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诗歌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一种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前些日子评“鲁迅文学奖”，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网上一时热闹，其实也只是杯水风波而已。不论参入其中的，或是围观看热闹的，大多都是圈外人，平常与诗没有什么关系，许多人连新体诗、旧体诗也分不清楚。对于得奖作品水平的争议，人们没有什么兴趣，窥探的是“事件”内幕、背景。争论完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人们只记住了被反复说来说去的佳句—“不蒸馒头争口气”。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

六经之首，王化之基

　　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大事;做外交，能够答对如流（主客之间常常通过诵诗与对方沟通），在外交场合不至于丢丑。春秋时代在外界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直接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里常有记载。用诗体现了人们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例如中学课本中常选的《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连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鼓着两只眼睛，挺着一个大肚，丢盔弃甲的将军回来喽）。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胡须满腮，胡须满腮，丢盔弃甲的将军逃回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犀牛都很多，盔甲丢就丢了吧）。”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有牛皮堆成山，没有红漆涂染怎么办）。”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 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成为“六艺之首”“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朝到清朝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的“乐志”，皇皇大典中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哀怨起骚人”

　　春秋以后，士人虽然读诗，在许多场合中还要诵诗，然而在中原一带很少有新的诗作产生与流传。这一点很多批评家意识到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诗歌到了战国在北方出现断层，幸亏楚人多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震古烁今的诗人。这个时期，南方一位政治上失意的贵族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填补了中原士人在这方面的缺位。李白诗集的开篇《古风》中也充分地肯定了屈、宋在诗史上存亡继绝的作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作为诗人的李白也抓住了楚辞的特点，即个人抒情性和摅写哀怨之情。楚辞起于民间，原是民歌，经过高士才人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现存较早的《越人歌》：“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今日何日？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虽然写的是偶然相逢柔情蜜意，在缠绵悱恻之中，也透露出些许的淡淡哀怨。
　　屈原作品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成为诗中的范本，香草美人成为诗人的理想境界。不过楚辞没有像《诗经》成为国家交往正式场合中表情达意的典章，更没有指导人们生活的职责 （所以李白说它非“正声”），汉承秦制，但其习俗、文化则承继了楚风。这与汉朝创建者大多是楚人有关。汉代皇室中有许多楚歌的爱好者，他们收集战国期间楚人遗作，喜欢诵读楚辞、唱楚歌，并用楚歌这种形式宣泄自己的郁闷和悲情。
　　吴中平民出身的朱买臣和严助都因为能诵读楚辞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宣帝下诏“征能为‘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听他用楚语“诵读”楚辞。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到世间口传楚辞，用楚音诵读，其源于“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可以想见用楚地方言诵读的楚辞一定更有震撼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所以千年以来人们以楚音诵读楚辞，从中体会当年屈子行吟汨罗江畔的悲哀凄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绝。
　　汉代传世骚体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内容如用《诗品序》一段议论概括还是大体准确的：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如果再加上屈原作品中的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痛斥群小、“众人皆醉我独醒”等题旨，这些基本上囊括传统抒情诗的主题。 　　古人在心有郁结、内心愤懑不平之时，吟诵《离骚》，感受“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从中体会崇高。传统抒情诗这种特色是从《离骚》和秦汉时楚辞开端的。

