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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热河风云莫测，咸丰帝的驾崩激化了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与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北京派”两党派间的斗争。奕訢奔赴热河，与两宫太后紧急联盟，最终发动辛酉政变。政变造就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把持清王朝最高权力47载之久的历史。奕訢作为晚清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政海中历经起伏，为何当初选择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在政变过后，地位有所提升之时，为何眼睁睁地看着清王朝由一后宫女子掌权，“接受”垂帘之政呢？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一一具体探究。
关键词： 奕訢 慈禧太后 辛酉政变 垂帘听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1860年9月下旬进攻张家湾后，进逼京师。咸丰帝定“出狩之计”，①带领妃嫔和一批官员于当月22日逃往热河行宫，留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这一次木兰巡幸令咸丰帝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咸丰帝病重时立下两道朱谕，将皇位传给了载淳，同时亦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户部尚书萧顺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热河派在此次随同咸丰帝出逃，“少了其他王公大臣的竞争倾轧，他们更是深得咸丰帝的专宠信赖，平时可身穿便服，随意出入避暑山庄”，②如今，还能辅政新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热河派的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北京派”加紧了脚步——恭亲王奕訢赴热河以奔丧之名，实为摸清热河政局，与两宫太后会面，商谈机密要事。在奕訢回京途中，“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③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党派争个鱼死网破，最后得利的，却是两宫太后。在这个节骨眼上，奕訢为何不坐大“北京派”，谋权篡位，独揽大权？
追溯到更早之前，道光帝立储之事，历来引起学者的不少争议。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记载：奕訢“天姿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由此佐证，道光帝是如此看重奕訢，当时的奕訢固然沾沾自喜，心里暗想立储之事非己莫属。可是最后的赢家却是皇四子奕詝——乃后为咸丰帝。奕訢虽被册封为恭亲王，但不愤的情绪是少不了的。道光立储，为恭亲王与咸丰帝之间的失和埋下伏笔。奕訢在咸丰帝即位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建都南京，分兵北伐，奕訢办理巡防事宜，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外国侵略者的爪牙伸入京城，他临危受命，与英法两国签订合约，力图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尤其在议和成功这件事上，奕訢“声誉鹊起，不但外国人对他多所称赞，就是那些留守北京的王宫大臣们竟也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暗地里议论咸丰帝不顾江山社稷与列祖列宗，抛弃百姓臣民而逃，而恭亲王奕訢却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有定社稷之功”。④
因而奕訢在朝野扎稳根基，不仅仅与洋人交好，还笼络了不少大臣。“……他（奕訢）与户部侍郎文祥、大学士贵良、内务府大臣宝鋆和在通州八里桥抗击英法联军的领军都统领胜保等留守及参与议和的官员无形中结成了一个集团”。⑤奕訢的“北京派”中拥有了胜保的军政实力补充，何谓添翼之作。
另外，继任皇位的太子载淳年纪太小，不足以震慑天下，统领群臣。何况君王向来日理万机，怎能由一幼童来操控政权，如此儿戏呢？虽说设立赞襄政务大臣来辅佐新君，但未免导致权臣野心膨胀，大权旁落，皇室地位不保，动摇清王朝百年基业。奕訢既然具备了足够的有利条件，大可夺权登位，一统江山。可是，他最终未曾走出这步棋，而是拱手相让于两后，我们分析得出以下原因。
第一，同一血统，相煎何太急。载淳是咸丰帝唯一可传位的皇子，他的继位是名正言顺，合乎封建社会中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的。奕訢与载淳是叔侄关系，既然如此，如何争位？毕竟都是同一宗族，同一血统的。奕訢一旦发难，只会让外人看戏笑话罢了。因此，倒不如好好扶植新苗，先助其母摄政，他日皇帝成人，政务可更易于执掌，恭亲王奕訢到时便可功成身退，芳名流传。
第二，奕訢在赴热河会见两宫太后前，必定经过一翻深思熟虑。他非常明白，当务之急就是避免肃顺等权臣大权在握，杜绝爱新觉罗皇室百年基业的噩梦成真。当时鉴于新帝年幼，未能成熟处理繁琐的政务，八大臣的作用宛如皇帝的大脑，每天都过滤和分析核查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奏折。而咸丰帝在临终之际，作了明智的决定，来平衡这种不稳的机制：“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并希转传京外文武各该衙门一体钦遵。”⑥值得注意的是，咸丰帝把其私印分别交授给皇后钮祜禄氏和皇子载淳。但载淳只有6岁，固不能妥善保管和使用，因此由其母懿贵妃（后为慈禧太后）代为保管。
钤印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权至上，同样亦坚定了奕訢联合两宫太后的决心。就统治阶层而言，与其笼里斗，还不及解决权臣与君权间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
