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正由提高效率的改革迈向促进公平的改革。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时，一般将公平问题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二是经济机会的公平；三是经济结果的公平。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特别是经济机会的不公平上。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有学者估计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总量的１０％左右，更有学者推算仅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间房地产开发流失的地租就达３３００亿元。
　　所以说，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并不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但如果仅仅从调整分配经济结果的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没有制度改革的跟进来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倒很有可能真正损害效率。如果政府决定提高税收一个百分点，用于转移支付，帮助低收入者，这种税收普遍适用所有企业，没有什么不公平的问题。但如果政府在采购、行业准入、配额管制等方面，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而存在诸多寻租机会，这种不公平对于效率的损失就可能是双倍的：一方面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企业还拿出不必要的成本用于贿赂。
　　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标准，而且也低于国际标准。我国的贫困标准是人年收入不足635元。而国际通行的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的人均1天1美元的标准，这么低的贫困标准也还远不至产生损害效率的效果。所以，拿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美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比较公平与效率的研究结果套用中国的现实，也就说用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来推断中国现状，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并不适用。
　　也有人认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主要靠经济发展速度。这种思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有效的。我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社会公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但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无论是能源、资源、环境、外贸条件都不足以支撑中国再以量的高速增长来解决社会矛盾。
　　由是，加強社会保障，建立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救济等制度，财政转移向欠发达地区、向农村倾斜非常必要。但这些措施要取得成效必须还要有制度改革的跟进，有反腐败措施的保障。社会财富的创造在一个时间段内是恒定的，想要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