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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国台湾居民钟鼎邦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被江西国安部门依法强制监视居住。
这则消息揭示了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大幕下的暗流，正如台湾当局情治监听单位官员接受台媒采访时曾说，尽管两岸关系缓和了，但“过去一年的监听情报数量有增无减”。
事实上，自1949年以后，两岸之间的间谍暗战从未中止过，其战况之激烈，曾经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战场。近年来两岸间关系有所缓和，时至今日，台湾间谍已不再是过去电视剧中凶神恶煞的“特务”形象，其“工作”形式和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暴力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和更为专业的情报战。
“军统”的延续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
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广播电台发表《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对“反攻大陆”的规划，提到：“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同时招募大批特工人员，组织他们“打回老家去”。处于敌对时期的两岸，由此成为最活跃的情报战场之一。
在台湾众多情报机构中，“军事情报局”是派遣间谍的主力。“军情局”前身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大名鼎鼎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个诞生于北伐战争时期由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
“军情局”下设七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
此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直至今日，“军情局”仍是对大陆情报工作的首要部门，几十年来大陆的台谍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上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情报机关对大陆的工作重点是“政治颠覆，内部策反，敌后游击”，暗杀、爆炸等暴力手段成了其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军情局”大量招募情报人员，多次策划刺杀中共领导人的大案。
1955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军情局”前身）由毛人凤坐镇，组织策划了企图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因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事后，台湾当局极力否认策划爆炸事件。但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安放了炸弹。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军情局”还通过空投或迂回方式派遣间谍潜入大陆从事“敌后工作”。他们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等破坏活动，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游击走廊”。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 台湾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大陆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10 月， 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从香港潜入内地，展开“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台湾经过“肃清匪谍”的白色恐怖运动，抓捕和处决了他们所说的“大量共谍”，如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密使一号”吴石就因此被捕牺牲。
兼职的“编外间谍”
台湾向大陆派遣间谍人数不少，但暴力突击行动收效甚微。丁渝洲（曾任台当局“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这一行动终因‘同志’受损太多”，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是，“军情局”派遣情报员赴大陆搜集情报的工作并未停止。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持续21年的金门炮击也在这一天停止。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改变了策略，其工作重心由暗杀等转为“心战、策反、煽动”。光在1985年，大陆截获台湾情报部门从我国香港、日本、美国寄到大陆院校的“心战”宣传品就达600多件。
外围谍报人员被吸收进“军情局”并源源不断地派赴大陆，他们或以参观、旅游、探亲的名义短期搜罗情报，或以商人身份出入大陆，表面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行动。
这些谍报人员往往不是“军情局”编制内间谍，也没有经过专业的情报训练，台湾前情报部门副处长陈虎门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说，当时工作人员广泛地从士农工商中选择，“只要有意愿肯冒险，肯为台湾做事就行”。
实际上，一些人是“被迫”成为台湾间谍的。谷正文就曾在台湾杂志《独家报道》上爆料，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当年，邓丽君因需要去新加坡演出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出境申请，但台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要求她进行情报工作。
