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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表述掷地有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权”和“利”之间徘徊的国企，如今该摘下这顶“官商不明”的乌纱帽了。
“天价招待费”的背后
在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中，一份关于招待费和会务费的报告清单格外显眼：11家企业业务招待费过亿元，其中10家为央企，业务招待费最高的为中国铁建，高达8.37亿元，同为国企的中国交建和中国水电分别以7.80亿元和3.43亿元紧随其后。相比逐年激增的招待费，部分国企和央企的经营状况却开始在悄然之间显出颓势。该份年报显示，上市的国企、央企包揽了2012年上市公司巨亏榜前十位，合计亏损近500亿元。一方面是逐年递增的招待费数额，另一方面却是财报数据巨亏和巨额高管年薪问题的不断曝光，让人们不得不产生质疑——国企开出的“天价招待费”，究竟“招待”了谁？
一位曾与基层铁道建设系统打过交道的人士透露，铁道建设单位与基层政府维系关系的“武器”就是请客吃饭，甚至是“铁路修到哪里，就得请到哪里”。国企“天价招待费”本质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款吃喝”，这不仅仅关乎面子排场，其背后还存在着半公开的腐败和巨大的利益链条。然而，作为一项既可能涉及官员贪腐、又可能涉及企业是否合法经营的重要事项，业务招待费其实是一个公共事项，而非私人事项，对于独揽公共资源的国企来说更是如此。“天价招待费”究竟有多少最终变相装进了私人腰包？当吃吃喝喝渗透到权力的运行过程时，公共权力是否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调政企、政资分开、市场化道路与社会责任”的论述，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昭示着国企与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链条已经到了应立即斩断的时候了。
利益链从何滋生
集体利益的固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欧美老牌名企惨遭破产或收购，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是举步维艰，唯独通信、石油等领域的央企依然“衣食无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称，国企仰仗着得天独厚的行政优势占据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其发展依托两个优势——垄断和资源。
不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行政、制度、金融等资源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对巨额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更如同“暗箱操作”，谁也摸不清公共部门整体上的国有金融资本规模、收益和风险状况。民建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杨孟著认为，国企利益链条不断被相关政府部门以设定特许经营、行业准入等行政垄断的形式日益维系和强化，已经变得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高管的既得利益。201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的总数占A股全部高管总人数比重的5%。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涉足铁路产业利益链的33家上司公司高管中，有37名曾在铁道部或其他政府部门任职。许多高级管理层都采用行政与职称“双跨”的薪资待遇模式：行政方面涨工资时一次不落，职称方面加薪时分毫不少，并且在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国家相应级别干部的待遇。
在利益链的庇佑下，少数带有行政职级的干部一方面经营着自己的私营公司，同时又在国企挂职。今年
8月有媒体爆出，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13名核心管理人员在十年前伪造退休或辞退证明并注册私营公司，然后假借国企之名骗取合作公司的信任，跳过审批程序完成转让。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十年期间，其中有8人还在国企中得到职位晋升，获得财富和仕途“双丰收”。这类漏洞百出的“操作”，如果没有原持股国企的默许和上级监管机构的选择性“失明”，恐怕未必行得通。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国有资产违法吞并案件的曝光，不禁让公众对行政、监管、科研等机构与国企之间的利益关系浮想联翩。
无法回避的副作用
国企滋生惰性。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员工手捧着“铁饭碗”，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不愿打破现有的稳定局面。长此以往，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领导决策层，都在求稳和拒变的过程中滋生出了惰性。然而，对国家补贴的过度依赖、盲目拓展业务范围、管理人员占比高、生产成本高于业内平均水平等都会迅速将国企逼入亏损惨境，这充分说明国企在经营中存在两大劣势：一是内部运作体系不够市场化；二是对外部变化适应性较差。同时，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裁员方面的空间很小，缺乏成本调控能力和绩效考核机制。
民企无路可走。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鼓励、支持和正确引导民间投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给非国企，尤其是民企当头一棒：山西煤炭民企被煤炭国企整合并挤出市场；河北钢铁民企被重组挤出钢铁领域……杨孟著表示，国企与民企之间超过2/3的收入差距完全是靠国企的垄断地位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这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十分不利。
身为民营企业管理者的福建鑫垚贸易集团总裁余荣鹏对民间金融创新活动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深有感触：“融资难，市场准入难，都是摆在民营企业面前的生存难题。同样是企业，银行会认为国企贷款风险小。我们去银行贷款，就算用土地和资产抵押也不行，非让我们再找个担保公司做担保。”对于余荣鹏这样的民企管理者来说，他们最渴望的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拥有与国企同等的项目、资产、信用条件，因为企业归根结底都是在为社会和人民创造财富。
