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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习仲勋是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相识的。此后，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的艰苦岁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习仲勋都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多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常常被委以重任。
“原来你这么年轻”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上旬，在陇东南梁荔园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妇女、肃反等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比习仲勋年长好几岁。习仲勋虽然年轻，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又谦虚问政，因而深得大家的敬重。他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发行边币，创建学校，还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1935年初春的一天，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并高额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家属。刘志丹的父母和妻女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跑到山沟里藏起来。得知此事，习仲勋心急如焚，马上派人去找。派去的人见到刘志丹一家老小后，向他们报告说：“我们是奉习主席的命令来接你们进边区的。”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虽然没有见过习仲勋，但早听老百姓们说他是一个“娃娃主席”。到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以后，习仲勋马上来看他们。他一见刘志丹的父亲就称“伯父”，抱起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逗乐，让人感到和蔼可亲。老人说：“你们忙，让你为我们操心，多谢多谢。”习仲勋说：“伯父是地方名人，支持革命，又是志丹同志的父亲，我们应该照管。”刘志丹对父亲说：“仲勋虽年轻，办事很周到。”
毛泽东知道习仲勋的名字，是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后。他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当时，陕北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一个旧当铺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后来，习仲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见到被释放出来的习仲勋后大吃一惊，说：“原来你这么年轻。娃娃嘛!”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一次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参加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1月14日会议闭幕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22名获奖者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35年后，习仲勋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伸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这一历史时期。习仲勋曾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后为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西北局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从内战时起，他就一直领导关中地区的党政军民，顽强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了习仲勋等受奖和毛泽东题词的重要新闻和社论。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不久，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有50多万人口，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调动工作前，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这使习仲勋大大地增强了信心。习仲勋上任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
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 西北局原书记高岗受中共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的人选时，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副重担放在习仲勋肩上。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完全可以承担这个重任。”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是年，习仲勋刚满32岁。
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撰写了《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回忆说：“1945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解放区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内。出现了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联系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分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三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习仲勋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他明确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发生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民兵吊地主，打干部；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于1月9日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当注意”。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了“左”倾现象。同时，毛泽东还提议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各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随后，习仲勋带领西北局的同志，及时总结和推广了黄家川村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党中央。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解放初期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
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势险要。1949年，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约8000人。每庄有一个百户，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项谦是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49年12月，潜藏在青海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马步芳残匪，先后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地区平叛之后，许多漏网的反革命武装骨干分子和叛匪头目逃到了昂拉部落，如马步芳的一00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他们不甘心失败，借机拉拢项谦，一方面赠送给项谦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另一方面造谣惑众，怂恿项谦叛乱。于是，项谦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任委员。在昂拉地区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企图进行武装割据，从此走向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的道路。
昂拉叛乱，是青海省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由藏族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叛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在领导这场斗争中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项谦一定要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止，时间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这一争取过程跌宕起伏，充满戏剧色彩。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时，正值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领袖莫不为项谦的所作所为深感义愤，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据此，青海省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要求出兵清剿项谦。西北局和习仲勋复电指示：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到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他还一再叮咛：“时刻要防止急躁情绪。”
青海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三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向他担保，只要与匪徒划清界限，弃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予以宽大处理，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不受影响。但是，项谦不但不听劝阻，还对政府派去的代表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杀伤解放军干部。对此，包括受害地区群众及活佛、襄佐、千户、百户在内的各族各界人士忍无可忍，多次上书青海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反革命武装。
在政治争取无效。项谦又处于十分孤立 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批准青海省委关于对昂拉地区进行军事清剿的报告，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能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将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1952年5月1日，平叛战斗打响。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不到两天时间就彻底摧毁了昂拉叛乱武装。项谦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躲进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此时，有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项谦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于1952年7月11日回到昂拉，归顺人民政府，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3发、望远镜1架、马5匹。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项谦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政府对项谦予以宽大处理，兑现了承诺。项谦此后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政治争取项谦的经过时，毛泽东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毛泽东在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如今他已炉火纯青”
1952年初，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讲的是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情况，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太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蓝本。毛泽东看完报告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顺口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薄一波此时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
据林默涵回忆，一次他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上憩息，便将船划拢岸边，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9月，习仲勋奉调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前，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习仲勋时年39岁，以如此年龄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多见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的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素质、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正确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出席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长达110年，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