《国际先驱导报》曾报道，香港商人姜建国也是在“军情局”的威逼利诱下成为兼职“间谍”的。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到台湾，却被台湾当局扣押，对方以此要挟他为“军情局”服务。
急于拿回货物的姜建国“稀里糊涂”就成了“军情局”特工。经过一周的突击培训后，他正式开始了间谍生涯。但仅过了一年，他便被大陆国安部门抓获而锒铛入狱。
像姜建国这样的“门外汉”间谍不是个例。2003年至2005年，在大陆“失事”的情报员，有些就是像他这样的“编外间谍”。这些“编外人员”可以随时被牺牲掉，在台湾情报人员的名单上，也几乎不会被提起。
李登辉泄密爆发刘连昆案
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往往也是台湾间谍的活跃时期。有趣的是，大陆对台湾间谍网络的重创恰恰源自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己的“泄密”。
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大陆对台军演，据新华网报道，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炫耀说“大陆所发的导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
这一“空包弹”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由此顺藤摸瓜地揪出潜伏多年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
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策反刘连昆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专案”，该方案曾被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通过一位“台商”间谍张志鹏，台“军情局”将邵正宗策反，随后又将刘连昆拉入该组织，向台湾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该间谍案中侥幸漏网的台湾间谍张志鹏逃回台湾后，声泪俱下地斥责李登辉一句话害得间谍组织“全军覆没”，并表示要控告李登辉。但这次状告李登辉最终不了了之。张志鹏向台湾安全部门提出一亿新台币的赔偿要求，也遭拒绝。
同样的乌龙事件在2003年再度上演，使得台湾在大陆的间谍系统损失殆尽。当时，陈水扁为求胜选连任，推动导弹“公投”，在高雄“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得意地指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陈水扁如此“精确”的情报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警觉。他们很快锁定了一批行动诡秘、出入异常的“台商”。半月之后，大陆安全部门逮捕36名涉案间谍，将台当局“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建立的间谍网连根拔起，另一名解放军少将刘广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刘连昆、刘广智“二刘”台谍案，也被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最严重的间谍案。
“被死亡”的谍报人员
据《环球时报》报道，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守台湾至今，从早年的“神斧行动”、“班超行动”、“光武行动”、“三民行动”、“海狼行动”、“长风行动”，到近年的“威远行动”和“定远行动”等秘密情报行动中，总计有3000多名台湾特务“以身殉职”。
但如果把大陆涉案人员及被捕关押的间谍计算在内， 人数不止这些。“究竟有多少人，两岸均未公布数字”。
由于情报人员大都是单线联系，一旦失事，很难进行统计。丁渝洲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半个多世纪以来，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台湾谍报人员，多达1.9万余人。
这些间谍往往没有“名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曝光，他们并不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保护。即使有些人侥幸存活并历经艰险返台，也往往受到打击。
早在1975年，一大批台湾特务被大陆特赦释放，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却被台湾当局拒之门外。回到台湾的香港商人姜建国本以为会被当做英雄接待，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
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特务》中有一段间谍岳正武的故事。1992年回到台湾的间谍岳正武，也有着相似的经历。1960年他和其他4人由“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进行情报搜集。然而他既没有得到台湾的俸禄，回到台湾后，也没有得到补偿。一些台湾间谍，甚至面临着“被死亡”困境。
一些失事被擒的台湾间谍，很快就被台湾当局宣告“死亡”。即使有一天，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会出现，他们也难以被台湾军情部门接纳和承认。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台前“立委”林正杰的父亲林坤荣1956年在大陆从事间谍工作被擒入狱。但当林坤荣还在广州受审时，他的妻儿已接到了他的死讯。1960年9月13日，蒋介石和陈诚签发了1265号旌忠状，他的名字，进了忠烈祠。1980年前后，被特赦的林坤荣辗转回到台湾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烈士”，台湾当局对他的家人不闻不问，家中妻小过着艰难的生活。
