古村，成为水峪村目前的真实写照。据王庆波介绍，水峪村所在的南窖乡，过去以开采煤炭和石灰石为支柱产业。为了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水峪村已转向文化旅游和果业种植，但即便如此，依旧改变不了居住人口的急速下降。
由于缺少人气，三百年前耗时数年建成的杨家大院只剩下四位年龄加起来超过320岁的老人；无人居住的王家大院更是命运多舛，大门上富有历史价值的彩绘几乎惨遭灭顶之灾；王家大院附近的娘娘庙里，只有那棵银杏树在茁壮成长，阳光穿过新发的枝丫，照射在破损的屋脊上，老人们回忆起当年香火旺盛的场景，不禁唏嘘良久。
保护的迷茫
目前，水峪东村尚有600间、100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坐落在该村东面的缓坡之上。去年北京发生了“7·21”特大暴雨灾害，其中房山区受灾最重，水峪村的古村落却安然无恙。然而，暴雨虽然没有摧毁深山中的古村落，寂寞的时光却催老了它的容颜，“水峪东村的明清古建筑多半处于失修状态。”王庆波说。
针对水峪村的现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给出了保护规划。按照具体规划，从2012年至2020年，预测8年后水峪村游客数量最高峰约2000人/天，其中过夜人口约800人/天。
但王庆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实施保护的具体过程中，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措施。 如何处理水峪村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如何协调村民外迁与水峪村发展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王庆波，他建议相关部门将规划进一步细化。
此外，王庆波最关心就是相匹配的资金何时到位，“没有保护资金，最基本的保护工作都难进行。”他说，去年夏天的“7·21”特大暴雨灾害将村里前两年投资修建的新路和河沟冲垮了，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万元。
目前，村干部正在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引进外资。“我们尽可能地引进一些企业的投资，给予投资者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王庆波说。
王庆波已经隐约感到了水峪村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除了古院落需要保护外，现存的文化活体更应该保护。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积淀，村里形成了以中幡、大鼓、秧歌等为主的庙会文化。特别是中幡更具特色文化魅力，村里组建了北京唯一的女子中幡队，如今已经组成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不但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各类大型演出。
尽管如此，《民生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水峪古村的整体科学保护，村里似乎仍显迷茫。
不可复制的活体
水峪村的保护与发展困境，仅仅揭开了我国古村落保护的冰山一角。长期致力于古村落研究与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过，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
近日，在给《民生周刊》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冯骥才依然表示，“中国村落中的经典是传统村落，其中的古村落是最值得保护的。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保守说法是一天消失80到100个，这其中有古村落，也有很新的村落，比如解放后甚至改革开放后才建的。”冯骥才认为，“我们要保护的，是古村落中那些有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古村落中的历史文化载体和里面村民的发展是一组绕不开的话题。”
那么，水峪村的保护能否避免与推土机赛跑的命运，在开发的同时保护其历史文化内涵呢？有着多年古村落规划与保护经验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综合业务处处长王建明拿出收藏的水峪村照片，不无担心地说：“该村落的原始性及其附属的文化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类似的古村一旦遭到破坏，或将直接影响国人精神根源。幸运的是，他们古村里仍有居民生活。”
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付清远在谈及水峪村保护现状时认为，“提倡传统村落内原住民的居住，是最佳的保护路子。切忌把‘小桥流水人家’变成了‘小桥流水商家’，变成千篇一律的旅游景区，每个名村，都有自身的特点。要保护好自身的地方建筑特色和环境风貌、地方的传统工艺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也指出：“没有村民生活的古村落，那是博物馆，是荒凉的博物馆。失去了活体的古村落，也迷失了保护的本意——让古村落的人文环境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如何让村民回迁，从而重新构建水峪村的人文环境呢？王庆波一直在思索中。他说，“如今，虽然水峪村成了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我们也不打算把老人请离原居住地。有这些老人的居住，更增添了水峪村的历史文化价值。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活的文物。应该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
“等我以后老了，但愿不那么冷清地住在村里。”李如拉看着坐在杨家大院门墩上的老人们，这样说。
水峪古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的深山中，600年前依山而建。历经数百年沿革传承至今的古宅、古碾、古中幡“三绝”，吸引着人们从80公里外的都市喧嚣中走来，寻找这深山中的静谧。
落寞的古村落
水峪村分为东村和西村，其中东村因拥有多处古典建筑和历史古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主体。一条S型的古道贯穿整个东村，村落成圆形，面南朝北，依山而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八卦”式建筑风格。S型的古道由青石板铺就而成，但青石不是平铺于路基，而是立着摆放。石板厚度均匀，错落有致。
这条古道是自山西、过猫儿山进京的必经之路，如今的石板街仍旧光滑。