嘉会寄诗以亲

　　欧洲古代抒情诗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很多，而我们的传统抒情诗（不包括词曲）则相对逊色。传统诗中更多的是表达男人之间的朋友之情的。
　　钱锺书先生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感慨，传统抒情诗中偏重于“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孔夫子另一句“诗可以群”;他还指出钟嵘的《诗品序》在谈诗的社会功能时也过多地强调了“怨”，其实许多“怨”还是“离群”所引起的呢。儒家论诗之所以重视“群”，因为他们认为诗与乐作为“六经之首”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保持群体的秩序稳定。宗法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基本上也就是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四伦大体上是固定的，不能更换的;只有朋友一伦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朋友之间是这个熟人社会中唯一的平等关系。在社会僵化、缺少流动时，朋友似乎无足轻重;当《论语》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放在开篇时，这已经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目的不仅仅是功利的，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要在朋友这种平等关系追求一种超脱功利的精神价值。这类作品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东汉中期以后游学、游宦士人剧增，皇帝昏聩、宦官当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沉沦于社会底层独自打拼的士人特别能感受他人的支持和友谊，托名苏武、李陵的“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就是底层的士人借流落异邦以喻他们挣扎于功名途上的苦闷与向往。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诗的风格很像《古诗十九首》，少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友人是悲哀的，恨不得随之而去，然而诗人更企望：“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此类作品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更为繁多，人们对友谊的向往也更为迫切。后来流行于社会底层的异性结拜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诗人中把友谊的诗性写得最为深入、最为感人的，当属唐代的杜甫。他天性淳厚，长期浸润于儒学，他笔下的友情是人性美的升华。杜甫感觉最细腻，常人忽略的凡人小事，他能用细腻之笔，把最能触动人心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乾元二年（七五九）他从洛阳返回华州，此时此地战乱粗定，某个傍晚与发小的朋友卫八邂逅相逢，于是写下了歌颂友谊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今夕复何夕”！这是什么夜晚，是不是在梦中？诗中温馨灯光烛照一千多年，今天读来还不禁感动。生活的艰难都记录在彼此的容颜之上，互相打听亲朋故旧，许多已登鬼录，惊呼、感慨，热泪横流，幸而生命力强大给我们以安慰：“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而且这些小儿女是如此可爱。“夜雨”一联，如果用影视表现的话是多美的画面，我们从中更感受到友谊的淳朴。
　　诗是最个性化的，当诗履行“可以群”的职责会不会丧失诗的特质？我的回答：不会，也会。我们读杜诗，便可以感受到杜甫无论是写社会责任、写朋友之间友谊，还是与人唱和，甚至应酬时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为他是以身心融入社会，以诚待人。连在恳求贵官援手的诗的开篇都是：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也会，就是把创作仅仅当作应酬工具。
　　传统中国是注重群的社会，作为“可以群”的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交往不可或缺的用品，人们相互酬赠便成为极为平常的事情，这样产生了大量的“为文造情”的作品。这类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诟病，关键在于它缺少真情实感，为文造情，没有精神价值。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把它发挥成“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法言》）。古人心目中“言”之“文”就是对偶、押韵、格律，其极致就是诗歌。阮元认为古人治理国家大事（祭祀与战争）、发布政令，多是通过口耳相传，为了避免传播中失误走样，就要押韵、对偶、讲究格律，读起来流畅顺口、不走样。这就是“文”。古人认为治国就是最大的“才”，因而有“文”的人就是大才。贵族君子平常经过学习与训练，所以“言则成文”。我们读《左传》、《战国策》可以感受到当时贵族发言得体、娴于辞令的情景。
　　此后能“文”就是人才的标志，自汉代以来吟诗作赋就成为评价士人的重要标准;士人也用它向最高统治者自展才华。《汉书·艺文志》有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有文者就能做官，从汉代开始，多次以“文”征召士人，如王褒、刘向、刘歆、扬雄等两汉许多著名文人都曾以文才待诏。汉代许多皇帝喜欢诗歌，不乏文采的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前一零八）做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这是对富于文采大臣的奖励，汉武帝开的这个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皇帝主持的高级宴会上常常有令群臣赋诗，好的予以奖励、差的受到惩罚的记载。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主政，他喜欢诗文，到国子监讲学，“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陈骞以搞阴谋有名，后来支持司马家族篡位与曹髦给他羞辱不无关系。南北朝期间许多皇帝都以好文称著，喜欢搞“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一套，可是国家还要武将支撑，武将大多不谙此道，因此皇帝在饮宴中往往不去难为武将。南朝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文士，大将曹景宗凯旋回京，武帝宴于华光殿，宴会上群臣“联句”，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给大家分韵主其事。沈约没有给景宗，景宗不平。要求与群臣一起赋诗联句。武帝说：“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曹景宗这首五言小诗，写得不错，比文士还好，没有丢丑。从这个故事可见一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