一些遭遇不公的间谍们愤而选择了抗争。2010年3月12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北地院判决国民党赔偿17名台湾特工280多万美元。20多年前，这些特工被派到大陆搜集情报时，国民党曾有“失事”补偿承诺；结果被捕、出狱后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他们写信给国民党领导人，也一直没下文。他们便将国民党告上法庭。
台海谍战之变
即使是近年来两岸关系显著改善，两岸谍战仍在上演，其手段也不再囿于传统方式，计算机网络成为新的必争之地。“网军”尤其是“黑客”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另一股力量。
2008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大陆地区外的木马控制端IP有98230个，其中来自中国台湾的占到65%，高居榜首。
“网络特务”渐渐成为国安部门监控的重点之一。2008年，國安部门罕见地通过媒体发声，指名道姓地对台湾“军情局”的一名网络间谍李芳荣提出警告，并称“只要缉拿归案，一定严惩不贷”。此事在媒体透露后得到国台办例行记者会证实。
30岁不到的李芳荣是台湾“军情局”派驻俄罗斯莫斯科的职业间谍。在俄期间，他利用黑客技术，控制了大陆多个服务器，并通过木马程序大肆实施网络窃密活动。
据《环球时报》报道，台湾谍报机关还制订了一系列网络专项计划，在全球设立了数十个网络情报工作据点，以大陆周边国家为主阵地，采用狼群战术进行网上窃密和情报渗透。此外，台湾间谍会潜伏在一些军事网站和军事论坛上寻找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以期“将他们发展成间谍”。
2003年，军事发烧友马培明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他最初只是喜欢在军事论坛上发表评论，后来一名“军情局”间谍以向他约稿为名逐步将其吸收为间谍。
近几年，两岸交流持续增温。台湾情报部门高层直言，“现在两岸情势这样，大家都不愿意碰这个”。据透露，甚至连台“国安局长”蔡得胜都曾在内部坦言，如有需要未来也“不排斥”到大陆访问。
据媒体报道，2009年台湾安全系统传出消息称，目前两岸关系缓和，台“国安”高层因此要求负责统合联系各情治机构的“国安局”调整工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布建工作。随后台高层机构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但无论是“国安”情报系统或军方内部都似乎更强调做好内部保密。
对大陆的网络黑客入侵，也比之前有了降低。2010 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的境外木马控制端IP，台湾占到4.8%，连两年前的零头都不到。
2010年年底，台湾“军情局”退休人员一行19人，在前“国安局”中将徐炳强、前“军情局”少将黄其梅带队下，组团前往大陆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乡参访。这是两岸开放以来台湾情报界正式访问大陆的首例。
今年6月25日，香港出版的周刊称，台当局“国安局”沉溺于权力内斗，疏于情报作战，台湾对大陆的情报作战网络已逐渐凋零。“国安局”于当天发布新闻稿，强调报道内容是周刊“凭空杜撰、捕风捉影、片面之词”，由于该周刊“曾一再凭空杜撰具针对性的不实报道”，造成“国安局”声誉受损，“国安局”将保留法律追诉权。
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台湾“国安局”一高层曾说过：“如果真的不做大陆情报，以后怎么谈两岸关系？”
这则消息揭示了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大幕下的暗流，正如台湾当局情治监听单位官员接受台媒采访时曾说，尽管两岸关系缓和了，但“过去一年的监听情报数量有增无减”。
事实上，自1949年以后，两岸之间的间谍暗战从未中止过，其战况之激烈，曾经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战场。近年来两岸间关系有所缓和，时至今日，台湾间谍已不再是过去电视剧中凶神恶煞的“特务”形象，其“工作”形式和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暴力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和更为专业的情报战。
“军统”的延续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
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广播电台发表《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对“反攻大陆”的规划，提到：“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同时招募大批特工人员，组织他们“打回老家去”。处于敌对时期的两岸，由此成为最活跃的情报战场之一。
在台湾众多情报机构中，“军事情报局”是派遣间谍的主力。“军情局”前身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大名鼎鼎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个诞生于北伐战争时期由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
“军情局”下设七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
此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直至今日，“军情局”仍是对大陆情报工作的首要部门，几十年来大陆的台谍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上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情报机关对大陆的工作重点是“政治颠覆，内部策反，敌后游击”，暗杀、爆炸等暴力手段成了其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军情局”大量招募情报人员，多次策划刺杀中共领导人的大案。