第三，实权在手，奕訢假若谋朝篡位，只会遭人唾骂。在决定联合两后前，奕訢就在京师初步设计了“太后出面理政，自己实际辅政”的清王朝最高权力运作格局。综观大清历史，似乎少有出现一位为臣的亲王或权贵谋权篡位的现象，张扬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衮也不例外。顺治帝即位时与同治帝一样，年幼无知。虽然据说当时正白旗旗主阿济格和镶白旗旗主多铎拥立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登位未果，但出任摄政王的多尔衮之后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大举旗帜，推翻顺治帝的政权。或许奕訢曾想过，发动这场政变，自己已替咸丰帝教训肃顺等权臣，从他们手中夺回最高皇权，也不该再计较个人得失，内心此时此刻无愧于列祖列宗。一旦夺位，或许会更招致民心背反，甚至自己党派的同僚亦不予支持。此乃险招，实施后并无退路。奕訢如此聪明敏捷，当然不会这么做。
既然放弃自己称帝的念头，奕訢就必须寻找值得依靠的“大山”。他的目光便锁定了新帝之母。在咸丰帝驾崩后，既要有实在坚固的政治地位，又要有日后走得安稳的后路，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叔嫂联合，发动政变。
“接受”垂帘的背后，奕訢是基于日后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党派，增强实力这一角度考虑的。钤印制度可有长两宫太后的志气，挫肃顺等八大臣威风的功效。由此，奕訢“接受”垂帘，是渴望得到太后的信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及教育各方面都被视为社会最底层。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女性难以发展，甚至仅仅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意识是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尽管慈禧太后身份特殊，奕訢作为一个男人，大概也没有摒弃这种观念。“在男人看来，女人毕竟是‘头发长见识短’，还是守‘妇道’为好；男人的职责才是掌权执政、谋划军国大事”。⑦“接受”垂帘，在某一层面，是安抚两宫太后情绪，为掌握实权增添人际关系的便利。
但是奕訢肃顺等人一样，低估了慈禧太后的野心。奕訢认为“垂帘”只是皇室内部统治的形式，仅仅是形式，或者如众大臣心中所想的“权宜之计”。殊不知，历经咸丰帝驾崩，至辛酉政变成功铲除八大臣的障碍，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大增，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更有切身的领悟。“垂帘”不会是形式。慈禧太后的如意算盘打得精明，“听”是形式，“理”则是内容。听政与理政，形式与内容，都统一在她专制的政权中，垂帘听政亦该成为“定制”。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封建社会中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作为臣子，当行臣道，否则君臣失位，长幼失序。虽说载淳是奕訢的侄子，但如今侄子继承皇位，便是君主，而慈禧太后毕竟是嗣君的生母，既然要忠于嗣君，也不得不忠于其母。奕訢之所以“接受”垂帘听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种意识的驱使。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员，他是很难打破这一等级条框的。“奕訢并不想做周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这个时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奕訢坚决不单独掌权，他只想在皇权的保护伞下，通过怂恿太后垂帘，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⑧
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奕訢与慈禧太后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正史上没有她和恭亲王的私情记载，但在野史演绎中自有一番女人的柔媚手段……否则，恭亲王何以要冒着风险去为慈禧的‘垂帘’发动‘祺祥政变’？那‘垂帘’后的慈禧何以心甘情愿地让恭亲王和她一道共掌朝政多年？女人和男人的政治联手或利益共享，大多有私情的交通，这是古今事例所证实了的”。⑨其可信度有多高，应另作考究。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他们联合政变，是存在某种情愫促成的。
对于“接受”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事实，无论基于何种因素而作出如此抉择，奕訢应该是做足了心理准备。既然打消了篡位的念头，奕訢亦只能好好地接受新帝继位的现实，好好地接受两宫太后的听政朝野，好好地担当议政王一职。可谁也没料到，这一“接受”，影响了晚清王朝的发展，造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把持清王朝最高权力47载之久的历史。女主当朝，集权纵欲。或许这就是辛酉政变后，奕訢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吧。如台湾学者吴相湘的评价一样：“综观恭王一生，以过人之敏知，处中外流言庞杂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满清国祚得以延长，实利赖焉。”⑩最后归结一句，“接受”垂帘听政，也许是恭亲王奕訢当时最好的选择。作为清皇室的一员，他只能不懈地维持着王朝的统治秩序，为这个家族的统治延长寿命。
注释：
①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663.
②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122.
③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727.
④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119.
⑤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1.
⑥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722.
