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发展仍是周边形势变化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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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近来中国周边战略形势变化,安全问题似乎成了学界与政界的关注焦点,如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盟国与盟友体系重新调整及某些国家安全政策欲做根本性突破等。这些安全问题固然是十分紧迫的地区性课题,但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和更长远的历史纵深看,发展问题依然是中国周边国家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在更深远的战略层面推动并直接影响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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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如何通过自身进步和推动与其他国家积极的战略互动,打破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避免成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矛盾集中的焦点,破解大国崛起困境,必将是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进程。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既要为这一进程提供安全保障,也要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实现和检验。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
转型,这是认识21世纪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关键词。在21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及生产、生活方式以至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模式、人们有关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观念,都将发生转型式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将与世界转型进程同步,在经济、政治及生产、生活方式以至价值观、国际观等方面转型。中国转型不但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世界转型的性质、方向与总进程。鉴于转型是21世纪大趋势,中国须适应世界转型大趋势,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以至价值观念,制订
为了考察中国作为潜在世界大国的战略环境,本文引入了四个指标:中国国际角色变化的动力、大国关系的新态势、中国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社会的认知。前两者属于“硬实力”范畴,后两者属于“认知”因素。以此为出发点,本文以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客观分析中国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塑造有利中国的战略环境,其关键仍在国内。对外,中国则应继续保持敢于担当、谦虚平和的大国心态,更加坚定地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
西方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把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某种静态的东西来研究,二是认为一种理论一旦被确立,就有某种“普世性”。然而,国际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同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且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针对性,都是应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在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上两点,即时空问题。
2010年版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对冷战后美国核战略做了整体性审查与评估。“报告”分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及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重新明确了美国核政策的指导原则与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报告”阐明了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同时保持多重利益关系平衡的新核政策。
2013年10月10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在北京举办了“周边战略形势与中国周边战略”专题研讨会,京津地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2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与特点及其原因、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实践与筹划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和深层次战略思考。本刊在此辑要发表与会专
4月24—26日,中国欧洳学会德国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主题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与中德关系”。德国驻华使馆新任公使利德尔、中国前驻德大使马灿荣、中央外办研究局局长史明德等出席了本届年会,全国众多研究机构和高校德国研究领域的近50名会员也一并与会。
我们在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建设方面常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十八大”之后又加入了“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这两个中国外交努力的新方向。可以说,从战略设计的优先级上讲,大国和周边始终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