1955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军情局”前身）由毛人凤坐镇，组织策划了企图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因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事后，台湾当局极力否认策划爆炸事件。但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安放了炸弹。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军情局”还通过空投或迂回方式派遣间谍潜入大陆从事“敌后工作”。他们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等破坏活动，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游击走廊”。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 台湾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大陆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10 月， 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从香港潜入内地，展开“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台湾经过“肃清匪谍”的白色恐怖运动，抓捕和处决了他们所说的“大量共谍”，如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密使一号”吴石就因此被捕牺牲。
兼职的“编外间谍”
台湾向大陆派遣间谍人数不少，但暴力突击行动收效甚微。丁渝洲（曾任台当局“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这一行动终因‘同志’受损太多”，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是，“军情局”派遣情报员赴大陆搜集情报的工作并未停止。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持续21年的金门炮击也在这一天停止。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改变了策略，其工作重心由暗杀等转为“心战、策反、煽动”。光在1985年，大陆截获台湾情报部门从我国香港、日本、美国寄到大陆院校的“心战”宣传品就达600多件。
外围谍报人员被吸收进“军情局”并源源不断地派赴大陆，他们或以参观、旅游、探亲的名义短期搜罗情报，或以商人身份出入大陆，表面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行动。
这些谍报人员往往不是“军情局”编制内间谍，也没有经过专业的情报训练，台湾前情报部门副处长陈虎门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说，当时工作人员广泛地从士农工商中选择，“只要有意愿肯冒险，肯为台湾做事就行”。
实际上，一些人是“被迫”成为台湾间谍的。谷正文就曾在台湾杂志《独家报道》上爆料，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当年，邓丽君因需要去新加坡演出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出境申请，但台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要求她进行情报工作。
《国际先驱导报》曾报道，香港商人姜建国也是在“军情局”的威逼利诱下成为兼职“间谍”的。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到台湾，却被台湾当局扣押，对方以此要挟他为“军情局”服务。
急于拿回货物的姜建国“稀里糊涂”就成了“军情局”特工。经过一周的突击培训后，他正式开始了间谍生涯。但仅过了一年，他便被大陆国安部门抓获而锒铛入狱。
像姜建国这样的“门外汉”间谍不是个例。2003年至2005年，在大陆“失事”的情报员，有些就是像他这样的“编外间谍”。这些“编外人员”可以随时被牺牲掉，在台湾情报人员的名单上，也几乎不会被提起。
李登辉泄密爆发刘连昆案
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往往也是台湾间谍的活跃时期。有趣的是，大陆对台湾间谍网络的重创恰恰源自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己的“泄密”。
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大陆对台军演，据新华网报道，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炫耀说“大陆所发的导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
这一“空包弹”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由此顺藤摸瓜地揪出潜伏多年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
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策反刘连昆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专案”，该方案曾被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通过一位“台商”间谍张志鹏，台“军情局”将邵正宗策反，随后又将刘连昆拉入该组织，向台湾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该间谍案中侥幸漏网的台湾间谍张志鹏逃回台湾后，声泪俱下地斥责李登辉一句话害得间谍组织“全军覆没”，并表示要控告李登辉。但这次状告李登辉最终不了了之。张志鹏向台湾安全部门提出一亿新台币的赔偿要求，也遭拒绝。
同样的乌龙事件在2003年再度上演，使得台湾在大陆的间谍系统损失殆尽。当时，陈水扁为求胜选连任，推动导弹“公投”，在高雄“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得意地指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陈水扁如此“精确”的情报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警觉。他们很快锁定了一批行动诡秘、出入异常的“台商”。半月之后，大陆安全部门逮捕36名涉案间谍，将台当局“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建立的间谍网连根拔起，另一名解放军少将刘广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刘连昆、刘广智“二刘”台谍案，也被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最严重的间谍案。