⑦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49.
⑧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79.
⑨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49.
⑩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19.
参考文献：
［1］徐珂.清稗类钞.
［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3］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4］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5］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
关键词： 奕訢 慈禧太后 辛酉政变 垂帘听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1860年9月下旬进攻张家湾后，进逼京师。咸丰帝定“出狩之计”，①带领妃嫔和一批官员于当月22日逃往热河行宫，留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这一次木兰巡幸令咸丰帝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咸丰帝病重时立下两道朱谕，将皇位传给了载淳，同时亦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户部尚书萧顺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热河派在此次随同咸丰帝出逃，“少了其他王公大臣的竞争倾轧，他们更是深得咸丰帝的专宠信赖，平时可身穿便服，随意出入避暑山庄”，②如今，还能辅政新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热河派的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北京派”加紧了脚步——恭亲王奕訢赴热河以奔丧之名，实为摸清热河政局，与两宫太后会面，商谈机密要事。在奕訢回京途中，“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③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党派争个鱼死网破，最后得利的，却是两宫太后。在这个节骨眼上，奕訢为何不坐大“北京派”，谋权篡位，独揽大权？
追溯到更早之前，道光帝立储之事，历来引起学者的不少争议。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记载：奕訢“天姿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由此佐证，道光帝是如此看重奕訢，当时的奕訢固然沾沾自喜，心里暗想立储之事非己莫属。可是最后的赢家却是皇四子奕詝——乃后为咸丰帝。奕訢虽被册封为恭亲王，但不愤的情绪是少不了的。道光立储，为恭亲王与咸丰帝之间的失和埋下伏笔。奕訢在咸丰帝即位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建都南京，分兵北伐，奕訢办理巡防事宜，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外国侵略者的爪牙伸入京城，他临危受命，与英法两国签订合约，力图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尤其在议和成功这件事上，奕訢“声誉鹊起，不但外国人对他多所称赞，就是那些留守北京的王宫大臣们竟也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暗地里议论咸丰帝不顾江山社稷与列祖列宗，抛弃百姓臣民而逃，而恭亲王奕訢却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有定社稷之功”。④
因而奕訢在朝野扎稳根基，不仅仅与洋人交好，还笼络了不少大臣。“……他（奕訢）与户部侍郎文祥、大学士贵良、内务府大臣宝鋆和在通州八里桥抗击英法联军的领军都统领胜保等留守及参与议和的官员无形中结成了一个集团”。⑤奕訢的“北京派”中拥有了胜保的军政实力补充，何谓添翼之作。
另外，继任皇位的太子载淳年纪太小，不足以震慑天下，统领群臣。何况君王向来日理万机，怎能由一幼童来操控政权，如此儿戏呢？虽说设立赞襄政务大臣来辅佐新君，但未免导致权臣野心膨胀，大权旁落，皇室地位不保，动摇清王朝百年基业。奕訢既然具备了足够的有利条件，大可夺权登位，一统江山。可是，他最终未曾走出这步棋，而是拱手相让于两后，我们分析得出以下原因。
第一，同一血统，相煎何太急。载淳是咸丰帝唯一可传位的皇子，他的继位是名正言顺，合乎封建社会中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的。奕訢与载淳是叔侄关系，既然如此，如何争位？毕竟都是同一宗族，同一血统的。奕訢一旦发难，只会让外人看戏笑话罢了。因此，倒不如好好扶植新苗，先助其母摄政，他日皇帝成人，政务可更易于执掌，恭亲王奕訢到时便可功成身退，芳名流传。
第二，奕訢在赴热河会见两宫太后前，必定经过一翻深思熟虑。他非常明白，当务之急就是避免肃顺等权臣大权在握，杜绝爱新觉罗皇室百年基业的噩梦成真。当时鉴于新帝年幼，未能成熟处理繁琐的政务，八大臣的作用宛如皇帝的大脑，每天都过滤和分析核查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奏折。而咸丰帝在临终之际，作了明智的决定，来平衡这种不稳的机制：“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并希转传京外文武各该衙门一体钦遵。”⑥值得注意的是，咸丰帝把其私印分别交授给皇后钮祜禄氏和皇子载淳。但载淳只有6岁，固不能妥善保管和使用，因此由其母懿贵妃（后为慈禧太后）代为保管。
钤印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权至上，同样亦坚定了奕訢联合两宫太后的决心。就统治阶层而言，与其笼里斗，还不及解决权臣与君权间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
第三，实权在手，奕訢假若谋朝篡位，只会遭人唾骂。在决定联合两后前，奕訢就在京师初步设计了“太后出面理政，自己实际辅政”的清王朝最高权力运作格局。综观大清历史，似乎少有出现一位为臣的亲王或权贵谋权篡位的现象，张扬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衮也不例外。顺治帝即位时与同治帝一样，年幼无知。虽然据说当时正白旗旗主阿济格和镶白旗旗主多铎拥立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登位未果，但出任摄政王的多尔衮之后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大举旗帜，推翻顺治帝的政权。或许奕訢曾想过，发动这场政变，自己已替咸丰帝教训肃顺等权臣，从他们手中夺回最高皇权，也不该再计较个人得失，内心此时此刻无愧于列祖列宗。一旦夺位，或许会更招致民心背反，甚至自己党派的同僚亦不予支持。此乃险招，实施后并无退路。奕訢如此聪明敏捷，当然不会这么做。