斩断利益链重在走市场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矿难为政企之间的利益链条增加了一道带血的疤痕。矿难的发生范围，从黑煤窑、小煤窑、民营煤窑向着国营煤矿扩展。煤炭产业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让克扣矿工工资、在安全生产环节千方百计减少投入等方式成了某些煤炭企业获取暴利的捷径。与利益链相伴的，还有一条权力链——资源决定着权力的分配。这种链链相扣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煤炭产业，也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中。今年8月底中石油四名高管的先后落马牵扯出国资委相关官员的严重违纪嫌疑，还有中储粮窝案、中国移动腐败窝案等案件的曝光，都揭示出国企“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和金字塔形的治理结构造成的高管权力过度集中。而个别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与掌握垄断资源的国企依靠行政资源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权力异化的体现。
数年前，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山大学演讲中“国企没搞好，责任在政府，不在企业”的一番话，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室主任杨涛感想颇多。在国家和政府推动国企改革时，既要防止“国进民退”中出现利益集团的阻力，又要防止“国退民进”中产生权贵阶层。在杨涛眼中，斩断利益之链，进行国企去行政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涛认为，首先，国企管理和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创造宽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各类企业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生产力。除少数公益性国企之外，尽可能减少国企无偿或低成本掌握资源、享受特殊政策的情况，杜绝利益集团的暗箱操作，逐渐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其次，应在政府与国企关系之外，构造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管理机制，如引入立法机关的监督和约束，对国企管理者的选择和运营情况进行直接监控，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影响，将国企的运营情况向利益相关的公众进行公开，让国有资产的不法操作遁于无形。
最后，公众之所以对国企“天价招待费”等问题产生质疑，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很少能直接感受到国企红利的回报。对此，还应该加快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善，使得国企利润的合理部分能最终用到与公众切身相关的就业、养老等领域，让公众真正享受到国企利用自然垄断使用公共资源所创造出来的红利。
“天价招待费”的背后
在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中，一份关于招待费和会务费的报告清单格外显眼：11家企业业务招待费过亿元，其中10家为央企，业务招待费最高的为中国铁建，高达8.37亿元，同为国企的中国交建和中国水电分别以7.80亿元和3.43亿元紧随其后。相比逐年激增的招待费，部分国企和央企的经营状况却开始在悄然之间显出颓势。该份年报显示，上市的国企、央企包揽了2012年上市公司巨亏榜前十位，合计亏损近500亿元。一方面是逐年递增的招待费数额，另一方面却是财报数据巨亏和巨额高管年薪问题的不断曝光，让人们不得不产生质疑——国企开出的“天价招待费”，究竟“招待”了谁？
一位曾与基层铁道建设系统打过交道的人士透露，铁道建设单位与基层政府维系关系的“武器”就是请客吃饭，甚至是“铁路修到哪里，就得请到哪里”。国企“天价招待费”本质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款吃喝”，这不仅仅关乎面子排场，其背后还存在着半公开的腐败和巨大的利益链条。然而，作为一项既可能涉及官员贪腐、又可能涉及企业是否合法经营的重要事项，业务招待费其实是一个公共事项，而非私人事项，对于独揽公共资源的国企来说更是如此。“天价招待费”究竟有多少最终变相装进了私人腰包？当吃吃喝喝渗透到权力的运行过程时，公共权力是否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调政企、政资分开、市场化道路与社会责任”的论述，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昭示着国企与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链条已经到了应立即斩断的时候了。
利益链从何滋生
集体利益的固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欧美老牌名企惨遭破产或收购，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是举步维艰，唯独通信、石油等领域的央企依然“衣食无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称，国企仰仗着得天独厚的行政优势占据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其发展依托两个优势——垄断和资源。
不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行政、制度、金融等资源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对巨额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更如同“暗箱操作”，谁也摸不清公共部门整体上的国有金融资本规模、收益和风险状况。民建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杨孟著认为，国企利益链条不断被相关政府部门以设定特许经营、行业准入等行政垄断的形式日益维系和强化，已经变得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高管的既得利益。201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的总数占A股全部高管总人数比重的5%。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涉足铁路产业利益链的33家上司公司高管中，有37名曾在铁道部或其他政府部门任职。许多高级管理层都采用行政与职称“双跨”的薪资待遇模式：行政方面涨工资时一次不落，职称方面加薪时分毫不少，并且在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国家相应级别干部的待遇。
