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萨默斯在2010年卸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顾问之前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在这个信条背后潜藏已久的狂妄自大（或者说是自满）可见一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历史——一个充满恐惧和忧虑的历史。但是，这些恐惧和忧虑都被为捍卫繁荣而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动所驱散。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局长就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发出的警告所说的一样，该国工业增长率在10年中始终保持每年8%或9%的增幅将会大大缩小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艾伦·杜勒斯在1959年对苏联亦作出如是评判。在苏联面临解体之危时，《哈佛商业评论》在1990年中的每一期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文，称冷战已经结束，德国和日本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我们现在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有关美国衰落的预言自美国建国以来就不绝于耳。但是，这些预言在一代代美国人中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促使他们进行革新。我坚信，只要我们对未来存有忧虑，那么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面临着众多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拥有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灵活、最具活力和最具创业精神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让公民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其有关储备货币地位，或“美元的力量”——经济主导地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的结尾也提出了相似的主题：“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美元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不是中国人的手中。”
　　这些信念并非萨默斯和艾肯格林等经济学家所独有。它们被广泛认同。政治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声称：“当英国不能再进行全球治理时，美国适时进入，取而代之。而现在却没有一个国家时刻准备好了要取代美国……”
　　同样的，著名国际关系专家、高级官员约瑟夫·奈也作出了以下评估：“美国并没有彻底陷入衰落之中，相比之下，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强大……美国权力在21世纪的问题不是衰落，而是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些观点来自一个深邃而崇高的源泉：美国例外主义的信仰之井。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某些特别之处未来仍将保持。当然，这种情绪也弥漫在英国。当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中的反帝国主义者、爱尔兰人史蒂芬·戴德勒斯被问及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的时候，他讽刺地答道：“在这个帝国的土地上……太阳从不落下。”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大力吹捧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本书的初衷，就是要对这一中心信条发问。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相关的经济主导及其表现，包括货币主导量化，对经济主导的历史寻根溯源，并展望其在接下来的20年间的前景。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日益临近
　　量化得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结论。
　　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日益临近（可能已经开始），并将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涵盖财富、贸易、外部融资以及货币），其主导地位在未来的20年间会很明显，能与处于帝国时期的英国或“二战”后的美国相媲美。
　　第二，由于规模大小——即经济、贸易的规模和债权头寸大小——是储备货币地位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中国不断增长的规模和不断强大的经济主导地位很可能会转化成货币主导地位。这些计算，以及一本有关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化历史的新读物都表明，在接下来的5年之中，人民币将超越美元，成为首选的储备货币。
　　如果中国在金融和涉外部门进行改革的话，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会提高，速度也会加快。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首选，人民币的这一地位会扩大中国的权力并提高其声望。而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已经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第三，这些明确的数据包含两个政策上的信息，其中一个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有关，另一个则是特别针对美国。中国未来的主导地位不需要对现行的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和贸易体系造成威胁。确实，中国在实际贸易方面不同寻常的开放，导致了一个规模宏大并不断成长的私有部门的产生，而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互相依存、从中得到的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为维持这一部门所需承担的风险却被忽视了。
　　另外，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颇高，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不断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引擎，而这二者对于中国的领导能力的合法性十分关键。这种依赖性导致了维持开放带来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日渐一致，并不断强化。
　　然而，世界对于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依旧不能十分确定。为了防止出现中国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却不再友好的局面，世界需要进行投保。这份投保必须以复兴多边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且要把中国牢牢地约束在其中。总之，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复兴多边主义的途径。
　　这一切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在经济和货币上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中国的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决定，而不是由美国的行动决定的。
　　然而，美国却容易被人口和“经济赶超”现象的逻辑说服，而贫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迄今为止凭借着这一过程赶上了较为富裕的国家的脚步。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只要中国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
　　其经济总量将远远大于美国。
　　美国敲响了警钟
　　一般而言，一个复兴的美国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占据主导的情景。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是这样化解日本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的。但是这种做法在未来可能不会再适用。中国不太可能像日本那样失去发展动力，因为中国的增长空间还很大，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距离日本所达到的前沿地位还很遥远。
　　此外，美国国内的状况也比以往要困难得多：财政状况和外部条件更加脆弱、增长前景暗淡，特别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停滞的结构性痼疾已然恶化。