“原来你这么年轻”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上旬，在陇东南梁荔园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妇女、肃反等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比习仲勋年长好几岁。习仲勋虽然年轻，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又谦虚问政，因而深得大家的敬重。他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发行边币，创建学校，还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1935年初春的一天，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并高额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家属。刘志丹的父母和妻女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跑到山沟里藏起来。得知此事，习仲勋心急如焚，马上派人去找。派去的人见到刘志丹一家老小后，向他们报告说：“我们是奉习主席的命令来接你们进边区的。”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虽然没有见过习仲勋，但早听老百姓们说他是一个“娃娃主席”。到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以后，习仲勋马上来看他们。他一见刘志丹的父亲就称“伯父”，抱起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逗乐，让人感到和蔼可亲。老人说：“你们忙，让你为我们操心，多谢多谢。”习仲勋说：“伯父是地方名人，支持革命，又是志丹同志的父亲，我们应该照管。”刘志丹对父亲说：“仲勋虽年轻，办事很周到。”
毛泽东知道习仲勋的名字，是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后。他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当时，陕北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一个旧当铺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后来，习仲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见到被释放出来的习仲勋后大吃一惊，说：“原来你这么年轻。娃娃嘛!”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一次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参加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1月14日会议闭幕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22名获奖者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35年后，习仲勋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伸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这一历史时期。习仲勋曾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后为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西北局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从内战时起，他就一直领导关中地区的党政军民，顽强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了习仲勋等受奖和毛泽东题词的重要新闻和社论。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不久，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有50多万人口，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调动工作前，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这使习仲勋大大地增强了信心。习仲勋上任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
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 西北局原书记高岗受中共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的人选时，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副重担放在习仲勋肩上。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完全可以承担这个重任。”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是年，习仲勋刚满32岁。
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撰写了《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回忆说：“1945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解放区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内。出现了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联系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分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三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习仲勋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他明确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发生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民兵吊地主，打干部；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于1月9日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当注意”。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了“左”倾现象。同时，毛泽东还提议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各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随后，习仲勋带领西北局的同志，及时总结和推广了黄家川村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党中央。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解放初期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
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势险要。1949年，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约8000人。每庄有一个百户，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项谦是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49年12月，潜藏在青海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马步芳残匪，先后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地区平叛之后，许多漏网的反革命武装骨干分子和叛匪头目逃到了昂拉部落，如马步芳的一00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他们不甘心失败，借机拉拢项谦，一方面赠送给项谦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另一方面造谣惑众，怂恿项谦叛乱。于是，项谦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任委员。在昂拉地区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企图进行武装割据，从此走向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的道路。
昂拉叛乱，是青海省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由藏族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叛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在领导这场斗争中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项谦一定要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止，时间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这一争取过程跌宕起伏，充满戏剧色彩。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时，正值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领袖莫不为项谦的所作所为深感义愤，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据此，青海省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要求出兵清剿项谦。西北局和习仲勋复电指示：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到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他还一再叮咛：“时刻要防止急躁情绪。”
青海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三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向他担保，只要与匪徒划清界限，弃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予以宽大处理，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不受影响。但是，项谦不但不听劝阻，还对政府派去的代表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杀伤解放军干部。对此，包括受害地区群众及活佛、襄佐、千户、百户在内的各族各界人士忍无可忍，多次上书青海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反革命武装。
在政治争取无效。项谦又处于十分孤立 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批准青海省委关于对昂拉地区进行军事清剿的报告，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能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将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1952年5月1日，平叛战斗打响。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不到两天时间就彻底摧毁了昂拉叛乱武装。项谦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躲进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此时，有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项谦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于1952年7月11日回到昂拉，归顺人民政府，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3发、望远镜1架、马5匹。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项谦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政府对项谦予以宽大处理，兑现了承诺。项谦此后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政治争取项谦的经过时，毛泽东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毛泽东在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如今他已炉火纯青”
1952年初，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讲的是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情况，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太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蓝本。毛泽东看完报告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顺口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薄一波此时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
据林默涵回忆，一次他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上憩息，便将船划拢岸边，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9月，习仲勋奉调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前，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习仲勋时年39岁，以如此年龄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多见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的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素质、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正确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出席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长达110年，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