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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狂草;主体情志;笔墨形式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19）13-0028-03
狂草是草书中最为放纵、最为变化莫测者，亦是书法中最适合主体情感抒发者。狂草之书写以主体情志之表达为主，但又有笔墨技巧形式语言之内在规定，绝非歇斯底里地胡写一通。那么，情感与形式就成为我们探讨狂草、欣赏狂草不可或缺的话题，而在历来狂草书家中，张旭是划时代之巨匠，具有历史典范意义。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史”。张旭是晋唐士族文化形态中的杰出人物，其母陆氏为初唐名书家陆柬之侄女、虞世南外孙女，其堂舅陆彦远、表兄弟陆景荣皆善书，有名于当世。张旭嗜酒好饮，与贺知章、李白、汝阳王等为“酒中八仙”。因情性癫狂，脱帽露顶，醉中以头儒墨作书，后人谑称“张颠”。张旭工诗书，诗以七绝见长，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楷书颇精能，尤以草书名世，世称“草圣”，与怀素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诏以张旭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张旭雄放之书风一如其豪迈之襟怀。唐代窦臮曰：“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馀兴。”并非夸诞虚可之词。
一般认为，张旭书学二王，其草书则继承张芝一脉，得力于王献之尤多。蔡希综云：“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在传为张旭的诸多狂草书帖中，《肚痛帖》（见下页图1）之争议相对较少。而且这件作品是张旭狂草艺术体系中的一件经典作品，亦是草书“质”（情志、情感）与“文”（形式、技巧）相一的典范之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张旭草书是其主体情志之物化，其草书艺术语言因主体情志而变化相生，其主体情志则以草书艺术语言之变化而呈现，可谓“文因质生，质待文彰”。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韩愈此文是解读张旭草书情感与形式的著名文献。张旭之才性均寄寓在草书艺术中，韩愈指出张旭“不治他技”，即可见其于草书艺术所下功夫之精纯专一。这一点十分关键，指明了张旭草书表情达意是建立在技艺精熟之基础上的。历来不乏批评家批评当时凡夫俗子只见草书狂怪之相，而不知其中关捩。故黄伯思曰：“观旭书尚其怪而不知其入规矩，读庄子知其旷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钟期。”韩愈无疑是张旭的知音。当然，韩愈若仅仅看到张旭草书技术性乎段之锤炼，尚不足以称之为张旭的钟子期。更为重要的是，韩愈看到了张旭草书艺术“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之关键——“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亦即草书之“情”。也就是说，张旭是将自己“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等动之于心的一切情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之中。并且，张旭又擅长观察世间万物之华彩，体味天地万物之变化，由此所生成的一切情感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旭的草书之“文”就有了“质”的支撑，从而不再拘泥于前贤固有之姿态华彩，而是形成了自己变动不居的草书艺术形式语言。苏轼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所谓“意态”，即草书点画所传达之神情姿态，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张旭草书虽放任自然，卻能笔笔到位。
那么，《肚痛帖》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作品，创作主体讲述了“肚痛”及进药之情况，草书之形式语言亦随之而波澜起伏。起首三字用笔甚重，字字独立，进而点画上下牵动，连绵不已，舒卷翻腾，屈伸奔逸，行笔至最后两行则大开大合，如疾风骤雨，势不可当，痛快淋漓。这种变化莫测的体势之开合、意态之变动正是草书艺术的特质，这也不是其他书体所具备者。纵然如此，但这件作品每一笔仍旧起讫分明，干净利落，精妙绝伦，这是一种训练极为精熟方能达到的效果。刘熙载云：“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由此可见，草书之笔墨技巧是需要含蕴其他诸体书法之笔意的，这也是其能变化自如的原因之一。基于草书的这种特征，草书的笔墨形式语言则可以随着创作主体情感之变化而变化，从而进入自由之境界。比如这件作品全篇凡三十字，而最后七字在整体章法上占据了几近二分之一的空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但通篇又和谐自然，令人叹赏不已。
如果说“情”是张旭草书之主体根源，那么，“道”就是张旭草书之技艺根源。宋代董逌认为：“百技原于道，惟致一则精复神化，此进乎道也。世既以道与技分矣，则一涉技能便不复知其要妙，此岂托于事，游泳乎道者耶？张旭于书则进乎技者也，可以语此矣。”“按，进者，超过之谓也。”董逌可谓一语中的。如果仅仅是技术性锤炼，把“技”凌驾于“道”之上，使“技”与“道”分离，则往往不能知其精深绝妙，更遑论涵泳于“道”了。那么，张旭在书法上则是涵泳于“道”而超越“技”的，那么，他下笔游刃有余，变化莫测而矩镬自然，正是“道”作为内在支撑的。