拾级而上，杨家大院便映入眼帘，它是水峪村最典型的古典建筑。该院落是四进四出的格局，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体建设以北方风格为基准，石砌而成；门楼别致，蟠龙门岭，檐下石雕花卉簇拥，两座清朝风格的石鼓矗立两旁。
由于地处偏僻，前来旅游的人不多，甚至少有年轻人的身影，水峪村像个垂垂暮年的老人，显得寂静而落寞。十多年前嫁到水峪村的李如拉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刚嫁来时，出村买件衣服都要一整天。”近年来，随着村民们逐渐搬到山下或进城居住，村里的住户越来越少，房屋也年久失修。
村主任王庆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水峪村现有户籍村民436户，1031人。但实际居住人口只有200多人，其中多居住在水峪村的西村，东村仅存两个“农家乐”（用于游客居住）和二三十位老人。
一个由老人和老屋构成的落寞古村，成为水峪村目前的真实写照。据王庆波介绍，水峪村所在的南窖乡，过去以开采煤炭和石灰石为支柱产业。为了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水峪村已转向文化旅游和果业种植，但即便如此，依旧改变不了居住人口的急速下降。
由于缺少人气，三百年前耗时数年建成的杨家大院只剩下四位年龄加起来超过320岁的老人；无人居住的王家大院更是命运多舛，大门上富有历史价值的彩绘几乎惨遭灭顶之灾；王家大院附近的娘娘庙里，只有那棵银杏树在茁壮成长，阳光穿过新发的枝丫，照射在破损的屋脊上，老人们回忆起当年香火旺盛的场景，不禁唏嘘良久。
保护的迷茫
目前，水峪东村尚有600间、100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坐落在该村东面的缓坡之上。去年北京发生了“7·21”特大暴雨灾害，其中房山区受灾最重，水峪村的古村落却安然无恙。然而，暴雨虽然没有摧毁深山中的古村落，寂寞的时光却催老了它的容颜，“水峪东村的明清古建筑多半处于失修状态。”王庆波说。
针对水峪村的现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给出了保护规划。按照具体规划，从2012年至2020年，预测8年后水峪村游客数量最高峰约2000人/天，其中过夜人口约800人/天。
但王庆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实施保护的具体过程中，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措施。 如何处理水峪村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如何协调村民外迁与水峪村发展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王庆波，他建议相关部门将规划进一步细化。
此外，王庆波最关心就是相匹配的资金何时到位，“没有保护资金，最基本的保护工作都难进行。”他说，去年夏天的“7·21”特大暴雨灾害将村里前两年投资修建的新路和河沟冲垮了，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万元。
目前，村干部正在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引进外资。“我们尽可能地引进一些企业的投资，给予投资者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王庆波说。
王庆波已经隐约感到了水峪村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除了古院落需要保护外，现存的文化活体更应该保护。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积淀，村里形成了以中幡、大鼓、秧歌等为主的庙会文化。特别是中幡更具特色文化魅力，村里组建了北京唯一的女子中幡队，如今已经组成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不但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各类大型演出。
尽管如此，《民生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水峪古村的整体科学保护，村里似乎仍显迷茫。
不可复制的活体
水峪村的保护与发展困境，仅仅揭开了我国古村落保护的冰山一角。长期致力于古村落研究与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过，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
近日，在给《民生周刊》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冯骥才依然表示，“中国村落中的经典是传统村落，其中的古村落是最值得保护的。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保守说法是一天消失80到100个，这其中有古村落，也有很新的村落，比如解放后甚至改革开放后才建的。”冯骥才认为，“我们要保护的，是古村落中那些有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古村落中的历史文化载体和里面村民的发展是一组绕不开的话题。”
那么，水峪村的保护能否避免与推土机赛跑的命运，在开发的同时保护其历史文化内涵呢？有着多年古村落规划与保护经验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综合业务处处长王建明拿出收藏的水峪村照片，不无担心地说：“该村落的原始性及其附属的文化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类似的古村一旦遭到破坏，或将直接影响国人精神根源。幸运的是，他们古村里仍有居民生活。”
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付清远在谈及水峪村保护现状时认为，“提倡传统村落内原住民的居住，是最佳的保护路子。切忌把‘小桥流水人家’变成了‘小桥流水商家’，变成千篇一律的旅游景区，每个名村，都有自身的特点。要保护好自身的地方建筑特色和环境风貌、地方的传统工艺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也指出：“没有村民生活的古村落，那是博物馆，是荒凉的博物馆。失去了活体的古村落，也迷失了保护的本意——让古村落的人文环境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如何让村民回迁，从而重新构建水峪村的人文环境呢？王庆波一直在思索中。他说，“如今，虽然水峪村成了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我们也不打算把老人请离原居住地。有这些老人的居住，更增添了水峪村的历史文化价值。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活的文物。应该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
“等我以后老了，但愿不那么冷清地住在村里。”李如拉看着坐在杨家大院门墩上的老人们，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