　　另外，即便美国找到技术发展动力的新源泉，这也不会让美国相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在逐渐变“平”的新世界中，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能够很容易地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如果富裕国家停滞不前的话，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就会一如既往地奋起直追。但是如果富裕的国家在技术上保持活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不会赶超上来。反之，富裕的国家就会落后，但是它们在增长方面保持领先的能力也会被一些因素，例如经济赶超、新技术的特点，以及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对这些技术的快速掌握所限制。
　　上一次主导权的转移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果国内经济明显疲软、外部脆弱，再加上存在一个占据主导的力量，三者的结合就会使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显得不堪一击。
　　就目前而言，这种脆弱性只是相对于一个不仅不与其他国家结盟——当然这与“二战”前后的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没能彻底打消世界各国对其国内政治和疆界以外的雄心壮志的疑虑的主导国家而言的。一个占据主导的中国，不论作为这种权力的接受者的可能性有多小，这种可能都为美国敲响了警钟。
　　这个研究最让人感兴趣的时间段是接下来的20年，而我的重心却是在20世纪。这是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能够为我们研究中国未来可能取得主导地位提供两个类似的历史事件案例，即“二战”后的美国和“一战”前的英国。
　　中国不会做出让投资者们担心的举动
　　同过去的两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一样，中国的主导地位也将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
　　到2030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与美国的12%相比）。这一比重和美国在1950年的时候差不多，却比187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5%~20%，而美国却只占7%。
　　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从计量经济学中得到的结果，加上对由英镑到美元的转化的历史经验的不同解读，二者的结合使得对美元和人民币命运的预测带有些许戏剧性……人民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就会取代美元，因为在2010年左右，中国的总体经济主导指数已经超越了美国。
　　货币主导关系的变更还不至于不可阻挡。这还要看中国对其金融部门和汇率政策的改革程度。
　　中国需要取消对外国人在整个金融和贸易过程中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使投资者对他们的流动性和能力充满信心。然而，如果这些政策方案得以执行（有些已经开始执行了）的话，基本因素就会各就其位，进而推动人民币崛起，并取代现在的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
　　对这些预测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同意规模和政策是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地位最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信心和信任度，而这两者在困难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一次危机的重要关头，投资者的钱在中国手里会比在美国手里更安全吗？或者至少，他们的钱不会被中国政府国有化或据为己有吗？
　　当然，政治上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局稳定，而且正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进，对于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撇开政治改革不谈，中国也不会做出让投资者们担心的举动。中国通过其政策行动，正在向世界发出一种信号，表明其对提升人民币地位的愿望。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给中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政治上的通道，使其从当前的重商战略中退出。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它不会使人民币陷于危境。不言而喻，如果美国在政策和表现上遭遇失败的话，从美元到人民币转变的可能性和速度都会大大提高。
　　中国一直与众不同
　　中国主导的三个不同方面：
　　首先，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早熟的国家，因为其主导地位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上取得的。与此相反，英国和美国在其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都已跻身富裕国家之列。
　　其次，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同美国和英国在对比期的情况一样，中国现在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有意识地通过汇率或贸易政策来达到繁荣的目标。这与英国也不同，英国主要是依赖于贸易政策，而中国振兴商业的方法则是汇率政策。中国一直与众不同，因为它崛起取得主导地位，以及它的重商主义都与资本的自给自足相关联，而英国和美国则对资本高度开放。
　　最后，尽管中国现在十分注重商业，但从贸易方面来讲，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既重商又开放的国家，中国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与美国在其主导地位如日中天时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的开放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这里的一大问题就是，“二战”后，美国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贸易和金融系统，而这个系统在中国取得经济主导之后还能够生存下来吗？
　　作为一个拥有主导权的国家，中国——就像美国主导时期的美国一样——将日益不受局外人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汇率、气候变化以及技术保护主义等方面。而这几乎就要成为现实了。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的利益将统领一切。
　　追求自身利益本身不需要通过削弱现有的体系来实现。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独有的一些特点，特别是中国是历史上最开放的超级大国之一这一事实，将让中国在维持现行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也承担一份风险。
　　“二战”后，美国对开放体系所作的承诺与经济的关联较少，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而这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略考虑：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会促进其他地方的繁荣，特别是其在欧洲的盟友和日本的繁荣；这样的经济体系在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能减少另一次全球性战争爆发的可能。中国在市场开放中所承担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将发展成果惠及其国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持续开放。
　　贸易对中国的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也可能通过将人民币国际化而从重商主义中退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处于该体系中的重要国家间合作论坛，其效率也不高。这一切都使中国和其他大规模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摩擦会更多的与贸易，而不是与宏观经济问题相关。反过来，这也会使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的中心和重要论坛。
　　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中国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享有既得利益，并以自己的行动，甚至是领导其他国家来维护这一体系。
　　此外，现代贸易关系，特别是增值链的切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导致了货物、资本、人员和理念更多的双向流动。这种十字交叉形的全球化导致了千丝万缕的私人利益的产生。而要保住这些利益，他们就必须竭尽所能维护这种全球化。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了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因人民币的地位而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摘自《大预测》
　　【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著倪颖 曹槟 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