情志激扬却又法度精当，张旭草书艺术之情感与形式的张力往往见之于此。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19）13-0028-03
狂草是草书中最为放纵、最为变化莫测者，亦是书法中最适合主体情感抒发者。狂草之书写以主体情志之表达为主，但又有笔墨技巧形式语言之内在规定，绝非歇斯底里地胡写一通。那么，情感与形式就成为我们探讨狂草、欣赏狂草不可或缺的话题，而在历来狂草书家中，张旭是划时代之巨匠，具有历史典范意义。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史”。张旭是晋唐士族文化形态中的杰出人物，其母陆氏为初唐名书家陆柬之侄女、虞世南外孙女，其堂舅陆彦远、表兄弟陆景荣皆善书，有名于当世。张旭嗜酒好饮，与贺知章、李白、汝阳王等为“酒中八仙”。因情性癫狂，脱帽露顶，醉中以头儒墨作书，后人谑称“张颠”。张旭工诗书，诗以七绝见长，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楷书颇精能，尤以草书名世，世称“草圣”，与怀素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诏以张旭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张旭雄放之书风一如其豪迈之襟怀。唐代窦臮曰：“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馀兴。”并非夸诞虚可之词。
一般认为，张旭书学二王，其草书则继承张芝一脉，得力于王献之尤多。蔡希综云：“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在传为张旭的诸多狂草书帖中，《肚痛帖》（见下页图1）之争议相对较少。而且这件作品是张旭狂草艺术体系中的一件经典作品，亦是草书“质”（情志、情感）与“文”（形式、技巧）相一的典范之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张旭草书是其主体情志之物化，其草书艺术语言因主体情志而变化相生，其主体情志则以草书艺术语言之变化而呈现，可谓“文因质生，质待文彰”。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韩愈此文是解读张旭草书情感与形式的著名文献。张旭之才性均寄寓在草书艺术中，韩愈指出张旭“不治他技”，即可见其于草书艺术所下功夫之精纯专一。这一点十分关键，指明了张旭草书表情达意是建立在技艺精熟之基础上的。历来不乏批评家批评当时凡夫俗子只见草书狂怪之相，而不知其中关捩。故黄伯思曰：“观旭书尚其怪而不知其入规矩，读庄子知其旷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钟期。”韩愈无疑是张旭的知音。当然，韩愈若仅仅看到张旭草书技术性乎段之锤炼，尚不足以称之为张旭的钟子期。更为重要的是，韩愈看到了张旭草书艺术“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之关键——“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亦即草书之“情”。也就是说，张旭是将自己“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等动之于心的一切情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之中。并且，张旭又擅长观察世间万物之华彩，体味天地万物之变化，由此所生成的一切情感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旭的草书之“文”就有了“质”的支撑，从而不再拘泥于前贤固有之姿态华彩，而是形成了自己变动不居的草书艺术形式语言。苏轼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所谓“意态”，即草书点画所传达之神情姿态，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张旭草书虽放任自然，卻能笔笔到位。
那么，《肚痛帖》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作品，创作主体讲述了“肚痛”及进药之情况，草书之形式语言亦随之而波澜起伏。起首三字用笔甚重，字字独立，进而点画上下牵动，连绵不已，舒卷翻腾，屈伸奔逸，行笔至最后两行则大开大合，如疾风骤雨，势不可当，痛快淋漓。这种变化莫测的体势之开合、意态之变动正是草书艺术的特质，这也不是其他书体所具备者。纵然如此，但这件作品每一笔仍旧起讫分明，干净利落，精妙绝伦，这是一种训练极为精熟方能达到的效果。刘熙载云：“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由此可见，草书之笔墨技巧是需要含蕴其他诸体书法之笔意的，这也是其能变化自如的原因之一。基于草书的这种特征，草书的笔墨形式语言则可以随着创作主体情感之变化而变化，从而进入自由之境界。比如这件作品全篇凡三十字，而最后七字在整体章法上占据了几近二分之一的空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但通篇又和谐自然，令人叹赏不已。
如果说“情”是张旭草书之主体根源，那么，“道”就是张旭草书之技艺根源。宋代董逌认为：“百技原于道，惟致一则精复神化，此进乎道也。世既以道与技分矣，则一涉技能便不复知其要妙，此岂托于事，游泳乎道者耶？张旭于书则进乎技者也，可以语此矣。”“按，进者，超过之谓也。”董逌可谓一语中的。如果仅仅是技术性锤炼，把“技”凌驾于“道”之上，使“技”与“道”分离，则往往不能知其精深绝妙，更遑论涵泳于“道”了。那么，张旭在书法上则是涵泳于“道”而超越“技”的，那么，他下笔游刃有余，变化莫测而矩镬自然，正是“道”作为内在支撑的。
情志激扬却又法度精当，张旭草书艺术之情感与形式的张力往往见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