既然放弃自己称帝的念头，奕訢就必须寻找值得依靠的“大山”。他的目光便锁定了新帝之母。在咸丰帝驾崩后，既要有实在坚固的政治地位，又要有日后走得安稳的后路，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叔嫂联合，发动政变。
“接受”垂帘的背后，奕訢是基于日后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党派，增强实力这一角度考虑的。钤印制度可有长两宫太后的志气，挫肃顺等八大臣威风的功效。由此，奕訢“接受”垂帘，是渴望得到太后的信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及教育各方面都被视为社会最底层。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女性难以发展，甚至仅仅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意识是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尽管慈禧太后身份特殊，奕訢作为一个男人，大概也没有摒弃这种观念。“在男人看来，女人毕竟是‘头发长见识短’，还是守‘妇道’为好；男人的职责才是掌权执政、谋划军国大事”。⑦“接受”垂帘，在某一层面，是安抚两宫太后情绪，为掌握实权增添人际关系的便利。
但是奕訢肃顺等人一样，低估了慈禧太后的野心。奕訢认为“垂帘”只是皇室内部统治的形式，仅仅是形式，或者如众大臣心中所想的“权宜之计”。殊不知，历经咸丰帝驾崩，至辛酉政变成功铲除八大臣的障碍，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大增，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更有切身的领悟。“垂帘”不会是形式。慈禧太后的如意算盘打得精明，“听”是形式，“理”则是内容。听政与理政，形式与内容，都统一在她专制的政权中，垂帘听政亦该成为“定制”。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封建社会中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作为臣子，当行臣道，否则君臣失位，长幼失序。虽说载淳是奕訢的侄子，但如今侄子继承皇位，便是君主，而慈禧太后毕竟是嗣君的生母，既然要忠于嗣君，也不得不忠于其母。奕訢之所以“接受”垂帘听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种意识的驱使。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员，他是很难打破这一等级条框的。“奕訢并不想做周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这个时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奕訢坚决不单独掌权，他只想在皇权的保护伞下，通过怂恿太后垂帘，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⑧
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奕訢与慈禧太后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正史上没有她和恭亲王的私情记载，但在野史演绎中自有一番女人的柔媚手段……否则，恭亲王何以要冒着风险去为慈禧的‘垂帘’发动‘祺祥政变’？那‘垂帘’后的慈禧何以心甘情愿地让恭亲王和她一道共掌朝政多年？女人和男人的政治联手或利益共享，大多有私情的交通，这是古今事例所证实了的”。⑨其可信度有多高，应另作考究。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他们联合政变，是存在某种情愫促成的。
对于“接受”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事实，无论基于何种因素而作出如此抉择，奕訢应该是做足了心理准备。既然打消了篡位的念头，奕訢亦只能好好地接受新帝继位的现实，好好地接受两宫太后的听政朝野，好好地担当议政王一职。可谁也没料到，这一“接受”，影响了晚清王朝的发展，造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把持清王朝最高权力47载之久的历史。女主当朝，集权纵欲。或许这就是辛酉政变后，奕訢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吧。如台湾学者吴相湘的评价一样：“综观恭王一生，以过人之敏知，处中外流言庞杂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满清国祚得以延长，实利赖焉。”⑩最后归结一句，“接受”垂帘听政，也许是恭亲王奕訢当时最好的选择。作为清皇室的一员，他只能不懈地维持着王朝的统治秩序，为这个家族的统治延长寿命。
注释：
①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663.
②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122.
③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727.
④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119.
⑤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1.
⑥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P6722.
⑦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49.
⑧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79.
⑨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49.
⑩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19.
参考文献：
［1］徐珂.清稗类钞.
［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十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3］刘晓存.光绪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4］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 政海沉浮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5］王开玺.太后垂帘 慈禧奕訢政变记（公元1861年）.中华书局，2007.