“被死亡”的谍报人员
据《环球时报》报道，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守台湾至今，从早年的“神斧行动”、“班超行动”、“光武行动”、“三民行动”、“海狼行动”、“长风行动”，到近年的“威远行动”和“定远行动”等秘密情报行动中，总计有3000多名台湾特务“以身殉职”。
但如果把大陆涉案人员及被捕关押的间谍计算在内， 人数不止这些。“究竟有多少人，两岸均未公布数字”。
由于情报人员大都是单线联系，一旦失事，很难进行统计。丁渝洲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半个多世纪以来，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台湾谍报人员，多达1.9万余人。
这些间谍往往没有“名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曝光，他们并不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保护。即使有些人侥幸存活并历经艰险返台，也往往受到打击。
早在1975年，一大批台湾特务被大陆特赦释放，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却被台湾当局拒之门外。回到台湾的香港商人姜建国本以为会被当做英雄接待，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
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特务》中有一段间谍岳正武的故事。1992年回到台湾的间谍岳正武，也有着相似的经历。1960年他和其他4人由“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进行情报搜集。然而他既没有得到台湾的俸禄，回到台湾后，也没有得到补偿。一些台湾间谍，甚至面临着“被死亡”困境。
一些失事被擒的台湾间谍，很快就被台湾当局宣告“死亡”。即使有一天，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会出现，他们也难以被台湾军情部门接纳和承认。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台前“立委”林正杰的父亲林坤荣1956年在大陆从事间谍工作被擒入狱。但当林坤荣还在广州受审时，他的妻儿已接到了他的死讯。1960年9月13日，蒋介石和陈诚签发了1265号旌忠状，他的名字，进了忠烈祠。1980年前后，被特赦的林坤荣辗转回到台湾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烈士”，台湾当局对他的家人不闻不问，家中妻小过着艰难的生活。
一些遭遇不公的间谍们愤而选择了抗争。2010年3月12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北地院判决国民党赔偿17名台湾特工280多万美元。20多年前，这些特工被派到大陆搜集情报时，国民党曾有“失事”补偿承诺；结果被捕、出狱后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他们写信给国民党领导人，也一直没下文。他们便将国民党告上法庭。
台海谍战之变
即使是近年来两岸关系显著改善，两岸谍战仍在上演，其手段也不再囿于传统方式，计算机网络成为新的必争之地。“网军”尤其是“黑客”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另一股力量。
2008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大陆地区外的木马控制端IP有98230个，其中来自中国台湾的占到65%，高居榜首。
“网络特务”渐渐成为国安部门监控的重点之一。2008年，國安部门罕见地通过媒体发声，指名道姓地对台湾“军情局”的一名网络间谍李芳荣提出警告，并称“只要缉拿归案，一定严惩不贷”。此事在媒体透露后得到国台办例行记者会证实。
30岁不到的李芳荣是台湾“军情局”派驻俄罗斯莫斯科的职业间谍。在俄期间，他利用黑客技术，控制了大陆多个服务器，并通过木马程序大肆实施网络窃密活动。
据《环球时报》报道，台湾谍报机关还制订了一系列网络专项计划，在全球设立了数十个网络情报工作据点，以大陆周边国家为主阵地，采用狼群战术进行网上窃密和情报渗透。此外，台湾间谍会潜伏在一些军事网站和军事论坛上寻找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以期“将他们发展成间谍”。
2003年，军事发烧友马培明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他最初只是喜欢在军事论坛上发表评论，后来一名“军情局”间谍以向他约稿为名逐步将其吸收为间谍。
近几年，两岸交流持续增温。台湾情报部门高层直言，“现在两岸情势这样，大家都不愿意碰这个”。据透露，甚至连台“国安局长”蔡得胜都曾在内部坦言，如有需要未来也“不排斥”到大陆访问。
据媒体报道，2009年台湾安全系统传出消息称，目前两岸关系缓和，台“国安”高层因此要求负责统合联系各情治机构的“国安局”调整工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布建工作。随后台高层机构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但无论是“国安”情报系统或军方内部都似乎更强调做好内部保密。
对大陆的网络黑客入侵，也比之前有了降低。2010 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的境外木马控制端IP，台湾占到4.8%，连两年前的零头都不到。
2010年年底，台湾“军情局”退休人员一行19人，在前“国安局”中将徐炳强、前“军情局”少将黄其梅带队下，组团前往大陆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乡参访。这是两岸开放以来台湾情报界正式访问大陆的首例。
今年6月25日，香港出版的周刊称，台当局“国安局”沉溺于权力内斗，疏于情报作战，台湾对大陆的情报作战网络已逐渐凋零。“国安局”于当天发布新闻稿，强调报道内容是周刊“凭空杜撰、捕风捉影、片面之词”，由于该周刊“曾一再凭空杜撰具针对性的不实报道”，造成“国安局”声誉受损，“国安局”将保留法律追诉权。
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台湾“国安局”一高层曾说过：“如果真的不做大陆情报，以后怎么谈两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