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越南央行被迫于6月10日将越南盾贷款最优惠利率从12%上调至14%，并将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一次性下调2%。
　　越南的金融危局再次揭示了无情的现实，即：尽管近年来发生的地区性金融危机并未演化成类似1929年那样的全球性危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新型金融工具急剧扩张，金融危机的频度以及潜在的危险性却在不断提升中，尤其对于那些经济快速扩张中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
　　本次动荡降临之前，越南经济一派“繁荣”。2007年，该国出口总额与吸收外资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GDP增长率达到8.44%，股市平均市盈率更是一度高达73倍。如今回头来看，这种祸根深埋的非理性繁荣与1997年前东亚经济圈的情况何其相似。
　　近年来频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往往与外资骤进骤出密切关联，整个事态演进的脉络基本可以归结为：外资过度涌入导致资产价格高估以及信贷资产恶化，及至预期反转则又因外资竞相外逃导致资产价格跳水以及金融机构瘫痪。这一看似极单调、粗砺的悲剧之所以反复上演，除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管理不善与基础薄弱外，最直接的动因在于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过于匆忙地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
　　当年中国得以“侥幸”躲过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有赖于严格有效的资本管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曾经严格有效的资本管制在经济开放的大背景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某项研究表明，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迅速上升，2005年—2007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可能超过数千亿美元。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以及基础数据的缺失，意欲准确估算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几乎不太可能，但是仅从定性角度观察，作为一种定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而中国货币当局眼下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其实又都源自于“追三兔”间的抵牾。
　　不容乐观的迹象并非远在天边，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两条：其一，中国的防通胀任务比较艰巨，5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2%，这种上游性的价格上涨比之下游性的消费品价格上涨更难治理；其二，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至罕见高位，但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依然同比增长16.9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回笼货币，央行不得不采用高强度、高密度的紧缩政策。近来国内股市急跌不止，尽管主要原因是受周边股市大跌所致，但紧缩性调控政策的副作用也不可不察。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基于种种考虑，眼下中国仍需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这两条预设前提出发，当下中国惟一的选择就是加强资本项目的管制以及经常项目的验证。否则，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存在，蜂拥而入的境外游资所带来的流动性势将不断冲击前两条政策底线并使宏观调控事倍功半。
　　当然，与越南以及当年发生过金融危机的泰国、韩国等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总量（包括外汇储备）非常庞大，内部市场所能提供的回旋空间亦非常广阔，只要充分依托这些有利因素，辅之以加强资本管制为重点的系列防患举措，中国定能避免重蹈周遍国家或地区走过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