在利益链的庇佑下，少数带有行政职级的干部一方面经营着自己的私营公司，同时又在国企挂职。今年
8月有媒体爆出，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13名核心管理人员在十年前伪造退休或辞退证明并注册私营公司，然后假借国企之名骗取合作公司的信任，跳过审批程序完成转让。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十年期间，其中有8人还在国企中得到职位晋升，获得财富和仕途“双丰收”。这类漏洞百出的“操作”，如果没有原持股国企的默许和上级监管机构的选择性“失明”，恐怕未必行得通。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国有资产违法吞并案件的曝光，不禁让公众对行政、监管、科研等机构与国企之间的利益关系浮想联翩。
无法回避的副作用
国企滋生惰性。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员工手捧着“铁饭碗”，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不愿打破现有的稳定局面。长此以往，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领导决策层，都在求稳和拒变的过程中滋生出了惰性。然而，对国家补贴的过度依赖、盲目拓展业务范围、管理人员占比高、生产成本高于业内平均水平等都会迅速将国企逼入亏损惨境，这充分说明国企在经营中存在两大劣势：一是内部运作体系不够市场化；二是对外部变化适应性较差。同时，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裁员方面的空间很小，缺乏成本调控能力和绩效考核机制。
民企无路可走。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鼓励、支持和正确引导民间投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给非国企，尤其是民企当头一棒：山西煤炭民企被煤炭国企整合并挤出市场；河北钢铁民企被重组挤出钢铁领域……杨孟著表示，国企与民企之间超过2/3的收入差距完全是靠国企的垄断地位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这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十分不利。
身为民营企业管理者的福建鑫垚贸易集团总裁余荣鹏对民间金融创新活动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深有感触：“融资难，市场准入难，都是摆在民营企业面前的生存难题。同样是企业，银行会认为国企贷款风险小。我们去银行贷款，就算用土地和资产抵押也不行，非让我们再找个担保公司做担保。”对于余荣鹏这样的民企管理者来说，他们最渴望的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拥有与国企同等的项目、资产、信用条件，因为企业归根结底都是在为社会和人民创造财富。
斩断利益链重在走市场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矿难为政企之间的利益链条增加了一道带血的疤痕。矿难的发生范围，从黑煤窑、小煤窑、民营煤窑向着国营煤矿扩展。煤炭产业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让克扣矿工工资、在安全生产环节千方百计减少投入等方式成了某些煤炭企业获取暴利的捷径。与利益链相伴的，还有一条权力链——资源决定着权力的分配。这种链链相扣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煤炭产业，也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中。今年8月底中石油四名高管的先后落马牵扯出国资委相关官员的严重违纪嫌疑，还有中储粮窝案、中国移动腐败窝案等案件的曝光，都揭示出国企“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和金字塔形的治理结构造成的高管权力过度集中。而个别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与掌握垄断资源的国企依靠行政资源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权力异化的体现。
数年前，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山大学演讲中“国企没搞好，责任在政府，不在企业”的一番话，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室主任杨涛感想颇多。在国家和政府推动国企改革时，既要防止“国进民退”中出现利益集团的阻力，又要防止“国退民进”中产生权贵阶层。在杨涛眼中，斩断利益之链，进行国企去行政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涛认为，首先，国企管理和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创造宽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各类企业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生产力。除少数公益性国企之外，尽可能减少国企无偿或低成本掌握资源、享受特殊政策的情况，杜绝利益集团的暗箱操作，逐渐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其次，应在政府与国企关系之外，构造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管理机制，如引入立法机关的监督和约束，对国企管理者的选择和运营情况进行直接监控，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影响，将国企的运营情况向利益相关的公众进行公开，让国有资产的不法操作遁于无形。
最后，公众之所以对国企“天价招待费”等问题产生质疑，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很少能直接感受到国企红利的回报。对此，还应该加快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善，使得国企利润的合理部分能最终用到与公众切身相关的就业、养老等领域，让公众真正享受到国企利用自然垄断使用公共资源所创造出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